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刑事悬赏

刑事悬赏是本质上侦查机关私法上的法律行为,行为的目的就是与举报者即刑事悬赏的相对人就犯罪信息进行交易。刑事悬赏是一套预期收益远大于预期成本的有效制度,已在我国的刑事侦查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影响着刑事悬赏的制度绩效。因此,合理确定赏金,明确悬赏的主体和相对人并加强对相对人的权益保护,进一步从交易利益、交易主体、交易安全等方面完善其制度安排已成为刑事悬赏制度创新的必然选择。     

国企经营者长期激励机制探析

我国的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实行的是以工资、奖金为主体的薪酬制度，激励作用确实不理想。而经理股票期权作为一种金融衍生工具，在长期激励经营者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我国企业实行经理股票期权薪酬制还是个较为新鲜的事物，还存在不少问题。重视目前国企实施“股票期权”中存在的问题，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不断改进对国企经营管理者的激励行为，对我国的国企改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从单一精神激励到过度经济激励——我国国有企业激励模式的历史演变

构建科学高效的企业激励模式,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一直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激励模式由单一精神激励模式向过度经济激励模式演变,这两种企业激励模式都存在理论缺陷及管理实践中的失灵。构建经济与精神协调统一的激励模式是我国国有企业激励制度改革的必然趋势。     

国有企业宏观效率论——理论及其验证

在一个充满“次优问题”的世界中 ,宏观效率与微观效率并不一致。以往学界大都从新古典微观分析框架出发对国有企业做出非效率的判断 ,忽视了国有企业制度安排在宏观上的战略意义。然而从宏观上看 ,在实行后赶超战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国有企业可以作为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制度安排 ,可以成为“技术模仿、技术扩散和技术赶超”的中心 ,可以充当转型期“宏观经济的稳定者”、“社会福利和公共品的提供者 ,因而在宏观上是有效率的。     

论国有企业经营中的道德风险

国有企业因存在所有者缺位、政策禀赋较多、显性激励不足、风险分布更不均等的特殊因素,会发生一系列不同于私有企业的新型道德风险。所以,防范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道德风险必须要有新的制度安排,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财产责任制度、剥离“政策禀赋”、消除“父爱主义”、实行职业企业家制度。     

我国行政指导激励机制的现状、问题及对策——以工商行政指导为例

激励机制通过一套理性化的制度安排,将行政人员的心理需求转化为现实目标的外部行为,从而激发其开展行政指导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是行政指导深入推进的关键。目前我国各级工商机关在行政指导中采取了动机激励、目标激励、考核激励、竞争激励和奖惩激励等方式,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但在实践中也存在着动机激励不到位,目标激励不充分,考核激励、竞争激励和奖惩激励不健全等诸多问题,需要通过加强培训、宣传、教育,建章立制等方式加以完善。     

论我国企业家的激励约束机制

企业家激励约束机制源于现代公司制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对应于两权分离,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行为目标的不一致导致委托代理的产生。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步履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对企业高层经理人员的有效激励和约束,建立企业家激励约束机制对称安排已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项紧迫任务。     

公共管理行为控制中的激励问题

由于缺乏竞争性市场的压力和收益激励,公共管理中存在诸多偏离公共利益目标的机会主义行为。机会主义惯于利用信息偏在及其支持条件并具有隐蔽性,依靠强制性制度实施控制效力有限。激励控制是更为有效的一种方式。“委托—代理”模型在公共管理系统中的应用深化了人们对于激励控制的认识和机制设计,却仍存在诸多弊端需要补充和修正。激励控制模型的改进或重建,应在此基础上对公共管理目标和人性假设进行重新理解或界定,以制度变革为形式,通过增强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相互信任、强化道德自律的功能、顾及控制结果影响的相互性及承认强制性制度安排对激励控制机制建构的基始作用来实现。     

基于执法经济学对收支分离与执法激励的分析

在行政罚款领域，如何避免执法偷懒，同时避免过度执法，是执法激励面临的两难问题。现实中没有约定的罚款分成以及罚款任务摊派成为收支分离下的有缺陷的激励制度安排。本文讨论了当前为各方诟病的有缺陷的激励制度安排的形成根源，提出分成比例递减的激励机制设计改进。在行政事业收费领域，则可以尝试引入竞争，解决行政服务价高质次问题；对于只能实行垄断的行政事业部门，收支两条线还是最好的监督方式。     

“后行政人控制”与企业治理结构

“后行政人控制”是国有企业随着“放权让利”改革的推进而逐步形成的 ,它既不同于传统计划体制下“行政人控制”,又不同于“内部人控制”。而是指我国企业公司化改制中的经营者具有“经济人”和“行政人”的双面特性。因此 ,我国国有企业公司化改制过程中企业治理结构的建构 ,既不能按照内部人控制治理结构进行 ,也不能完全按照正统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进行 ,而必须根据我国国有企业“后行政人控制”的基本特征 ,进行相应的企业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