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城邦经济结构刍论──兼评东西古国经济结构“迥异”说

古希腊城邦经济结构刍论──兼评东西古国经济结构“迥异”说徐松岩中外史学传统认为，希腊是古代世界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许多城邦在古典时代已是“工商业城邦”，其中尤以雅典、科林斯为典型￣［１］。有的学者认为，“古希腊城邦经济具有与东方古典经济完全不同...     

希腊历史发展趋势与马其顿征服希腊之主要原因

古典时代希腊城邦经济、政治的实际状况及其总体发展趋势表明，希腊城邦在公元前４世纪不具备向高一级国家组织过渡的历史条件，不存在将逐步为专制主义的奴隶制帝国所取代的历史趋势；马其顿征服希腊的主要原因在于：公元前４世纪中期开始，前者综合国力迅速增长并大大超过同期的希腊诸邦。奴隶制城邦必将为奴隶制霸国或进而为专制主义的奴隶制帝国所取代，这是古代世界国家发展的逻辑的必要性，不是历史的必然性     

罗马与希腊文化的变迁

随着罗马皇帝的大军踏上希腊的土地， 以城为邦的时代就已完结。但雅典离开古典传统的距离从未象罗马帝国离开共和国那么远。雅典是旧希腊和希腊世界公民传统的代表。罗马人统治下的大部分希腊城邦拥有或多或少的自由自治。通过建立新城，罗马人削弱了帝国之中城邦的基础。城邦的政治作用已失去， 城市作为文化中心仍很重要。罗马人向希腊人努力学习， 但是， 罗马帝国经济上的活跃和罗马人的天才实践使其在立法上的成就前无古人。东希腊被一个东方起源的东方式的宗教征服了。罗马征服了希腊世界，同时也毁灭了自己     

古希腊殖民地：城邦制在海外的复制

古希腊的周期性的殖民活动是希腊城邦制度的一个固定的环节。本文通过殖民者的社会身份，经济生活和殖民地的政体与对外关系等论证了殖民地与母邦的关系，阐述了古希腊的殖民地是希腊城邦制的“复制”这一论点。     

希腊军制变革与城邦的兴衰

希腊军事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与城邦的兴衰密切相关的。以重装步兵为主体的公民兵制度随着奴隶制城邦的产生而初步形成。这种军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城邦的土地所有制。古典时代中期以后，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和私有制经济的扩大，城邦的经济基础日渐削弱以至瓦解，统治阶级从自身利益出发，不断调整和改进军事制度。雇佣兵制度的出现并逐步取代公民兵制度，乃是希腊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近20年来国内希腊城邦制度研究述评

对希腊城邦制度的探讨一直是我国古希腊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尤其是关于城邦的概念和结构问题、城邦的主要经济形态问题的争论以及希腊的城邦危机等问题在很长一个时期是城邦制度研究的中心命题。近年来,我国学者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在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争论之后,逐步取得了比较统一的认识。本文力图从总体上对近20年来学者们希腊城邦制度的研究作简单的梳理和评述,以期进一步明晰对城邦的概念、结构、实质以及其发展和衰亡过程的认识。     

古代希腊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与城邦制度的形成

希腊城邦制度形成过程中有一个为西方学者长期忽视的侧面，即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与城邦制度形成之间的关系。土地的私有制是在城邦形成过程中确立起来的，它是公民权观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古典城邦中土地私有制是公民群体的特权，同公民的政治权利密不可分。据此可进一步论证，希腊城邦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并不如许多学者所说，是一个工商业社会。     

城邦与血缘氏族制──略论中国古代社会与希腊社会的差异

公元前１０００～５００年期间，中国古代文明与希腊文明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首先是国家形成方式不同，基本的社会组织不同。希腊文明基本社会组织是城邦制；中国古代基本社会组织是宗法制下的血缘氏族制。第二是文化内涵不同。希腊公民是作为自主的个体的人参与城邦各种活动，人是第一位的，法律在人之下，是人活动的产物；中国血缘制下的氏族成员是以一定的宗法上的身份出现，持有特定的称谓和名分，在人之上有血亲关系和“礼”，人的行为是由“礼”规范的。第三是生存状态不同。希腊城邦公民的经济生活是以海外贸易和殖民为主，而中国宗法制下的血缘氏族的经济活动则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两个古代文明本质的差异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古希腊国际体系中的城邦反霸同盟外交

公元前５ 世纪往后近一个半世纪的希腊历史, 独立与霸权的斗争构成了城邦相互关系的主题。从古希腊国际体系的分析入手, 探寻希腊城邦在剧烈变动的国际环境里, 如何开展反霸同盟外交, 维护城邦独立, 从而确保了整个希腊体系的延存。对于希腊城邦来说, 希腊霸权全然违背其独立意愿。保持独立的关键在于通过战争摧毁霸权的军事基础。希腊反霸外交与战争不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目的, 不同政体的城邦出于共同利益时常结盟。     

亚里斯多德的教育思想与城邦危机

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是古代希腊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战后希腊奴隶制城邦开始转入危机时期.面对城邦经济的瓦解、政治的动荡不安、社会风气的败坏,古典时代最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亚里斯多德提出了一套挽救城邦危机的设想.虽然,历史并没有以亚里斯多德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他的教育思想和具体的教育主张,却对当时希腊及以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学有着极大的影响.本文试就亚里斯多德以教育挽救城邦危机的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     

论希波战争后希腊城邦衰落的地缘政治因素

地缘政治变化直接导致独立自治的希腊城邦趋向衰落。自然地理的生存环境和价值观念的人文环境造成希腊城邦长期纷争,城邦间的同盟进一步加剧了希腊世界的分离。与迦太基的冲突、罗马在西部地中海的崛起、波斯帝国的制约和马其顿的入侵是希腊衰落的地缘政治因素。     

希腊城邦社会经济性质简析

希腊城邦社会就其经济性质而言是一种农业社会 ,而非工商业社会。这是因为在古代希腊 ,土地既是人们的主要财富 ,又是维持其公民权的象征 ,土地是一切政治权利的基础 ;从当时希腊人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来看 ,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下 ,农业才是社会最高尚的职业 ;另外 ,古代希腊同东方各国一样 ,农业始终是主要的经济部门 ,商业始终未能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 ,始终未能取代农业这种主要的经济形态 ,城邦的经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 ,农业为本 ,商业为末     

古代希腊的城邦与宗教——以雅典为个案的探讨

希腊宗教常常被看成是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崇拜体系。本文提出,希腊人的宗教崇拜实际上为城邦提供了基础。宗教崇拜在城邦政治共同体意识的型塑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城邦内部不同社会组织层面的宗教崇拜共同织造了城邦的社会与政治结构。反过来,宗教崇拜也是以城邦为基础的。城邦对所有宗教崇拜进行细致的管理,并且通过宗教崇拜表达其意识形态。因此,希腊宗教实质上是城邦宗教,宗教和政治是融为一体的。     

春秋城邦社会特征简论

春秋时代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城邦社会。中国古代的城邦有其自身的特征,目前学界的分歧主要源于是否以希腊城邦为标准及其对城邦涵义理解的差异。中国春秋时代的城邦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其既具有希腊城邦社会的一些特征,又有基于春秋社会现实的地域构成、社会阶层方面的特点。     

论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城市因素

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原因,一向为中外学者所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此研究的论文日渐增多,但其研究主要集中于奴隶制和奴隶制经济对古代希腊文化发展的影响;奴隶主民主政治对古代希腊文化发展的影响;古代希腊文化与古代东方文化的关系等方面,很少从城市地域空间去观照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原因。文章以雅典为例,述论了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城市因素:其一,城市集聚了古典文化繁荣的物质基础———工商业经济。城市是工商业经济活动的中心;其二,文化的繁荣必须有相应的文化人才和占有丰富的文化知识资源。城市集聚了古典文化繁荣的文化基础———科学文化知识与人才。雅典城市是城邦广行文化教育与交流活动的重要空间和舞台;其三,城市集聚了古典文化繁荣的政治保障———城邦民主政治的权力机构。城邦民主政治的确立与运作,始终与城市密不可分。由此说明,城市是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基石。没有城市,希腊古典文化的繁荣将是不可想象的。     

古希腊罗马城邦社会的等级与阶级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关于阶级的论述照搬到古代世界，用以分析和解释古希腊、罗马城邦社会，则有可能陷入困境。西方有的学者就对用现代阶级标准考察希腊城邦社会提出了质疑。古希腊、罗马城邦社会中主要是以公民为核心所建立的等级制。这种等级制的存在是以城邦社会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闭型经济为基础的。其等级在当时来看主要是法律身份不同，而并不是社会生产关系中所处地位的划分。因而将其等级与阶级等同看待是不适当的。     

略说古希腊的城邦文明

古希腊城邦的发展十分充分，具有惊人的生命力。一部古希腊的文明史就是它的城邦发生、繁荣及其式微的历史。“主权在民”，亦即实施公民的平等原则是它的本质特征，也是希腊式的城邦制度的基础。由城邦文明而衍生的希腊精神无一不渗透着中庸精神：即寻求平衡与和谐的发展。     

古希腊人对蛮族的态度浅析

从希腊民族的形成，到城邦独立历史的终结，古希腊人对蛮族的态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变化过程。     

从雅典与斯巴达城邦看古希腊世界未完成统一的原因

阻碍古希腊统一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希腊人对城邦的热爱与崇拜。斯巴达和雅典在希腊城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们的特性影响到了它们统一古希腊,同时它们的政策失误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古希腊早期僭主政治探析

僭主政治是古希腊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它是古希腊殖民运动的产物。早期僭主政治都产生于工商业发达的城邦。早期僭主们延续旧制度中的积极政策。各城邦僭主政治存在时间都很短暂。早期僭主政治打击了贵族的势力 ,为民主政体的建立扫清了道路。它促进了希腊工商业的发展 ,有利于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希腊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