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澄之对陶渊明的接受

明末清初遗民诗人的杰出代表钱澄之对陶渊明的接受可谓是全方位的,尤其是在其人生后半段隐居田园期间,更是将陶公作为效仿的对象,写下了大量效陶的田园诗篇。本文拟从气节操守、生存方式与生活态度、诗文及艺术风格方面来论述钱澄之对陶渊明的接受。     

陶渊明的重阳诗与唐代诗人的接受——以陶渊明重阳诗中的“菊”意象为中心

《九日闲居.并序》是陶渊明唯一的一首吟咏到菊花的重阳诗,此诗在唐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该文通过对《九日闲居》的分析,认为诗中"重阳"、"菊"等意象表达了陶渊明对寿考长年的渴求与企羡,而唐代诗人在接受陶渊明此诗的过程中,陶诗中那种企求长生的浓浓气息被逐渐消解掉了,代之而起的是另外的种种情感寄托和人生感受。分析其原因大致有二:陶渊明诗中"菊"意象的开放性;佛教的兴盛与生命主题的消歇。陶诗"菊"意象的开放性使唐人对陶渊明重阳诗的接受背离本意成为可能,而佛教的勃兴与生命主题的消歇,使这种异变成为必然。     

论宋代文人对陶渊明的接受

陶渊明的诗文在文学接受史的长河中呈现出十分独特的形态,经历了一个由晦到显的漫长历程,在宋代才得到众多文人的推崇,他的文学地位也在此时得以确立。宋代文人对陶渊明诗文的推崇与解读揭示出文献在流传和接受过程中与时代文化精神的互动关系。     

论王士禛对陶渊明的接受

在清初，陶渊明的接受研究主要表现在王士稹、王夫之、叶燮对其孜孜不倦的继承上。文章以王士旗为例，重点突出他对陶渊明人生的认同与接受以及艺术风格的认可和继承。     

论陈宓对陶渊明诗歌的接受

陈宓是南宋时期的重要诗人。陈宓对陶诗的接受主要表现在诗歌题材内容的借鉴、艺术手法的汲取和人格精神的接受三个方面,具体表现为对农业问题和生命主题的关注、融陶诗字句入诗、大量运用叠字等。     

明遗民对陶渊明的接受

在明清易代之际,陶渊明首先是被作为晋宋易代之际的"遗民"接受的.陶渊明不与新朝合作的行为等,得到遗民几乎不约而同的赞赏和效仿,他们效仿陶渊明甲子纪年,桃源避秦,隐逸力田,在诗歌创作上和陶学陶.陶渊明成为支撑特殊时期民族感情、道德情操和超越情怀的历史基石之一.     

浅谈明代对陶渊明的接受

陶渊明的接受情况进入明代,基本思路仍沿袭着宋人的推尊。明代文人对陶渊明的喜爱与当时的政治气候、社会文化背景以及明人的美学追求和人格追求是分不开的,他们对陶渊明的接受是多方面的。     

王闿运对陶渊明的接受

以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为界,王闿运对陶渊明的接受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他不存在认同陶渊明生活方式及思想的契机,有的只是入世的激情和入世受挫的愤懑.同治四年以后,王闿运的思想较前期显得更为豁达.在这样的心态下,王氏对陶渊明的接受出现了由抵触到模仿,再到以隐者自居的变化.王氏对陶诗的接受与对陶氏人格的体认一样,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并与其心态和生活状态相对应.     

陶渊明《止酒》诗文本谱系及其接受历程

陶渊明《止酒》诗属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游戏的徘谐体,其渊源或来自南方民歌。后世对《止酒》诗的诠释以胡仔“知止”说最为经典,因其抓住陶渊明安贫乐道、委运任化的生命哲学观。后代读者结合时代审美心理对《止酒》诗做出不同解读,使得“渊明止酒”的典故与拟和《止酒》诗包含身体健康、隐逸、刺世、知止、齐物等丰富的意蕴。     

王国维的陶渊明研究与接受刍议

本文论述了王国维的陶渊明研究与接受。     

论朝鲜时代女性汉文学对陶渊明诗文的接受

朝鲜王朝中期以后,文坛出现了大量咏陶、和陶作品,值得关注的是其中鲜为人知的女性汉文学创作。朝鲜时代女诗人不仅在诗作中频频化用了陶诗意象,还通过追和陶诗的方式来表明对一种文化品质与精神力量的归属与认同;她们更执念于寻找仙界、人间的“武陵桃源”来获得心灵慰藉与情感寄托。在这一接受过程中,女诗人们并非仅停留在表层的追拟与效慕,而是更多地呈现了独具个性化及民族化特色的改写与再创造,使陶诗及其作品精神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量。对这一现象及问题的考察与研究不仅可以进一步确立女性汉文学创作在中韩文学交流史上的贡献与作用,且对全面了解陶渊明及其作品在东亚汉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尤具意义。     

从宋词看宋人对陶渊明的接受

陶渊明作为意象在宋词中的广泛使用,说明陶渊明在宋代已被广泛接受。宋人主要是从人格认同上来接受陶渊明的,他的真淳、自由、达观、傲世、安贫的人格深受宋人的喜爱。他机智风趣、潇洒飘逸、超脱闲雅的魏晋风度也让宋人叹服,而对他愤世情怀的忽视与对艺术创新的漠视在词中也是显而易见。     

漉酒有巾无黍酿,负他黄菊满东篱——司空图对陶渊明的接受

晚唐诗人司空图的诗文创作是考察其接受陶渊明影响的生动材料,结合司空图的人生轨迹、思想倾向,更可以验证他对陶渊明的接受。考察司空图与陶渊明的历史性关联,既可透视陶渊明在晚唐士人中的接受情形,亦可见中国士人思想、文学传统之传承与流变。     

承变之际:晚唐诗人对陶渊明的接受

陶渊明,是晚唐诗人心中的精神标志,陶诗的田园风光,是晚唐诗人的精神栖所。晚唐诗人的志节和气质,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陶渊明三径、五柳、东篱酒的影响,而他们啸傲于山水,放情于远野,也显然得到陶渊明田园情怀的导引。在陶渊明接受史中,晚唐恰恰处于由认知、阐释到原型意义衍变的关键阶段,也是陶渊明从唐代形象的、感性的传播到宋代理性的、哲思的接受过程中一个重要转折点。理解这个转折点,对陶渊明影响史研究和晚唐诗歌研究都有裨益。     

论陶渊明“北窗”意象及其在唐宋诗中的接受

“北窗”较早出现于陶渊明《与子俨等疏》,是陶渊明作品中的重要意象。陶渊明将“北窗”这一生活物象审美化,窗与室内视角的结合体现出其开窗纳远、以小知大的观物方式及审美空间格局;“北窗”与“卧”“羲皇上人”的关联赋予这一意象以隐逸文化内涵。唐宋时期出现大量涉及“北窗”意象的诗作,在继承陶窗意象精神内核的同时做出进一步的衍展发挥。唐宋时期对陶渊明的推崇、园林的兴起、空间美的发掘及审美的进一步自觉化,成为诗人频繁歌咏北窗的主要动因。北窗的物质实体意义最终被弱化,园林审美与闲居情结扩大并深化了精神表达,从而实现对“北窗”意象的丰富、拓展与超越。     

“兀然千载人,我爱陶征士”:论高凤翰对陶渊明的接受

作为清代画坛扬州八怪之一的高凤翰,他的诗文创作成就少为人知,诗名为画名所掩,对陶渊明的接受是其诗文作品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但这一创作特征历来没有得到学界的关注。高凤翰对陶渊明的接受是全方位的,不仅在诗文中用到陶渊明的典故,也化用陶渊明诗句,模拟陶诗意象,欣赏渊明志趣,仰慕渊明为人,还创作了数量众多的田园诗。高凤翰对陶渊明的接受贯穿其一生,在高凤翰不同时期的作品中都能发现陶渊明的影子。在诗文作品中如此大量有意识地拟陶、和陶、用陶,不仅在清代中前期文坛,即便是整个明清时期,也是为数不多的,高凤翰在清代陶渊明接受史上的地位应该受到学界重视。     

从书斋命名看士大夫对陶渊明的接受

陶渊明业已成为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符号,对传统文化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文试从书斋命名的角度揭示士大夫对陶渊明的认同和接受,论述陶渊明对书斋文化的影响及其文化意义。     

宋代陶渊明接受史上的别调

南宋初年,胡安国父子与陈渊就杨时墓志铭的写作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便涉及到双方对陶渊明的不同认识:胡氏父子主张以陶渊明的高洁比附杨时之贤,陈渊则认为渊明去就随意、不合于义,与任事行义的时代精神不相吻合。在宋代的陶渊明接受史上,胡氏父子的推崇、认同是常调,而陈渊的批评、否定当属别调。对这一别调的探析,既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陶渊明接受史,也有助于把握南渡士人的精神导向——"行义以达道"。     

试论白居易对陶渊明思想的接受与发展

白居易“夙慕陶渊明为人”，其人格诗文亦深受其影响。考证其生平，他既受陶渊明归隐田园的精神感召，又不接受其贫寒困顿的一面。结合中唐社会倾向及自身实际状况，白居易创造性地提出了“中隐”理论，发展了自魏晋以来的隐逸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