自由、法治与秩序重构——读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

哈耶克认为,自由是独立于他人的专断意志的一种状态,它是文明进步的必要条件。法律的价值就在于确保自由,也就是为每个人划定一个他能够决定自己行动的公知的领域。他提出进化论的理性主义,相信自发秩序的力量,主张法治的条件下实现自由。他的理论对于20世纪的自由主义复兴,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     

对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中自由与责任关系的思考

哈耶克的关于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自由秩序原理》当中,而自由与责任的关系的思考亦是哈耶克论证自由主义思想重要论题。从《自由秩序原理》整体着眼,首先讨论哈耶克对于自由、责任的概念的认识和解释。最后,综合哈耶克分别对自由和责任的解释,探讨哈耶克对于自由与责任关系的认识:自由因承担责任而真正实现;个人自由领域与个人责任领域具有一致性;责任内容由自由决定。     

哈耶克的制度理论:秩序与传统

哈耶克的制度理论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制度理论。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观点,使他成为反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代表,他重视法律在扩展秩序(theextentedorder)中的作用,认为传统是至关重要的,资本主义的秩序就是传统演化的结果。哈耶克这种重秩序、守法律的思想,实质上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的进化论观念相一致。本文重点讨论哈耶克的扩展秩序和保持自由传统的制度观点,并指出它的现实意义。     

自由秩序规则--哈耶克法律观述要

哈耶克认为,自由是对人的状态的探求,在此状态下,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所施以的强制在社会中被减至最小,自由是一切价值的条件和渊源。他提出了自生自发的概念,论述了自生自发秩序与组织秩序的不同。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的划分,指出了内部规则与自生自发秩序相对应,就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相区别,凸现其所具有的否定性、目的独立性和抽象性。这样,哈耶克就完成了从秩序向规则的研究,最终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的自由主义法律观。     

对哈耶克“自由与责任”思想的一种阐释

本文主要出自于对哈耶克著作的理解,从哈耶克意义上的自由概念入手,在超脱出纯伦理学视域,明辨自由概念的基础上,诠释了哈耶克对自由与责任之应有关联的把握,及其论点和探讨的视角对中国当下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具有的某种启发意义。     

法治下的自由──哈耶克自由观评述

对自由涵义的解释并不是终点,关注自由的保持才更为根本。这是西方当代古典自由主义重要代表人物哈耶克自由观的一个重要特点。正因为对自由抱有如此关怀,哈耶克才特别注重对法治的讨论。他重视冯·萨维尼视法律为自由之基础的法律观,并将自己“法治下的自由”理想建基于这种法律观之上。他相信,没有法律便没有自由,因而尤其赞同将法律称为“自由的科学”①。本文准备在阐述哈耶克自由理念之本质的基础上,探讨实现和保障这种自由所需遵循的自发秩序原理和法治原理。     

人类历史与自由秩序——哈耶克政治哲学思想研究

哈耶克指出人类的历史源于个人奋斗,个人奋斗离不开个人自由,个人自由以责任为前提。有责任能力的人在自发行动中,通过试错不断积累经验而习得知识,凭借知识的无偿馈赠,利用促进进步的力量而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虽然产生不平等,但是自发行动可以自我调节逐步消除不平等,而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然而,理性的滥用会导致人为破坏自发行动,使得社会停滞。对此必须以法治来约束理性,而民主则是法治的保障。     

制度安排与村落发展──对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一种解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批传统落后村落脱颖而出成为富裕村，村集体经济发展迅速。其成功的共同秘诀是制度安排，村集体产权、公共权力运作、利益加亲情的村落文化等制度安排实现了均衡。这种制度安排既符合市场经济强调组织内部合作的原则，又充分调动村干部与村民的主观能动性，且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成功地实现了公有集体产权与市场经济融合，刺激村落集体经济迅速增长。     

现代制度与自由秩序的形成

在个体自由不断扩展的条件下,现代社会的秩序问题逐渐凸显出来.现代社会的秩序问题应界定为自由秩序的形成问题,自由秩序的形成离不开制度,现代制度为自由秩序的形成准备了必要的机制,包括激励机制、预期机制、宽容机制和妥协机制.中国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实施依法治国的空略,进行全面的体制改革,必将通过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制度创新,解决自由秩序的现代难题.     

农业、制度变迁与经济转型:中国地区差距的一种解释

农业以及农村工业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具活力的部门之一 ,农村工业是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发展壮大的。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农村工业 ,还可以充分地发挥当地的比较优势。因而 ,相对于城市的保守性 ,农业以及农村是制度创新的主要源泉。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 ,部分是由于资源禀赋差异造成 ,更主要的是由各地区制度创新能力不同造成的。因而落后地区应重视农业的发展 ,以便在此基础上为建立农村工业积累必要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有效的制度原则     

对哈耶克“自由与责任”思想的—种阐释

本文主要出自于对哈耶克著作的理解,从哈耶克意义上的自由概念人手,在超脱出纯伦理学视域,明辨自由概念的基础上,诠释了哈耶克对自由与责任之应有关联的把握,及其论点和探讨的视角对中国当下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具有的某种启发意义。     

文化断裂与制度边缘性效应——关于崖口村制度变迁的一种解释

本文从文化角度分析“崖口现象”,认为文化在社会结构中具有独立性和重要性,文化断裂可能引发人们制度失意、制度创新和制度排斥,而崖口的公社体制实质上就是文化断裂背景下制度边缘性效应之制度失意的产物。     

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关系刍议──博弈论的一种解释

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发展的三阶段竞争力对照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政府为巩固新政权,保证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形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直接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而国有企业作为中央政府的代理人负责经营管理国有资产,这样一方面从制度上保证了国有企业在我国基础工业、重加工业、大型批发流通业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经济部门及领域的控制力,一切以国有企业迅速壮大为目标,从体制和制度上加以保障;另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在我国当时特殊的政治地位,确保了其对一大批懂技术,有专长人才的积聚力,从而形成了国有企业特有的技术优势。…     

在自由与权威之间——对霍布斯政治哲学的一种解释

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本图示是:个人在善恶、道德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对暴力横死的恐惧唤醒人类的理性,人类因而发现自然法的教诲,在其指引下走出自然状态.人们一旦建立国家,将自身置于主权者的统治之下,就有服从主权者意志、遵守法律的义务,因之丧失在自然状态下的自由,获致和平共存与国法保护下的臣民自由.霍布斯政治哲学中的个人主义和现代国家理念,奠定了自由主义传统的基础.     

老子与哈耶克之自然秩序思想比较

中西学界皆有人认为,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之自然秩序思想源于中国老子,哈耶克的自然秩序思想较亚当·斯密更接近于老子,老子思想孕育了现代经济学的精神。“无为”、“道”与“一般性规则”、“无知”等一般被认为是老子与哈耶克思想相通的方面,但通过比较研究可知,老子和哈耶克的自然秩序思想差异很大,可以说是貌似而神不同。其各自的思维方式不同,旨趣殊异,各自代表或反映着不同的时代精神。     

马克思与哈耶克自由观之比较

马克思与哈耶克的自由观在关于人类理性、自由秩序、自由基础以及经济与政治观点等方面都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哈耶克强调有限理性,导出自生自发秩序,进而将自由界定为法治基础之上的自发性自由;马克思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充分肯定人的主观的能动性,站在自觉自由的高度,实现了自由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使自由获得了完整的内涵。     

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法律文化解释

刑事诉讼制度变迁不能离开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其中法律文化对刑事诉讼制度的影响更为深刻和久远。从西方各国法治历程与中国法治道路探索比较可以窥视东西方法律文化对刑事诉讼制度发展所产生的不同影响。通过诉讼意识、国家治理思想与价值观等法律文化维度入手可以对刑事诉讼制度发展变迁进行初步的法律文化解释。     

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观探析

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是指在人类社会中个人由于自爱的动力而进行的实现个人价值的行为及其在与他人的冲突中通过个人之间的自我调适而形成的以个人为核心的具有社会公益性、自愿性的协调的社会秩序。它的理论源于从古罗马的西塞罗到近现代的曼德维尔、休谟、斯密、弗格森、门格尔等思想家的思想。它的认识论前提是承认人的无知和人的理性是有限度的。其对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理论的研究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哈耶克自由观的逻辑谱系

哈耶克依循有限理性—有限知识—有限自由的逻辑谱系构建起他的自由观。他在批判建构论理性主义的同时指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在哈耶克看来,人类以其有限理性获取的有关已知事物的知识是有限的,历经无数次试错而积累的有限知识主要具有否定性功能,它只能告知后人不能做什么,而不能为人类的未来设计出一套完美的行动计划。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许多复杂现象是理性所不及的,理性不是全知全能的,因此个人行动不能受他人或组织意志的支配,这就在逻辑上为个人自由选择和自由行动创制出了无限的空间。     

秩序与繁荣：政治学原初问题的制度主义解释

政治实践的基本目标是获得某种政治秩序。实现免于战争、暴力、饥荒、匪盗等,就获得了基本的政治秩序。在此基础上,政治共同体追求一种繁荣的政治秩序。政治秩序的实现需要在价值、认知、组织、技术四个层次上构建出合理和有效的制度,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道统、政道、制度体系、制度性技术。比较政治学和政治思想、政治理论等研究应当进一步摒弃西方冷战政治学塑造的“民主—专制”的政体比较的范式,将政治学研究的本体提到更高的抽象层次,即政治秩序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