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的语根意义

人文语根是一切学科之母 ,在语根那里 ,不仅会看到神话学、宗教学、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等人文类别之消解 ,而且会看到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的界限之消融。从语根的角度看 ,人文是从“结绳记事”起步的 ,而人文学以“人文”为根本。科学以“类”区分事物 ,先有“类”的科学 ,后有分类的学科。人所创造的文化和文明是人文科学的两个根本层面 ,人文学科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发展 ,语词亦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 ,相对而言 ,人文语根及其意义则变化不大。     

现代性的话语限度与文学史的人文回归

现代性话语理论成为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种尺度,也给文学史起到学科建构、系统梳理等积极作用。但现代性自身的异质性、模糊性和单一性面对更为复杂多样的文学史进程显出理论的僵化和文学自身话语的失落;另一方面,现代性自身与文学性、人文性和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关系也使文学史的价值取向产生游移。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坚持历史价值的"谱系性"原则、美学的体验原则和对人文、人性的关注成为文学史基本的价值立场,同时也能够促使文学史在学科互涉、文化研究、消解意义的后现代保持审美立场和人文回归。依托"无定法的历史规约"、"独到的审美体验"和"丰富的情感"等原则,人文性质的文学史书写得以可能。     

中国传统史学“实录”范畴的经学取向

实录是中国传统史学中重要的史学观念和史学批评范畴。一般认为,实录就是按"实"而"录",即如实载录史事。但在以彰善瘅恶、予夺褒贬、申以劝诫为主旨的《春秋》经学统摄和指引下,实录所录史事并非客观历史真相,而是善恶之实和褒贬之实,并以之作为载道、明道的基础,体现出鲜明的经学取向。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实录观念,一半是经学,一半是史学,以经为体,以史为用,与近代史学客观理性和实证精神有较大差异。这种把善恶褒贬注入史事的史学撰述形式,反映了《春秋》经学对于传统史学的统摄和史学对于经学依归。     

中国文学的精神危机与茅盾文学奖的休克治疗

当下中国文学面临着深刻的精神危机,作家普遍脱离社会现实,处于自我封闭的创作状态,同时也表现出严重的市场化趋向.这种危机也渗透到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中,使之丧失了重要的文学导向作用.诺贝尔文学奖等国际文学大奖推崇的是提升人类社会的文学表现力和人文理想的文学,而不是迎合当下读者趣味和市场的文学.有鉴于此,茅盾文学奖要实现国家最高文学奖的价值,需要接受一次"休克治疗",重新确立评奖的核心价值,建立"推动民族文学经典创作"的评奖机制--文学创作的核心价值不是迎合市场化和影视化世界的大众趣味,而是提升大众文学趣味从而促进社会精神的发展."国家最高文学奖"的宗旨不是促进文学作品的市场营销,而是激励作家创作"最杰出的作品",从而推动文学创作的经典化发展.     

现代学科体系观照下之经学定位

在晚清学制转型中,经学的学科定位与中国现代学科体系的形成密切相关。在传统的书院及各级官学中,经学占据重要地位,但在晚清西学东渐之后,经学地位有所下降。尽管张之洞在拟定新学制时予经学以崇高地位,但因其无法适应新式学堂讲授及学科整合的需要,难以在现代学科体系中找到对应的位置。在现代学科体系观照下,经学及其所属之庞大的经部典籍如何纳入现代知识体系中,遂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四部分类法之经部被拆散归并于文学、史学、哲学、伦理学等现代学科体系中,经学难以在现代学科体系中找到生存空间,逐渐趋于消亡。     

政治“平反”史料与作家身份的再确认

中国当代文学体制的政治化与文学生产者的组织化使文学长期处于"一体化"的状态。在制度化的权力场阈下,文学史料的存在方式也被工具化了,史料的身份、价值、运用以及产生的过程,都在权力的刻意引导下归向政治。本文以1979年后胡风、丁玲、冯雪峰等作家的"平反"为例,从政治"平反"史料的甄别与作家身份的重新确认这一角度契入,析辨政治如何成为当代作家及其学科随影的宿命,由此延伸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在被长期政治异化、失去自我之后能否重建的问题。     

重建经学，可能吗？必要吗？

在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中,经学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出来,而经学研究同样越来越受到重视。回到传统中国文明之中,经学既是学术研究的中心,也是传统政治、生活的价值源头。要全面理解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离不开经学。然而,百余年来,传统学术崩溃,西来学制建立,经学被割裂到文、史、哲等相关学科之中,而从文、史、哲的眼光看到的经学,已经只能得其一隅之偏,而无法窥其全体大用。因此,有必要重新反思经学瓦解的过程,以寻找经学重建的道路。基于此,弘道书院邀请姚中秋、任锋、张龑、陈壁生四位老师举行了一场对话：“重建经学,必要吗,可能吗？”本场对话围绕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陈壁生的新著《经学的瓦解》进行,就经学重建的必要性、可行路径等方面展开讨论。本刊撷要刊发,以飨读者。     

中国经验:哲学与人文学的沟通何以可能——兼论人文学的形而上学基础问题

中国古典学术自来就有以文学(包括艺术)、哲学、史学作品等诸种人文学术形式明道、传道的传统,其明道、传道使用的是广义的"意象语言".中国人文学的意象语言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本然陈述、经验陈述与隐喻陈述,它们构成中国人文学文本的基本单元,并往往在同一个文本中交错使用.人文学可以明道与传道,有其形而上学的基础,此乃基于宇宙万物"道通为一"的原理.在人文学的文本中,这种"道通为一"以转喻、提喻与讽喻的方式出现,它们分别与史、诗、思这三种不同的语言叙事风格相对应.     

新时期文艺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创新(共四篇)从"泛学科化"到"去学科化"——文艺社会学视角的中国文论30年及应对策略

中国文论30年所经历的从"去政治化"到"泛政治化"过程,也是一个从"泛学科化"到"去学科化"的过程.在1980年代具有整体性的"向内转"所引发的"新学科"运动与"泛学科化"思潮中,文艺社会学学科重建工作尽管相对滞后但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与进展;而世纪之交的具有"向外突"性质的"文化转向"所导致的"去学科化"取向,却造成了文艺社会学重建工作的中断或"悬置".作为文艺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学科交叉,既可以有偏重于文艺一社会之学的"文艺社会学",也可以有偏重于社会-文艺之学的"社会文艺学";既可以有文艺学学科定位,也可以有社会学学科定位.无论是"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和发展空间.因此,对于当下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与发展来说,建设具有"多维论"性质的文艺社会学现代形态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史学问题——以古代中国文学的史学传统为切入点

论者所谓的"现代中国文学"①,涵盖通常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两大学科分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既是一种文学研究,也是一种史学研究.例如,在现有国家学科分类体系中,上述两大学科分支合二为一,被命名为"中国现代文学史" (国标学科代码75031).     

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

近几年来,大陆新儒家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十分活跃,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大陆新儒家的一些学说和主张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是不相符、不相容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在学理上是荒谬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其一,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把中华文化经典的诵读等同于“儿童读经”,并把“儿童读经”作为在中国复兴儒学(教)的基础性工作,企图以“复兴儒学(教)”来替代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这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高青少年的民族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标是相背离的。其二,大陆新儒家提出“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立儒教为国教”、“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等观点和主张,这对我国现行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提出了公开挑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和注意。种种情况表明,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已成为现代新儒学运动新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出场,标志着现代新儒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关注和重视对大陆现代新儒家及其学说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对传统文化和儒学的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继承中华优秀民族文化,摒弃传统文化中反人民、反民主的封建糟粕,旗帜鲜明地反对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儒化论。只有这样,儒学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的活动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经学振荡式发展的原因及启示

我国古代的经学,由西汉今文经学到东汉古文经学,到魏晋“王学”,到南北朝隋唐疏注之学,到宋明义理之学,到乾嘉考据之学,经过了四次振荡式发展。造成经学振荡式发展的原因,主要有社会文化需求的阶段性变化、实现儒学社会价值与追求儒经学术品位的矛盾,以及经典文本特点（主要是文词的多义性和句义的可扩展性）这三点。经学振荡式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国学研究,必须贴近现实,面向社会,为大众服务。     

经学的神学向度与博士经典性格的消解

在政治和权力的驱动下,汉代经学逐渐释放出影响政治的学术能量.被汉代政治所役使的汉代经学博士,在自我润色的经学传播过程中,不自觉地趋向繁琐的经学阐释.纬书和图谶伺机侵入经学的道统之中,为倾听神意的统治者所利用.特别是白虎观会议,踊跃于神学救赎的汉代博士将谶纬置于"国宪"之中,确立了经学的神学地位,为东汉政治涂抹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汉代博士的经典学术人格被消解,呈现了神学依赖的倾向.     

经典、经典的替代及其条件——从儒家经典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关系切入

经典是由历史积淀、认同基础和文化影响三个因素构成的。以此为基点分析近代中国的经典处境,我们会发现一个马克思主义经典取代儒家经典的文化变迁过程。这两种经典的替代关系,是历史变迁所注定的。其中经典的新旧差异、思想的变局、精英的选择与政治的功用发挥着重要的变量效用。循此路径分析,我们对于经典的历史替代关系,就会有一个基于历史理性的认识。     

钱玄同对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承继与超越

钱玄同一方面受康有为经学思想很大的影响,对《新学伪经考》也多有誉美之辞,而另一方面二人所走的并不是一条同样的道路。可以说,康有为是近代的今文经学家,近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而钱玄同则不泥家派,超越今古又超越经学,是埋葬经学、变经学为史学的一个功臣。分析认识钱玄同对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承继与超越,对于认识康有为和钱玄同的经学思想,以及中国近代经学的发展走向,有着重要的意义。     

孔颖达主编《五经正义》的个人准备

唐代经师孔颖达主编的《五经正义》在中国经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他年少时期的求学举第为编修《五经正义》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他任职受封成为主编《五经正义》的身份准备。他从事的讲经、论难、编书活动为《五经正义》的编修作好了充足的过程准备。     

三国·蜀经学发展考论

三国是一个经学式微的时代。与魏国和吴国相比,蜀国经学更见衰落。然而,经学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在蜀依然存在,并且缓慢地向前发展。通过钩稽现存史料,蜀国经学学者十二人,经学著作十五种;学术渊源既有师承今文经学,也有师承古文经学,还有师承融合今古文之经学;经学特点以今文为主,多元并存;经学发展由鼎盛走向衰微,由一元走向多元。     

《孟子》的社会保障思想

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从远古社会以“养生送死”为原则的最基本的社会需要,到人们对“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的畅想,无不体现出社会保障伦理思想。这种伦理思想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和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中国主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选择,影响着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设置及其运行,甚至影响着我们对西方社会保障政策的吸纳和改造。通过探索《孟子》中所蕴含的社会保障伦理思想,从中寻找一些智慧和启迪,以利于建设和完善我们今天的社会保障体系。     

“主体性”观念的价值内涵与社会发展的“价值排序”

主体性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核心概念,它在深层所表达和体现的是对中国现代性建构的价值规范基础的寻求,这一点构成了主体性原则最为深层的底蕴。只有从此视野出发,我们才能倾听到这一哲学原则背后最深沉的呼声。虽然主体性原则在学院哲学中表现为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但如果把它置于中国特定的思想与现实语境中,它包含着对中国社会历史方位的认知判断,表达着深层的价值冲突和利益争执,在此意义上,主体性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更是重大的现实问题。面对围绕着主体性所产生的种种冲突,我们应该采取价值排序的态度和思维方式,贯彻这种思维方式和态度,主体性原则及其价值理念在当代中国的落实在价值排序中仍拥有着优先地位,简单宣告主体性原则及其价值理念的终结,实际上是在宣告一个根本没有完全存在过的对象的消失。     

国学研究的时代价值

国学是指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我国传统学术文化,既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又涵盖自然科学。“国学”研究的时代价值：批判继承优良文化传统,进行文化创新;弘扬人文精神,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强民族自我认识,提升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汲取国学中的精粹思想,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必要的思想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