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人体器官捐献激励机制的构建

：我国依据国际惯例,施行人体器官无偿捐献制度,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社会公众器官捐献积极性不高,陷入器官捐献 窘境,其原因之一在于器官供体的相关权利得不到保障。在坚持人体器官无偿捐献制度前提下,从经济补偿、精神褒奖和社会 保障三个维度,探索构建人体器官捐献激励机制,对器官供体相关权利予以保障,提高社会公众捐献积极性,推动器官移植技 术的应用与推广。     

施行《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对器官移植供需困境的影响

20世纪以来,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因成为医学界临床治疗器官功能衰竭重症患者的有效手段而得以迅速开展。同时也使一直存在着的因器官需求短缺引发的管理无法可依、器官非法交易等问题更加突出。国务院因此在2007年通过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一定程度上为立法解决当下的器官移植问题迈出了重要一步。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供需矛盾。就器官移植的供体权益而论,条例对人体部分器官移植,应当鼓励供者自愿捐献、受者自主补偿或亲属之间互助行为;对人体整体器官移植,应当在明令禁止同时,鼓励遗体器官捐献、或者增加生命预嘱内容;对器官供给管理,应当明确伦理学优先原则和伦理委员会审查制度。     

韩国器官移植法对我国的启示

韩国器官移植法包含了有关器官移植的所有事项,本文就其中三个问题展开讨论,即脑死亡、器官捐赠的同意以及人体器官买卖的刑法规制,寻求对我国器官移植立法的启示:其一,我国器官移植立法没有必要采纳脑死亡的死亡判定标准,在坚持传统的死亡标准的前提下,在器官移植立法中有条件地允许摘取脑死者的器官行为成为依法令的行为,从而使其正当化。其二,器官捐赠人的有效同意是摘取其活体器官的核心条件,医生必须履行其充分说明的义务。摘取脑死者和死者器官时,即使本人在陷入脑死状态或者死亡之前表示同意,如果其家属明确反对,也不能摘取其器官。本人在陷入脑死状态或者死亡之前,没有就摘取其器官做出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只要享有优先顺位的家属表示同意,就应当允许摘取其器官。其三,为了对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进行刑法规制,建议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规定买卖人体器官的犯罪。考虑到买卖双方的迫切处境,应当对其设置减免刑罚的事由,同时,应严厉打击买卖人体器官的中间人和犯罪集团。人体器官买卖的根源是供体器官来源不足,对其进行刑法规制并非治本之策。

Abstract：

The law of organ transplantation in Korea contains almost all items about organ transplants.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ree questions:the brain death,the agreement of organ donation,and the regulation of criminal law on human organ s trade.It sheds light to the organ transplanting legislation of China:Firstly,we don t have to adopt the criterion of brain death in our legislation.Secondly,the organ donor s effective agreement is the core condition of picking living-organs.Thirdly,in order to regulate the...     

我国器官捐献的伦理困境及对策探析

器官移植技术为许多因器官功能衰竭而生命垂危的病人带来了健康的福音,但供体器官的严重短缺成为制约该项技术发展的瓶颈。构建切实可行的器官捐献体系是器官移植工作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本文分析了我国器官捐献体系的现状,探讨了供体器官严重不足的原因,并在对国外器官捐献体系构建的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从营造积极的社会氛围、健全相关法规、建立器官捐献基层组织、建立全国性的遗体器官调配机制等方面阐述完善我国遗体器官捐献体系的可行路径。     

民法典时代活体器官移植供体权利的法律保护

我国现行活体器官移植法律制度不断健全,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重在维护活体器官移植秩序,而在供体身体权、自主决定权等根本性问题上存在漏洞。民法典时代立法修法应当遵循《民法典》人格权编的基本原则,加强对供体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知情同意权、隐私权、撤销权、优先权等权利保护,优化供体补偿和宣传激励机制,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器官移植法律体系,切实保障供体身体健康,严厉惩治器官交易行为。     

人体器官捐赠的法律制度研究——以器官捐赠立法的基本原则为中心

由于器官捐赠立法缺位以及传统文化对人体器官捐赠的排斥,导致我国供体较少。本文从我国面临的现实出发,对我国器官捐赠现状和法律规制现状进行思考,并对器官捐赠立法所坚持的法律原则以及其他相关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     

中国走出器官移植困境的出路研究

供体器官不足是目前困扰中国器官移植的一个瓶颈。但不加限定的供体少于受体是个伪命题。对我国而言,要变潜在的供体为现实的供体,使器官移植走出困境,需要重视文化、情感以及法律这三个方面的因素。     

医学院校器官捐献教育与专业课程思政教育相融合的探讨

器官供体严重短缺阻碍了器官移植的发展,以医学院校开展器官捐献教育为切入点,融合专业课程思政医学人文教育,分析其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在专业课理论、实验课、临床课以及第二课堂教学方面相融合的举措,以助于培养医学生成为具有高尚医德和精湛医术的医学人才,发展器官捐献事业。     

从尊重生命权看人体器官移植相关法律问题

生命权是一切权利之根本,属于基本人权之范畴.作为挽救病人生命的重要方式,人体器官移植应恪守尊重生命权的原则.因此,对人体器官捐献、摘取和器官捐献者生命状态的判定应遵循严格程序,器官摘取和移植中的相关法律责任要明确规定.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方面的法律法规,也要根据上述要求,加以完善.     

器官移植伦理原则初探

器官移植的伦理研究是器官移植技术与当代社会文化、生命伦理观念交叉的产物。器官移植伦理研究以器官移植的理性问题为其研究对象,以生命伦理学利益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为理论依据,从人类发展的自身利益出发对器官移植进行理性思考,从哲学的高度,考察器官移植的道德价值;从社会公平与正义出发,讨论人体器官这种稀有资源的收集、分配问题;探讨器官移植实施过程中社会、医疗组织、医务人员的道德责任等。器官移植伦理研究既客观反映社会对器官移植技术使用进行控制的要求,又为这门新的医学技术的发展清除伦理障碍。     

人体器官移植相关法律问题探究

在医学不断发展的今天,为了挽救更多病患的生命而产生的人体器官移植也在不断的发展,如今人体器官移植显已成为治病救人不可缺少的一项技术。为了推进器官移植技术的不断发展,许多国家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我国上海,深圳等地也制定了地方性法规,全国性法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也于2007年5月1日施行。器官移植给我们带来福音的同时也伴随着相关法律问题的出现。现行人体器官移植的法律规定依旧寥寥无几,无论是民法还是刑法都没有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给不法分子留下大量的法律空白。由于人体器官移植法律制度建设发展缓慢,并没有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解决不了器官移植日新月异的诸多问题,从而导致越来越多公民的合法权益遭受不法侵害,威胁社会的安定团结。因此,在大力发展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同时,也必须不断完善器官移植的相关法律问题,从而建立一个安全有序的器官移植环境,为挽救更多病患的生命而创造条件。     

人体器官移植中分配机制公平性检讨

随着器官移植技术的迅速发展,我国器官移植的立法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出台的相关条例与政策在规范人体器官捐献、建立完善的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体系方面,获得了广泛赞誉与开创性成就。但中国现行的分配政策在地理、年龄要素与实施目标的考量上存在难以解释的困境。美国新提议的肾移植分配方案,也存在因考虑年龄因素引发的蔑视老年人的歧视风波。在借鉴其他国家已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困境的解决不仅应在分配要素上考虑医疗标准与医学判断,还应在区别对待中,在器官供求严重失衡的背景下,避免现行的器官分配政策将挽救一部分人生命的治疗机会列入到劣等序列,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对每个公民平等的关切与尊重。     

从宪法视野谈非法买卖人体器官

自人类步入文明社会以来人权问题便被置于核心地位,与之紧密相关的人体器官研究愈来愈显示出其重要性。而随之出现的买卖人体器官行为不仅违背了人类道德,也不利于良好社会秩序的构建。文章旨在从宪法视野解读非法买卖人体器官行为,从人类伦理发展与法制冲击的矛盾之间为人体器官移植、捐赠作出分析。人体器官移植、捐赠制度的完善必将促进人类社会医疗的进步,而在保护人权、体现人格尊严基础上的制度构建也会实现宪法精神的普及。     

硬性的器官捐献登记制度应予否定

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在人体器官捐献上并未强制要求器官捐献者对器官捐献予以登记,在其他各省的条例之中则要求器官捐献者对器官捐献予以登记.器官的捐献与否纯属自然人私人事务,器官捐献登记对捐献者效力较弱且不是扩大器官来源的途径,器官捐献登记会主动或被动地将部分潜在的捐献者排除在捐献大门之外,此外,对做出捐献登记的捐献者隐私权保护亦堪忧.因此应当对硬性的器官捐献登记予以否定,更多的转向关注捐献者的理性能力.     

论“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司法认定难点

人体器官移植为人类的一项伟大的医学技术,但是由于我国人体器官供需矛盾突出,诱发了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刑法修正案(八)确立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但是新罪名的出台,却并没能完全堵住人体器官地下交易。认定该罪需要进一步明确组织者的认定、"情节严重"的标准、医疗机构以及医生的责任承担等。     

生物医学法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

器官移植、基因治疗和人工生殖(人工辅助生育技术)是21世纪人类最激动人心的研究成果,必将极大地造福人类社会。器官移植最核心的问题在于脑死亡的标准以及供体受体的选择所带来的法律问题,我国还没有完整的器官移植专门立法,在制定规则的时候要考虑到伦理、道德等多方面的因素。基因治疗的法律规制一直都是薄弱环节,包含很多不安全的因素,刑法应当作为一种最后手段介入调控。人工生殖作为现代医学治疗不孕的重要手段,对传统自然生殖方式有重要补救作用。人工生殖在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形成冲击的同时,也对现有法律制度提出挑战。对以上问题,我们既要防止过度商业化,也要注意科学研究中的规范。     

基于身体伦理视角的人体器官交易合法化辩驳

19至20世纪,经尼采、福柯、梅洛-庞蒂等思想家的努力,长期被遮蔽、被规训的身体,终于觉醒并恢复了其之于人的主体性地位。然而,猖獗的地下器官交易黑市却让人的身体陷入可被随意肢解和买卖的困境。针对此,部分人提出了“人体器官交易合法化”的主张,认为这是解决器官资源短缺、消灭地下黑市、维护器官交易双方利益的不二之选。但是,从身体伦理视角来审视,人体器官不具备商品的根本属性,漠视了供体的身体健康及身体权,对公民身体权处置不当,所以“人体器官交易合法化”绝非良策。解决这一难题,重点是要完善器官捐献体系,确保器官资源分配的公开、公正与透明,加强身体伦理教育,促使公众树立正确的身体观。     

人体器官移植犯罪的立法思考

人体器官移植犯罪主要包括人体器官买卖罪、强制摘取人体器官罪、非法使用尸体罪和异种器官移植罪。我国刑法对此类犯罪存在立法缺失,是导致这些犯罪日趋增多的主因,因而刑法有必要对这些新型犯罪进行规制,并将其分别置于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和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中。     

人体器官移植犯罪的立法思考

人体器官移植犯罪主要包括人体器官买卖罪、强制摘取人体器官罪、非法使用尸体罪和异种器官移植罪。我国刑法对此类犯罪存在立法缺失,是导致这些犯罪日趋增多的主因,因而刑法有必要对这些新型犯罪进行规制,并将其分别置于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和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中。     

对人体器官移植行为的法律解析

人体器官移植由人体器官植入行为和人体器官摘取行为构成.其中人体器官植入行为属于传统医疗行为范畴,适用医疗服务合同法理;人体器官摘取行为则仅是医疗援助行为,但因存在合理的受害人同意而阻却了其违法性,在适用上可准用医疗服务合同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