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再议

自从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确立以来,学界曾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就西方学者而言,其否定中国哲学 的原因在于以西方哲学理论模式为标准,衡量并排斥中国哲学。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是站在保护中国文化的角度来 提出“中国无哲学”的观点。笔者认为：不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哲学”这一“属”之下的“种”,中西方哲学既有其共性 又有其独特意蕴。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在突破西方哲学理论的视域、发掘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的 基础上,注重跨文化比较视域中中西方哲学的会通。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再议

自从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确立以来,学界曾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就西方学者而言,其否定中国哲学 的原因在于以西方哲学理论模式为标准,衡量并排斥中国哲学。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是站在保护中国文化的角度来 提出“中国无哲学”的观点。笔者认为：不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哲学”这一“属”之下的“种”,中西方哲学既有其共性 又有其独特意蕴。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在突破西方哲学理论的视域、发掘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的 基础上,注重跨文化比较视域中中西方哲学的会通。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研究综述

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方兴未艾。近年来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主要探讨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提出的缘由及合法性问题的内涵;2．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哲学（或能否以哲学来命名）;3．关于中国哲学是什么的问题;4．关于中国哲学的发展现状;5．关于中西哲学的差异;6．关于如何化解中国哲学的危机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对于探寻中国哲学的价值、特色以及中国哲学的学科范式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关于中国哲学学科的知识社会学考察

从学科发展的视角分析当前学界所关注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的合法性问题 ,我们可以发现 :所谓“中国哲学”只能说是东西文化相遇的一个历史性“错误” ,前辈们苦心经营的“中国哲学”仅属于文化际的比较哲学。学界对“中国有无哲学”这一问题的辨惑工作可以归纳为普遍性证明和特殊性证明两种证明方式。中国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可以归结为中国哲学 (史 )学科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能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和发展三个层面的问题。未来中国哲学 (史 )学科的发展 ,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对哲学与思想、中学与西学、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等问题的解决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实质

李宗桂在《光明日报》2008年4月7日撰文指出，近年一度热闹的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探讨，就其实质而言，不过是研究中国哲学究竟应当采用何种范式的问题。如果采用西方哲学的范式，很显然，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就要受到质疑，中国哲学是否哲学就要受到挑战。反之，如果采用中国式的语言和表述方式，使用中国固有的概念、范畴、命题和思维去进行诠释，则“中国哲学”是不证自明的、不言而喻的。     

百年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反思与现代发展之路——兼谈思想的创生能力与现代合法性之关系

自西化运动开始的一百余年来,中国哲学的研究活动基本上是为中国哲学寻找合法性根据的过程。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除少数一两种属于传统中国哲学的方法以外,绝大部分方法的思想基础是西方的观念体系。这种以西方哲学的立场、流派、思维或方法对传统中国哲学进行解析和批判,实质上是以西方哲学框架体系剪裁和定性中国思想从而给中国哲学观点贴西方哲学标签的行为。这种行为对中国哲学的原生状态视而不见,传统中国哲学的生存性价值和超时空意义遭到了否定,因而中国哲学获得的“合法性”是被判定了“死亡”的“合法性”。一种哲学的“合法性”不在于它是否符合了某种外来的规范或标准,而在于它自身是否在现实社会还具有创生新思想的能力。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只能从中国哲学自身在现代社会的创生能力中得到证明,这应当是确认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根本标准。创生能力的根本标志就是新的中国哲学诞生———一种既不同于传统中国哲学也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哲学;是对两者超越的哲学;是能够与两者对话的哲学。一方面它必然表征的是现代中国人的独特思维方式、独特的语言,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值得全人类思考的东西,是属于全世界的。具体标志则应当是出现了可以与《论语》、《老子》、《庄子》等相媲美的哲学著?     

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热点问题述要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热点问题主要有:“郭店楚简与中国哲学关系问题”、“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重写中国哲学史问题”、“中国哲学诠释学问题”、“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价值落实问题”、“儒学的当代开展与儒教问题”等。学术界关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对于处理好出土文献与现存学术思想的关系、总结中国哲学史写作原则方法、寻找中国哲学本有特色、探索中国传统哲学现代价值落实路径、发掘中国传统诠释学的类型和特征、规划儒学的开展方向等问题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     

重建"中国哲学"的双重理据

百年来“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至今仍存在着文化传统与哲学学科的双重合法性问题。如何才能使“中国哲学”既根源于“中国”的本土文化,又表达出人类普世性的“哲学”精神?文章强调应该通过民族性的文化寻根与普遍性的哲学寻根两条途径来寻求重建“中国哲学”的两个学理依据,真正实现中国哲学的重建。     

范式转换：超越中西比较——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儒者之思

对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本质的理解,决定了对克服危机方式的选择。理解为学科危机,还是意义危机,体现着问题意识的不同,层次和力度的不同。作为一个建制化的、拥有基本范式和经典作品的学科,“中国哲学”已走过近百年的发展之路,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也如影随形,一直讨论至今。面对     

后哲学话语中的哲学合法性质疑——以德勒兹为例

西方哲学自诞生以来,无论是在古代、近现代时期,还是在后现代时期,一直在为自己进行“合法性”论证。后现代哲学对此前哲学的突破,就在于它质疑了后者的以“同一说”、“树喻说”和“独断思想形象”为要素的“三位一体”的“合法性”基础,并在“哲学就是概念的创造”的旗号下,以“差异说”、“块茎说”和“游牧思想”为基础的“三位一体”重塑了后现代哲学的合法性基础。     

中国哲学史写作相关问题的讨论述评

自“中国哲学”学科产生以来 ,有关该学科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一直有所争议 ,迄今未获定论。这些问题主要涉及到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中国哲学史料的选择、中国哲学史的写作方法、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分别等内容。本文就有关这些问题发表的不同意见作一总结并略加评论。     

探索中国哲学学科新范式

[编者按]　近年来,有关“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成为国内哲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本刊2 0 0 3年第3期以《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超越合法性问题》为专题刊发的张立文、张祥龙、张志伟、彭永捷四位学者的文章,《江汉论坛》2 0 0 3年第7期以《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反思与“主体性”重构》为题刊发的陈来、葛兆光、王中江等学者的笔谈文章,将这一讨论推向了高潮。而随后《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对相关学术文章的转载,则在学术界引起了更大的反响,使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向纵深发展,并已呈现向其他学科蔓延的趋势。2 …     

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超越合法性问题

“哲学”一词和中国哲学是西学东渐后的产物。然而 ,西方学者自黑格尔直至今天的德里达 ,都认为“中国没有哲学 ,只有思想”。于是 ,“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便成了问题 ,中国哲学学科便存在着合法性的危机。一个世纪以来 ,中国学者不懈努力 ,在学习西方哲学的过程中 ,对“什么是哲学”、“中国有没有哲学”做出了回应。胡适、冯友兰等撰写了“中国哲学史” ,奠定了中国哲学 (史 )学科的范式。一百多年来 ,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著作可谓汗牛充栋 ,即使如冯友兰所说将中国各种学问中“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 ,选出而叙述…     

金岳霖先生论“中国哲学”

金岳霖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中国哲学史”这个名称上的“困难”,促成了关于哲学的普遍性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的见解,并影响了21世纪初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金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写成《中国哲学》一文,提出中国哲学的主要特点是“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天人合一”“哲学与伦理、政治合一”“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回顾金先生对“中国哲学”的论述,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和中国哲学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话语系统

中国哲学史学科是哲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有着还原历史与当代哲学建构两个向度。讨论“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并不是绝对反对引用西方哲学来解释中国思想,而是指其对本属于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的和在西方哲学话语系统中言说的一种比较哲学研究范式缺乏自觉,并且质疑它把自身当作惟一具有正当性的范式的合法性。以哲学的方式叙述和整理中国传统思想,并不是理解和表述中国传统思想的恰当方式。而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自身的话语系统,就是寻求恰当方式的重要步骤。在方法上,以“涤除玄览”暂时搁置种种西方哲学话语,以“虚壹而静”主观搁置种种解释学前见而深入和贴近传统文本,以字义一范畴研究审查和选择概念,是建立中国哲学自身话语系统的一种可能方法。     

论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三个思想障碍

在中国哲学史领域，由于受前苏联哲学界影响，教条主义者肆意加以曲解，强行推广“两军对战”模式，致使中国哲学史事业陷入重灾区。虚无主义者否认中国哲学存在，倡言“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造成了负面影响。复古主义者迷信“照着讲”,反对“接着讲”,也带来理论混乱。只有清除掉这三个思想障碍，才能开创出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新局面。     

哲学的经验与情感:从黑格尔那里寻求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一个虚假而有意义的问题。黑格尔是西方学界否认中国有哲学的最权威学者之一,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问题从根源性上说即是由此而生。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30多年的研究、探索,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问题研究成果丰硕,但其研究结果仍然值得反思。本文以黑格尔《小逻辑》为依据,根据黑格尔对哲学内容与哲学精神的关系分析及哲学的经验与情感问题探索,认可和肯定黑格尔强调的人们是＂天生的形而上学家＂、哲学是一种＂人性中最伟大的无条件的兴趣＂等思想,从而认为黑格尔的哲学观事实上支持了中国哲学,从而也支持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     

一个虚假而有意义的问题--对"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解读

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问题是近年来哲学界讨论的热点.本文认为,当人们以西方哲学作为参照系,从哲学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内容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时,这个问题乃是一个假问题,因为在不同的文明中,都存在着一个宗教、艺术和科学所无法取代的领域,只要这个领域存在,研究这个领域的学科也就获得了自己的合法性.至于人们用什么样的名称去指谓它,乃是一个与合法性无涉的问题.当人们不是从中国哲学应有的内容,而是从其作为一门学科所应有的形式出发去讨论合法性问题时,这一问题才真正地获得自己的意义.     

“童蒙求我”与中国哲学中的主体意识建构——关于《周易》蒙卦的一种生存分析

主体意识问题是理解中国哲学乃至解释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关键。通过追溯《周易》文本中的蒙卦,或可以展现主体意识的建立问题。蒙卦上承屯卦呈现出万物初生的“充盈”状态,下启需卦表达的对万物予以“育养”的主旨,“盈—养”之间正是“稚而萌”的生存状态,预示发展倾向的各种可能。它们(可能性)既是“盈”之生命力的表现,也是“养”试图使之走向现实性的出发点所在。“童蒙”和“我”这一主体的两种状态在不同“态势”的张力中逐渐得以建立起一种内含天命视角的主体意识,这是主体意识得以不断完善的内生性力量。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从冯友兰到张岱年

在近代西方文明处于强势的情况下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首先还是要通过中西哲学相似性的比照来解决。在这种比照中 ,张岱年从三个方面超越了冯友兰 :1、在内容上 ,张岱年不再要求哲学家面面俱到地研究宇宙论、认识论、人生论的各个方面。 2、在形式上 ,张岱年把注意力从哲学的形式系统转移到了其范畴和命题上。 3、在方法上 ,张岱年把辩证法、实践、“为学之方”纳入到了哲学方法论框架中。笔者认为 ,张岱年对冯友兰这三个方面的超越 ,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