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环境的生态优越与盛唐山水诗派的生态取向

盛唐特别优越的"自然环境"生态,成全了盛唐山水诗群,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盛唐诗人们的政治态度、哲学观念和生活方式,盛世文明又使优游山水的享受优雅化和高尚化,诗人与自然建立了全新的关系,形成了盛唐山水诗群落心灵与自然拍合而心融神释的生态效应,一个个的都是十足的"闲者",口口声声的"闲"言。主要是因为闲适的原因,在回归的自觉中,诗人对自然美的发现和体验也就显得特别的敏锐与独到。他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也提升了自然生态的文化品格,增加了山水自然审美的人文意蕴,人在与自然的息息相通的交流中,自然不仅诗意化而且也人格化、人道化了,山水自然被演绎成以禅趣为主而寓有清幽情怀的空灵禅境,强化了山水的人文性特征,赋予了意境的人道文化内涵,因此也给山水诗带来了崭新的品质和面貌。     

盛唐山水诗派的语言策略

名词的并置复叠,是盛唐山水诗派在山水诗创作实践中新建立起来的一种语言秩序,也是他们的语言意识觉醒的一个显著标志。这种独创的语言策略和语言范式,强化了名词的独立状态和汉语言的画质效果,适应了盛唐山水诗人"物象原样兴现"的艺术追求,与时代的自然通脱、简约丰韵的美学理想密切相关。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盛唐山水诗群运用这种语言策略,增大了诗歌语言的暗示性,从而产生了特殊的艺术魔力。     

山水审美意识与山水诗歌创作的错位——浅论东晋时代产生不了真山水诗的若干原因

山水审美始于东晋时期,然而东晋时代却产生不了山水诗,原因在于一,晋人游赏山水,其终极目的不在山水本身,而在于借山水悟道.二,玄学家对清谈的热情关注,使他们对自然景物"视而不见",清景美致只起感发作用.三,东晋时期,山水诗审美体式尚未确立.     

“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试论柳宗元诗歌在山水风物描写中的贬谪心态

柳宗元在处理山水风物题材时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性,其实是他那种抑郁愤悱的贬谪心态的自然流露.受南楚间的自然风物及文化传统的影响,使他心态中因负向贬谪而产生的沉郁愤悱感受得更加沉郁感伤,"闷即出游"的山水或田园生活体验成为他贬谪情绪得以渲泄的重要途径.     

生态视境下的陶渊明及其诗歌

生态学认为,人与万物同是自然生态的一部分,具有同源性,人与自然生态不可分离。因此,陶渊明的田园回归就是人性与山水自然在生态上的本质呼应,而他的家乡浔阳柴桑则为他回归真性提供了一种可能,使他产生了返朴归真的生态心理,达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同时,陶渊明所开创的委运顺化的"新自然"人生观形成了他生命的稳态,多维的生态位也使他的生活充满诗意和情韵。     

性灵文人的心态择向

明清时期，倡导抒写性灵的文学思潮蔚然成风。此时，多数文人已失去对传统价值观的信仰，一心要创造一种独立的思想和人格；个人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又使他们都具有一种狂狷之气和愤世嫉俗之情；在不以世俗为务和沉迷于山水的行为背后，也隐含着某种忧患感、何以会产生如此心态？这自然与当时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背境及文学思想传统都有一定关系。     

论魏晋士人的生态智慧与生命选择——以《世说新语》为例

<世说新语>集中体现了玄学背景下魏晋文人士大夫崇尚自然的生态智慧与皈依自然的生命选择.他们内在地追求本真、自由的自然之性,外在地建立与自然山水之间共生、亲和的关系,从而导致了违礼越俗的人格个性追求与怡情山水的诗意栖居方式.在"仕"与"隐"之间,"自然"既是魏晋士人所依赖和亲近的生存环境,也是他们的精神、灵魂的寄托与归宿.这种古典形态的生态智慧与生命选择对于当代的生态观念和生态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逃离与眷恋:柔石小说创作中的精神流浪现象

流浪是人类的一种精神文化现象,也是现代人的一种生命体验.五四运动时期,文化的裂变带来了精神的无根感,流浪遂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学主题.集体的无意识情感和个体的漂泊经历造就了柔石的流浪情结,物质困窘和意义困惑的人物共同组成了现代小说的流浪者形象.柔石小说中的人物构成了"精神荒野旅行者"系列.这些在苦闷中徘徊却依然顽强寻路的精神浪子,共有着一种"逃离与眷恋"的心理模式,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1)背井离乡又重归故土;(2)追求爱情又拒绝婚姻.     

自然性情的迂回归返 --从王维到苏轼

中国诗歌史上,就儒道释三家与自然山水的亲和程度考稽,当以释家为深,道家次之,儒家又次之.自魏晋诗人"置心天人之际,抗身烟霞之间”始,到王维"尚天人相半,在有意无意之间”,直到诉诸"才学”、"文字”、"议论”的苏轼止,其诗作之所以仍令千载以下的读者动心、动容,就在于其合乎"本心”"本体”的自然和传达、表现得自然.王维与自然的"同一”状态,与自然"打成一片”的圆融浑整,成为一种范本,追攀者认真的"炼饰”、"必须用力”的结果,是后期唐诗的日益人造化.苏轼的"用力”甚或"费力”,则从整体上转换了方式,其善喻、长于状物,亦成为回归自然的有效手段.因而苏诗之于王诗,是一种"诗心”的回归,一种自然性情的迂回归返,所谓"善学唐者莫过于宋”,也正基于此.     

江南文化的浮沉与吴中四士论

初唐诗如何走向盛唐诗是研究盛唐气象生成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更多地是关注文学繁荣的政治、经济等因素,而忽视了在文化整合过程中江南文化的价值.江南文化在初盛唐之际从隐没走向复兴预示着唐代文学观念的本体回归,而吴中四士以淡泊旷达之人格境界、放浪自由的行为姿态进入北方社会而自觉接受北方文化的熏染,其江南水性的诗风在客观上促进了南北文学交融,成为初盛唐诗歌嬗变的一个关键所在.     

《太平广记》女仙形象分析

《太平广记》里的女仙可分为神女、仙女、民间女三种。从女仙的嬗变过程中 ,可看到唐代妇女前后地位的变化。从形象塑造中 ,可看到唐人对女性既崇拜又远离的心态 ,也可看到唐代妇女异于其他时代妇女精神面貌 ,从而明白唐代崇尚道教的原因即老子的崇阴思想 ,契合了唐代“女主”的传统 ,而“女主”的传统又强化了老子崇阴思想     

唐代后期女性地位的转变与婚恋小说的创作及接受——以韩翃与柳氏故事为中心

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的女性观念和女性地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对唐代婚恋题材小说的创作与接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韩翃与柳氏的故事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叙事版本,两种叙事中柳氏身份的变化显示了中晚唐婚恋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妓女化倾向。以此为中心,通过同类故事的比较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唐代"才子佳人"小说采用"文士-妓女"模式的社会原因。     

从崔莺莺的姓氏谈起——论元稹与山东士族

考察唐传奇的时代背景和其他传奇作者的影射习惯以及元稹的生平和崔莺莺的姓氏,我们有理由相信<莺莺传>可能是一部具有现实暗寓的作品,崔莺莺的家世境遇和她的姓氏可能是对唐代山东士族衰落的社会政治地位的真实写照.这种衰落主要是由于唐代的政治斗争中山东士族、关陇士族、新兴进士阶层和宦官集团等政治力量的较量和变化,山东士族虽然享有很好的社会声望,但作为一个传统的政治集团,在各种政治力量的打击下,自中唐以后彻底走向了没落.考察元稹的家世和仕途经历,发现他与山东士族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纠葛,而这一点也表现在张生对崔莺莺的态度上.     

唐代的灾荒与人口流迁

历史时期的灾荒与人口流迁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任何忽视这一点的相关研究都不足以完整把握古代人口流迁的状况。唐代的自然灾害具有频次高、灾种多、波及广的特点,并且常常引发民生危机。由于封建统治阶层的盘剥和压榨,小农家庭承灾能力十分脆弱,政府的救助也只是杯水车薪,加之吏治腐败造成的“人祸”进一步放大了灾害的破坏性,灾民往往走上破产流亡的道路。唐中叶以后,战乱割据、政治腐败、土地兼并等严重削弱了民众的防灾抗灾能力,越是唐后期灾荒越是严重,人口流迁的规模也愈演愈烈。灾荒对唐代的人口流迁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并且在其发展     

诗歌在“剪灯二种”中的表达功效

＂剪灯二种＂中融入了大量的诗歌,这些诗歌与小说散体叙事本身浑然一体,具有非常独特的表达功效。这些诗歌的融入不仅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小说弥漫的悲剧色彩,还形成了小说融情入理的风格,折射了明初政治文化氛围的微妙转变,此外从文学史来看,这种诗入小说的方式显示了明初文言传奇小说向唐传奇雅的复归趋向。     

词律的编订与清人对词体特性认知的深化

由于对词体特性尤其是对宋词与宋以后词的音乐特性存在不同的认知,清人展开过作词要不要协律的争论,最终以协律论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清人通常取唐宋旧词中词名相同者相比勘,以得每一调之规范。其中以《词律》与《钦定词谱》的成就最高。这些格律谱不仅被用来指导创作,而且成为清人廓清词之体制、维护词体特性的有效工具。     

唐以前中阿贸易关系概述

在中阿关系史上,唐以前是双方贸易关系缓慢发展的时期,互贸品种较少,贸易主要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进行,但为唐代双方贸易关系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唐、两宋时期伊斯兰教在广州史考

唐朝中前期,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成为中国最早接纳穆斯林的城市之一。唐、两宋时期伊斯兰教在广州飞速发展,可惜战争割断了其在广州的发展。始建于唐朝中前期的广州怀圣寺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该寺见证了伊斯兰教在广州的兴衰史。     

唐代尚书“八座”会议初探

“八座”会议是唐代中央首脑集体办公共同行使职权的组织形式,执掌朝廷的政务中枢,不仅集体研究中央政府日常较为重大的行政决策事务,还要制作“起请条”、“商量状”以及封建皇帝临时交办的其它决策事务。其决议案经过“八座”连署后,报经皇帝批准,即具有法律效力。对于这样的高层决策会议,唐初统治者非常重视会议管理,工作效率较高,反映了当时行政体制的有效运转与政治稳定。     

论盛、中唐转折时期的著名诗人元结

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线的唐代文学,经历了由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重大转变。这个变化在诗歌上的一个显著标志,即以元结为代表的写社会人生、写生民疾苦创作倾向的出现。元结这种创作倾向表现出不同于盛唐诗坛的特点,而对中唐的新乐府运动起到开启和示范作用。元结也因此成为盛、中唐转折时期一位具有鲜明过渡特色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