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与儒家道德人文主义

梁漱溟对中国现代新儒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儒学面临严重挑战之时,梁漱溟为儒家思想寻找到新的立足点,并努力在道德理想和人文现实间构建新的平衡,从而继承了儒家哲学的基本精神,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人物。     

梁漱溟的农业合作化思想与实践

本文对梁漱溟农业合作化思想及其在山东推行的农业合作运动的实践进行了初步探索和考察,并就梁漱溟农业合作化思想的特点、原则及历史地位进行分析和评述.     

梁漱溟科学观探析

梁漱溟的科学观中,既有对科学主义的批判,也有对科学价值的认同.梁漱溟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指出科学与哲学之别,在柏格森生命哲学和易家生生哲学的感悟之下,同时提出以"意欲"为核心概念的"文化三路向"说.他试图调和儒学与科学的关系,使得相容并存.虽然他的文化理论当中存在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是他提出世界文化的文化是中国哲学的复兴,通过复兴儒学来消解科学的弊端,这种弘扬传统文化,探索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精神难能可贵.     

梁漱溟人生哲学的佛教特色

本文论述了梁漱溟根源于佛教而又融通儒家的重视生命内在修养的人生哲学 ;认为他外现儒者内实佛家 ,可谓以佛家精神立身 ,以儒家践行济世 ,终至入世的现实情怀和出世的终极托付有机统一。其崇信佛法 ,不舍众生不住涅般木 、出世超世而入世救世的悲心正是他毕生忘我无私献身于社会国家的根本动力。综观梁漱溟一生著述行迹 ,作者更倾向于把他看作一位以儒家方便行大乘菩萨道的圣哲     

梁漱溟文化哲学研究

梁漱溟是二十世纪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他的文化哲学第一次把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架构中加以平等地讨论,肯定了中国文化的意义与价值。梁漱溟的文化哲学讨论了三个问题:文化的起源与类型;三种文化类型的比较;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预测。意欲、直觉和理智是贯穿其间的三个哲学范畴。     

梁漱溟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梁漱溟教育思想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本文阐述这一思想的内容和特点,分析它产生的社会背景和理论基础,并联系现实,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梁漱溟教育思想仍然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唐代佛教密宗入粤及文物考述

盛唐时期 ,佛教密宗(纯密)传入广东 ,在岭南佛教界得以与禅宗争一席位 ,值得岭南佛教史、思想史的研究者所注意。以往有关岭南佛教沿革著述对密宗唐代入粤及有关文物较少述及 ,本文因此略作勾沉稽考 ,以为补充。将密宗传入唐地的被称为“开元三大士”的三位印度高僧中 ,就有金刚智及不空等二人来过广州 ,他们在广州都有传播密宗的佛事活动 ,反映了广州是密宗自海上东传入唐的重要口岸。今存于广州光孝寺及潮州开元寺的唐代陀罗尼经幢 ,是密宗在粤地佛事活动的重要文物。不仅可以作为密教传入粤地之物证 ,还可以作为密教在东南沿海传播路线之重要线索。前者年代确切 ,后者建造时间已有方家考证 ,本文有所商榷。     

梁漱溟的教育思想与当代书院的使命

在中国现代史上,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一位具有独特教育思想的教育家。他对于现代知识性学校教育之弊端的批评尤其切中当今教育的时弊,今天读来依然令人警醒。在国人对于固有民族文化的信心有所恢复的今天,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的民间教育组织不断涌现,书院这一古老的教育制度正是其中一支令人瞩目的力量。本文回顾、评价梁漱溟的教育思想,探讨今天的书院如何定位、发展以及担负怎样的历史文化功能,但愿对当今中国教育的健康发展有所裨益。     

论梁漱溟的儒学观

“五四”运动以来,梁漱溟怀着对中国和人生两大问题的忧思,强调行重于知,以“践形尽性”概括儒学的真精神;同时以西方生命哲学来诠释他的儒家哲学,开启了现代新儒家“援西学入儒”的先河。梁漱溟坚守儒学理性主义的传统,认为儒学在近代中国虽然遭受重大挫折,但是未来儒家学说必然重光于世界。     

浅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方略

乡村建设是梁漱溟为复兴本真儒家人生和解决现实中国政治、经济问题而得出的一个结论或方案。这种初衷与国民党原无相关之处。因而梁漱溟从主观上一直力图摆脱国民党对乡村建设的控制，竭力避免乡村建设成为国民党加强官僚政治的工具。无奈乡村建设实验权和财权一直仰给于国民党，梁漱溟又不愿与国民党发生直接冲突，因而最后乡村建设逐渐偏离了其理想设计，落入了国民党的控制。     

梁武帝萧衍对佛教本土化的几点贡献

梁武帝萧衍是一位奇特的历史人物,居帝王之尊却醉心于佛教,甚至三次舍身入寺。有人说他因崇佛佞佛而亡国,他却毫无遗憾至死坚守戒律。在他的一生中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其在位期间大修佛寺,广塑佛像,为僧人制定戒律,与不信佛者辩论。梁武帝对佛教经典有独到的见解,尤其精通《般若经》《大涅榘经》,并提出独特的“神明佛性论”思想,他对佛教在汉地的进一步传播做出重大贡献。     

佛教与开放

文章从两个方面论述了佛教与开放的相互关系:一是佛教自身的包客性和开放性,使得佛教在传入中国后,能够因应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以儒学化为契机,走上了持续发展的道路.二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为佛教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国佛教在经藏编修、佛学研究、僧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长足的发展.佛教的开放与开放的社会将使中国佛教能够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试论唐朝对新罗佛教及其文化的影响

佛教作为世界性的宗教,传入中国以后,在唐朝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达到了鼎盛。与唐朝同时代的朝鲜半岛上的统一新罗,积极借鉴唐朝佛教发展的成果,创立了与唐朝类似的宗教派别,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佛教大师,新罗佛教在朝鲜佛教史上谱写了最辉煌的篇章。并且,新罗在汉字、汉文学、天文学、印刷术、建筑风格、雕塑绘画艺术等方面,也深深地打下了唐朝佛教文化的烙印。     

论梁武帝与梁代的兴亡

梁代的兴亡有其必然的社会原因,并不能完全归结为梁武帝个人的作用,但他的行为也确实对梁代及南朝政权的灭亡起了一定的作用。梁武帝从一个“奸雄”蜕变为昏君,显然有其思想根源,他后来在政治上的一些失策和思想变化,往往和他早年一些行为造成的心病有关。     

佛教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

"文献"有广、狭义.广义的"文献",包括一切知识的载体;狭义的文献,仅指那些有文字记载的资料,包括地下出土文物上面的文字资料.我们这里所说的"佛教文献",主要指佛教各种的藏经和续藏经中的佛典文献,当然也包括敦煌等出土文书中的佛教资料.     

佛教唱导与六朝宣佛小说的产生

作为一种重要的讲经仪式,唱导为实现其宗教目的借用了多种文学手法.正如佛教的转读、赞呗推动了诗歌的格律化一样,唱导直接催生了六朝宣佛小说.文人佛教徒创作宣佛小说时,一方面受唱导中的因缘譬喻之说的影响,在题材和情节上向佛经譬喻故事借鉴,另一方面又大量就近取譬,撰写中国化的故事来阐释佛经教义,表现出本土化的特征.     

论谢灵运与佛教的关系

以开创山水诗而著名的南朝诗人谢灵运,因一生好佛,而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谢灵运礼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积极从事并参与各种佛教活动,诸如欲拜慧远为师、改编北本《大般涅槃经》、为《金刚经》作注等;(二)旗帜鲜明地赞许并支持竺道生提出的“顿悟成佛论”。谢灵运频繁的崇佛活动及其佛教信仰,不仅影响了他的思想变化与发展,而且也影响着他的文学创作。     

佛教与人的美学

人的美在佛教中具有微妙的地位。"涅寂静"的最高美既是对世相美的否定,又是对世相美的肯定,正是在这对立统一中,人的美获得了自己的位置。佛的"三十二相"和"八十种好"比较全面、细致和独到地描述了人体美,曲折而又集中地表现出佛教关于人体美的理想;同时也描述了风度美和行为美,其中风度美"神"形"兼备,反映了佛教关于风度美的理想。佛教的行为美则更多地表现在佛教徒特有的行为方式中,具有悲剧性的崇高美特点。佛教人的美学就在这有意无意之间呈现了。     

汉、藏佛教演进路向之比较——兼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论原则对当代和谐社会建设的启迪意义

中国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共同体现了北传佛教的一般性特征,即以大乘佛教教义与经典的弘传为主,注重对佛法大义的领悟与发挥.但由于所面临的文化际遇及所处文化势位的差异,二者选择了不同的演进路向,并由此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理论形态与组织结构特征.就整体思维特征而言,汉、藏两系佛教分别对印度佛教采取了不同的提问方式及继承发展模式.简言之,汉传佛教重佛之“心”,由“心”而立“法”;藏传佛教重佛之“法”,由“法”而明“心”.由此,汉传佛教形成了重圆顿、重简捷、重灵活性的修持理念与教化风格,而藏传佛教则形成了重传承、重次第、重体系的教法特色.当前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传统文化思想底蕴,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历程及其理论精髓对于中国当代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林语堂与梁启超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和文学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 ,“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作家少有不受其影响者 ,林语堂也不例外。林语堂与梁启超最根本的关联在于 :自我的矛盾性 ,思想观念的求新求变 ,对自由、平等、民主的信奉 ,热爱常识、幽默和趣味 ,文体的气势磅礴、饱含感情和文白相间等。二人最大的差异是 ,林语堂比梁启超更注重宗教情怀、多元文化之融会和文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