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群体分化与农民工市民化

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实质就是要完成农民从体现传统社会特性的“村民”角色向体现现代社会特性的“公民”角色的转型,即实现农民市民化。农民市民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因为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农民群体内部发生了分化,而且其不同群体市民化的难易程度也不同。我国的农民市民化必须结合实际,坚持由易到难的原则,积极、稳妥、有序地按步骤、分阶段推进,而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市民化的首要环节。     

失地农民的"半市民化"——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八里桥村失地农民情况调查

关于农民市民化的研究,理论上可以概括为城市化与城市发展角度、人口迁移角度等。本文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八里桥村的失地农民为调研对象,尝试用"半市民化"来分析城市化过程中土地被征用的农民与城市社会的融合问题。"半市民化"是由农民角色向市民角色转变过程中的一种过渡现象。作为城市化建设中的城市新居民,失地农民在角色转变过程中以不同途径实现了"半市民化",但在经济、社会及心理层面尚未与社会整合、变迁并完全"嵌入"。     

农民的“终结”与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再造”——以上海郊区农民市民化为例

农民市民化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上海郊区在推进城市化、工业化、非农化和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因土地被征用而产生的"新市民"群体.与既有的老市民相比,这些新市民群体目前还存在着许多特殊的困难和问题.如何对农民市民化以后的新市民群体的角色进行再造,将是未来各级城市政府面临的主要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市民的角色再造除了依赖于农民自身的因素外,更需要政府相关制度的创新和政策的重构.     

农民“被市民化”问题及思考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民转变为市民。然而,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广大城郊地区却出现了“被市民化”现象,即一种农民非自主选择的制度性市民化现象。农民失去土地是“被市民化”的根本途径,而户籍制度改革、职业变更、劳动力流动等因素在农民“被市民化”过程中具有间接辅助作用。文章对农民“被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的“暴富”后的困境、精神边缘人等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新市民的角色再造加以思考,以期为“被市民化”的相关研究及实践完善提供参考与启示。     

市民化过程中的准市民群体价值观问题思考

城市化的发展必然带来人口在空间地理上的转移,城市中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在突破户籍等城乡二元结构制度性障碍后,转变为真正的市民仍需历经长期的复杂过程。通过对城市外来务工人员中具有代表性的部分农民工群体以及城中村村民、失地农民的研究发现,准市民群体的价值观既有重视经济价值的一面,也有重视政治权力和公共参与的一面;既有重视家族、宗族和道德伦理的一面,也有善于学习先进都市文化、崇尚教育的一面。如此多样化的思想观念对于其市民化过程既有积极作用,也有阻碍作用。只有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探索准市民群体新型价值观的塑造路径,才能使准市民以更好的思想状态融入城市社会并完成其市民化过程。     

农民经济资本层面市民化水平实证研究——“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的比较

对于农民的市民化进程来说,经济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是基础性的,只有实现经济资本层面的市民化,农民才能进而实现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层面的市民化。通过对上楼农民和居村农民在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居住条件、劳动权益和债权债务等经济资本层面市民化水平的比较,可以得出结论:从经济资本层面看,上楼农民的市民化水平高于居村农民。在推进农民市民化过程中,政府要把农民市民化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来做;充分考虑不同农村地区的特殊情况,充分尊重农民的个人意愿;加大对农村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使其市民化道路能够更加顺畅。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社会学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生代农民工开始在城市化建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所具有的特征、市民化的表现以及在由农民向市民转变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等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作以初步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益结构变迁的轨迹和模式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其本质就是不同群体的利益再调整过程.根据改革开放后我国利益关系变革的方式、速度和社会群体利益分化的差异,把我国利益结构变迁轨迹划分为3个阶段.1978～1992年:利益分化成为利益结构变迁的主要方式,不同利益群体从共享改革初期成果到利益结构的合理分化.1992～2002年: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确立之后,利益关系和利益结构进入快速分化阶段,社会利益矛盾日趋凸显.2003年至今,随着现代化建设出现新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表明中国由侧重利益分化为主的时代,进入到侧重利益整合为主的利益结构调整时代.     

农民市民化:传统超越与社会资本转型

农民市民化是一个农民超越自身的传统性的过程。通过对定县(定州市)的再调查,我们发现,农民在接受现代市民素质、实现市民化的同时,自身的社会资本也在实现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向:农民的人际关系网络结构出现转变,自发性组织在增多,而且信任观也从传统的特殊主义信任开始走向现代市民性的普遍主义制度信任。在建构和完善促进农民市民化的制度体系时,这些都值得重视。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加快农民市民化是推进城市化的必然要求。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以“城中村”失地农民为对象,对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补偿安置、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区管理、生活方式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农民市民化的基本概念和总体思路,以及加快制度创新促进农民市民化的对策建议。     

城郊农民市民化过程中集体经济问题——以杭州Y村为例

城郊农民市民化与撤村建居的过程中怎样处理集体经济问题,一开始就受到政府的重视,但在实践中有碍市民化深化的问题未受到重视。学术界对此问题有所研究,但对集体经济在撤村建居前后的作用变化、集体经济组织与新成立的社区管理上的矛盾等问题,关注不够。长远看,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对撤村建居与城郊农民市民化,并非只起积极作用;政府解决城郊农民市民化过程中集体经济问题应适时,应该注意搞好城郊农民与集体资产的剥离,给予城郊农民同等市民待遇,并创新对原有集体经济的监管方式。     

一个农民市民化过程较为平顺的社区——H市Z社区的经验与问题

本文基于H市Z社区的个案研究,揭示在郊区城市化进程中如何才能较为平顺地解决农民市民化的问题。本文发现,Z社区农民市民化的基本经验包括:其一,长时段的角色过渡和转换,其二,与老市民充分的交往和互动。这对于其他众多城郊社区平顺地实现农民市民化具有参考价值,它表明:对于农民市民化过程必须保持相当的耐心,同时也要创造更多的机会、场景、途径让新老市民进行充分的交往和互动,从而保证农民市民化的平顺实现。     

从招赘婚姻看城郊农民市民化:以萧山 R村为例

近几年来,浙江城郊农村撤村建居过程中招赘婚姻比例上升。本文阐释这类现象背后的行动逻辑,即招赘婚姻的正功能,以及可能给农民市民化带来的负面效应,由此呈现农民市民化的复杂性。     

构建从农民到市民的连续谱——关于农民市民化政策的观察与评论

"农民市民化"政策是一个公共产品。作为公共产品,农民市民化转型的所有风险应该由政府承担。然而,由于财政困境,地方政府被迫发展出了一套政府、集体经济、个人三方一体的风险分担机制。这种分担机制的一个重要支柱就是要保证有一个强大的、有持续收益的、不能亏损的集体经济的存在,结果,这个集体经济又不断强化并塑造出了一批既不同于传统农民、也不同于现代市民的"食租者"群体及城市社区类型。因此,新的公共政策的调整应转向以强调个人能力发展为核心。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平等问题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平等问题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收入、基础设施、教育、就业等方面。当前,农民不能顺利地完成从农民到市民,从农民到工人的转化,不仅影响工业发展,还影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同时对农民的利益也是一种严重的损害,会造成农民群体与城市群体之间的矛盾。     

农民阶层分化对乡村振兴战略的两面性及其应对

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准确把握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所作的重要判断。文章以调研资料为据,分析农民阶层分化对乡村振兴战略的两面性影响,并据此提出引导农民阶层良性分化和促进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对策建议。     

公正视野中的中国农民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是,中国农民阶层在公正对待方面如机会平等、按贡献分配及社会调剂等方面却往往处在十分不利的境地。中国农民在公正对待问题方面的主要特征是: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对于保征中国农民的公正底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农民的自致性取向往往会陷入复杂的困境;地位分化程度甚于职业分化程度;弱势地位很有可能会进一步加深。解决中国农民公正对待问题的基本路径在于:确立起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理念;在政策及社会层面上使农民得到基本的公正对待;建立农村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     

基于社会共治理论的城市居民社区治理参与行为研究

文章基于社会共治理论研究城市居民社区治理参与行为问题。首先,在梳理文献基础上提出居民参与认知、参与意愿及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假设;其次,在对成熟量表适应性改进基础上,进行问卷调查;第三,利用SPSS22.0进行描述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并验证了相关假设,即居民参与认知对居民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居民参与意愿对居民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社区资源保障对居民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基于社会共治理论的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行为提升策略,对居民社区参与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