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的合法性思考

国际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的合法性在于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公共事务管理权力让度,而该权力的存在,目的是为国际社会公共问题的解决提供"公共产品".另外,国际公共事务主体的合法性理想根基是来自于民主的选择,即以主权国家、世界公民或全球公民的共同选择.国际公共管理主体的合法性还建立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共识思想基础上.该文同时对全球化背景下建立国际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治理机制的可能性与前景做出分析,并深入探讨了国际公共事务管理主体合法性产生的困境和问题.     

城市“社区社会需求”整合:一个重建社区公共性的分析

社区异质性、社区公共性与社区整合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本文关于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的中心命题。文章通过实地调查,分析了城市社区异质性增长和社区公共性衰减现象,回答了以重建社区公共性来促进社区社会需求整合、构建社区有效治理的方向与可能。研究结论认为,市场化、城市化和"单位制"衰微是城市社区异质性增长与社区公共性衰减的三个重要机制。社区异质性在宏观上呈现为社区社会结构的差异、在微观上呈现为社区社会需求的差别。同时,社区异质性弱化了社区公共性,使社区呈现出明显的"原子化"和"隔离化"状态,威胁了社区整合。因此,重建社区公共性是整合差别化社区社会需求、防止社区"原子化"和"隔离化"状态的关键。重建社区公共性意指建设社区多元主体或社区居民的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共识和认同感,社区公共性是一个社区中多元主体共生共处的公共价值,是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相互承认彼此间差异并能一致行动的合法性基础,是对社区居民具有一定规范性和约束性的公共规则,也是城市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动员不同主体参与社区建设的内生动力。文章从公共价值、公共规则、公共空间、公共参与和公共服务的维度讨论了重建城市社区公共性的出路。     

公共行政合法性的解构与重建——后现代主义的指向

公共行政的合法性问题由来已久。在后现代主义的指向下,公共行政的合法性问题已经不再是传统所指的＂保护行政免受质疑＂,而是指民主治理中行政角色的合法性问题。由于公共行政领域从未能有效地处理过这一问题,因此,后现代公共行政主张对现代公共行政合法性的核心——＂理性的人＂的治理模式和官僚制进行解构。在此基础上,利用合作实用主义、公共能量场、政策网络话语等重建公共行政的合法性。     

论公共管理中的合法性与公正性

合法性和公正性是公共管理的两个最基本原则。合法性为公共管理提供了可能性前提,公正性构成了公共管理提供了必要性条件。公共管理中的合法性原则和公正性原则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公正性是合法性的基础,合法性是公正性的结果和表现。我国公共管理制度的改革必须坚持公正和效率的原则,需求多种渠道,增强公共管理的合法性。     

社会转型、协商性民主与合法性重建——以合法性理论为视角

政治合法性是关于公共权力正当性和政治秩序如何持久的问题.源于古典共和主义传统的协商性民主理论,强调通过程序主义对话伦理赋予公共政策或立法以合法性基础,从而实现了对于共和主义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的超越.协商性民主在政治参与、法律监督、政治博弈、程序正义方面的优越性,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重建其政治合法性基础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文化自觉视角下乡村公共空间探析

乡村公共空间是乡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自觉视角看,受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影响,乡村公共空间呈现出一系列文化不自觉的表征:公共空间强势植入、城市文化霸权、主体偏向和公共性缺失等。重建乡村公共空间需要以"内生"代替"植入",以"乡土文化"代替"城市文化",以"主体均衡"代替"主体偏向",以"公共性重建"代替"公共性缺失",只有这样才能建构一个符合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     

公共危机管理绩效与执政合法性资源

执政合法性资源会随着社会发展出现变动。意识形态曾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资源,后被经济绩效取代。当前公共危机常态化趋势凸显,经济绩效提供合法性的能力在减弱,公共危机管理绩效成为新的重要合法性资源的生成点。为培育和获取公共危机管理绩效资源,政府应注意对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权力进行约束,规避权力与责任隐性不对等带来的风险,并逐步向社会转移权力。     

影响美国公共教育券计划推行的因素探析

美国的公共教育券计划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试行,至今,全美只有个别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实施了该计划。公共教育券计划缓慢而曲折的发展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公共教育券支持者与反对者在其合法性、有效性和可行性方面的激烈论争;既得利益集团在公共教育券政策制定、实施、评估过程中反抗所造成的强大阻力;美国两党制和三权分立的制度;制度层面的改革对教育结构的破坏。     

多元视域下中国官僚制合法性解析

中国官僚制合法性建设遵循了韦伯式的路径,其一元性特征导致官僚制陷入合法性危机。而中国官僚制合法性具有多元特质,即存在党政合一的官僚制合法性,中央与地方官僚制的合法性,政治、经济与社会中的官僚制合法性,城乡二元制与官僚制合法性,区域发展差异下官僚制合法性等问题,这是由不同利益主体公共需求的差异性所决定的。因此,须在充分考虑多样性社会公共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培育公民社会、健全公民与官僚制机构平等对话机制、增强公共需求理解与公共服务个性化等方式进行中国官僚制合法性建设,以化解合法性危机。     

中国农村治理体制:检讨与创新

本文对我国"乡政村治"农村治理体制进行了历史检视,认为这一体制的实际运作主要存在着"村治"流于形式、"乡政"合法性不足、农村治理陷入困局等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对其体制性原因进行了初步分析,并提出了农村治理体制的总体改革思路,即以村落社区自治为基础,重建农民公共生活共同体;以乡镇官民合作为主旨,重构乡镇权力结构;以县政服务转型为核心,重塑"以县为主"的农村治理体制。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执政合法性维护意蕴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转型加速,旧的合法性的价值基础正在发生"贬值",社会主流价值与主导价值不相吻合的执政合法性危机也由隐而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和加强执政合法性所作出的最具权威的理论诠释。它揭示的合法性维护路径是: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自觉履行社会整合功能;按照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顺应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自觉创新意识形态理论,培育公共理性精神,推动思想解放,重塑公民意识,打造执政合法性的价值认同基础。     

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探析

经验性政治合法性理论主要关注的是政治秩序是否获得社会公众的有效认同,而不在乎认同的价值所在;规范性政治合法性理论主要关注政治系统是否获得社会公众的支持和认可的价值判断问题,它以价值判断为导向,强调政治合法性的理性标准。哈贝马斯在分析了经验性合法性理论和规范性合法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强调政治合法性是经验性和规范性的统一,既强调民众对政治秩序的认同,又强调政治秩序必须符合一定的价值规范。本文主要从哈贝马斯对合法性的界定、对合法性的证明——合法化以及其合法性理论的特点来分析哈贝马斯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     

罗尔斯论现代法律的合法性

在祛魅的时代,现代法律的合法性已无法诉诸任何一种整全性的学说,而只能代之为全体公民所认同的公共理性.在通过公共理性来求得法律合法性的过程中,罗尔斯首先界分出具体法律规范与宪法两个层面的合法性问题,宪法的合法性是其合法性理论的核心.公共理性对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的证明,一方面为其奠定了一整套实质性正义原则,同时也为其提供了程序性的指南.公共理性观念不仅在理论上为整个法律秩序的合法性作出证明,而且也为司法实践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公共理性的本质在于对人的平等价值的弘扬,正是对这一价值的坚守,才使得法律能够更具可接受性。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主要是指一种不受政府干预的社会成员自由批判、商讨公共事务、参与政治活动的公共交往场所.它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范畴,既担当着形成拯救"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重要角色,又在不同的时期进行着结构转型.     

补释宋高宗“最爱元祐”

关于宋高宗赵构"朕最爱元祐"一语,应该放到南宋初年政权重建的过程及具体政治情景中去理解。南宋政权重建的最初历程是两次政权转移:一是从张邦昌至孟太后,二是从孟太后至赵构。在这一历程中,孟太后是转移之枢纽,赵构称帝最主要、最实质的合法性基础即来自孟氏的迎立。但是,孟氏废后的身份却影响了这一基础,而孟氏的命运又系于朝廷对元祐政治的评价;因此,赵构在绍兴重修神宗、哲宗《实录》的场合中提出"最爱元祐",主要是为了加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总之,赵构之"最爱元祐"一语,主要不是北宋晚期所谓"新旧之争"的继续,而是政权重建这一全新历史任务的产物。     

重建公共行政的道德秩序

公共行政实际上是公共价值与道德不断凝结和实现的过程,公共道德在公共行政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具有元叙事意义。公共行政道德之于公共行政,不仅赋予其合法性,还能够促进其行动上的合理性。现代主义的思想与实践同公共行政道德的失序有直接的关系。重建公共行政的道德秩序需要在扬弃现代主义的同时,为公共行政重新注入公民性、他在性、平等性、责任性以及理性的道德内核,并沿着"德化的制度—道德法典化—德性教育—授权参与"的路径加以推行和实施。     

中国社会转型期中政治权力"合法性"问题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中,转型造成经济利益分化,社会结构变化,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提出挑战.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国家的社会职能,以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理论为指导,拓展理论与实践的空间和领域,重建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后真相”与“假信息”: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公共外交的新动向

2017年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公共外交调整了战略重点,试图将抗击外国政府发动的信息战确定为新的战略目标,并采取了若干对策。这一新动向是美国公共外交机构在国家安全观念及国家战略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背景下,基于社交媒体重构社会信息系统、加速"后真相"效应的判断做出的决策。美国认为,外国政府将信息武器化,借助大数据和弱人工智能技术以更低的成本在网络空间散布误导性信息、捏造事实或选择性的数据等"假信息"来操纵舆论,同美国展开权力竞争;而社交媒体因其技术特性,在提高信息传播速度、扩大意见和观点数量的同时,也强化了公众接收信息的认知偏见,加剧了"诉诸感情与个人信念比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后真相"效应。日趋复杂的信息环境叠加"后真相"效应令美国更难以向目标公众呈现有关美国的真相。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公共外交作为国家战略竞争的支点,试图通过强化对信息/网络领域资源的调动能力,回击外国政府发动的信息战,向世界说明一个"真实"的美国。但是,特朗普上任以来所信奉的"美国优先"核心政策理念及其本人罔顾真相的言行损害了美国公共外交长久以来奉行的准则,制造了推行这一目标无法回避的困境,也削弱了美国公共外交宣称"真相"的权力。     

论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危机

合法性危机主要是指晚期资本主义出现的一种对政治结构秩序的认同和忠诚性危机,它属于现代性危机的一种表现,根源在于政治经济系统双向蚕食公共领域,使得公共领域逐渐丧失了政治批判、监督、审视、沟通协商的功能。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应该形成具有独立空间力量的"交往共同体",最终将之建构为一种不断产生实质性的批判、辩论、审视的公众认同和忠诚的机制,并源源不断地产生合法性的源泉。     

试论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美国公共外交政策

公共外交是冷战时期美国赖以"击败"苏联的重要外交工具,一直得到美国最高决策层的关注和支持。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公共外交政策被严重忽视,美国新闻署被撤并,公共外交活动和经费大幅减少。克林顿政府公共外交政策的失误要归因于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国内经济问题的过度关注,新孤立主义思潮的产生,以及决策层未能因应新形势发展及时确定美国公共外交的新方向与目标。克林顿政府弱化公共外交的政策削弱了美国维护和塑造正面形象的能力,解释美国政策的话语能力,以及面对危机时的应变能力,要为"9·11"事件的发生承担部分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