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轮换制

历史反复证明，毫无约束的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公务员作为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载体，如果没有一种制度的约束，其行为就可能偏离正确的轨道。公务员的轮换，回避以及监督将以法的形式对公务员的行为进行约束、规范，使关系网、裙带风等失去生存的土壤和空间，确保公务员的清正廉洁．依法秉公办事，维护政府声誉和公务员形象，保障政府工作的良性运行。而工作轮换制对改变国家机关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状况，无疑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措施。一、试行工作轮换制，是清除当前干部人事制度中存在的主要弊端的有效措施我国现行的干部人…     

论基层公务员行政行为选择的政治生态逻辑

政治文化和行政伦理是政治生态的两个基点,分别影响着基层公务员行政行为的基本过程和价值选择。政治生态是基层公务员行政行为选择的逻辑起点;破解基层公务员行政行为选择的伦理困境需要净化政治生态:通过树立正确的群众观、权力观以净化政治生态内部环境,通过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以净化政治生态外部环境。     

第三部门组织的"公务"诠释——行政法体系的认识角度

行政法体系是客观而开放的。“公务”可以取代“权力”作为界定行政法体系范围的线索和标识。除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之外社会第三部门组织公务构成行政法的新型调整领域。由公益而产生公共责任,公共责任促成公务的产生,行政是公务的动态活动。第三部门组织公务兼有权能行政与服务行政的内容。     

试论公务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建设具有公务员职业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形象、国家行政行为与政府形象，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与人民对政府的满意度。必须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从增强“三种意识”、公务员招考、培训、监督与考核四个方面，推进公务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我国当代行政道德文化现状研究

行政道德文化是指在行政实践活动基础上形成的，直接影响行政道德活动与行政道德关系的各种心理、行为和精神活动状态的总和，具体包括行政道德原则、行政道德评价标准和行政道德行为习惯等。当前我国行政道德文化的现状是：利他主义与集团主义并存、道义论向功利主义转化、追求共性向追求个性转化。中国行政文化的现状是：伦理追求与道德选择相脱节、道德知识与道德行为相脱节、伦理理论与道德现实相脱节。为此，应加强我国行政道德文化的培育，提升公务员及全体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规则意识，树立正确的廉耻观。     

公务法人制度探讨

在法国和德国的行政法中,公务法人制度是其行政主体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公务法人是指在国家与地方行政机关以外的,享有一定的独立性,并承担公共事务职能的法人组织体,可分为社团法人、公法机构和财团法人三种类型.在行政法中,公务法人是以公务为基础的分权形式,对中央集权是一种限制,它与国家、地方行政,构成一个国家的完整的公共行政体系.目前,我国行政法中,虽有行政主体的概念和制度,但由于没有理论和制度上分权的存在,造成了我国现行的行政主体制度存在着缺陷.表现在:第一,行政主体过于单一,范围不明确;第二,缺乏以公务为基础的分权制度.因而,我国应借鉴法国、德国的公务法人制度,理论上引入合理的公务法人的概念和类型,立法上对公务法人制度予以规范.     

论公务员奖励制度的地位与作用

公务员奖励是建立法治政府、责任政府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型行政管理模式,是对人的某种良好行为的一种积极肯定,是对人行为的正强化。公平的客观的奖励是激发和调动人的潜能的行之有效的途径,通过积极有效的奖励可以满足公务员物质和精神的需要,以调动其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刺激和挖掘公务员潜能的一种有效的管理方法,能够最大限度调动公务员实现行政目标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既提高了行政效率,又使公务员的的主体地位受到尊重,体现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     

战后日本反腐败司法措施探析

二战后,日本腐败事件频发。日本政府以公务员法制建设为基点,先后颁布实施了《国家公务员法》、《国家公务员伦理法》等法律,规范了公务员的公务行为和职业道德,同时又制定了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结合新闻舆论的监督,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在反腐败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日本的反腐败措施对中国反腐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全国公务员培训工作基础建设研讨会在西安举行

<正>本刊讯(记者程兴瑞报道)近日,由国家公务员局主办、陕西省公务员局承办的全国公务员培训工作基础建设研讨会在古城西安召开。国家公务员局副局长卢雍政,国家公务员局培训与监督司司长刘丽军,陕西省人社厅副厅长、公务员局局长邢可利等领导出席会议,来自有关部委和部分省、区、市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由国家公务员局培训与监督司司长刘丽军主持。研讨会上,国家公务员局副局长卢雍政作了讲话。他指出,公务     

论我国现行企业承包制的约束方式

<正> 改革之前的我国计划经济的国营企业,企业内部不存在有效的财产权约束。产权约束的对象是中央或地方政府的有关部门,它通过行政系统上下级之间的行政约束以及收入分配约束等作用逐层减弱地间接传递到企业各级领导与企业职工。由于是国家直接经营企业,通过指令性生产计划和其它手段的行政约束是约束效果极强的主导约束方式,伦理道德约束在企业经营中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经常开展的政治运动、阶级斗     

国家求偿制度初探

国家求偿制度具有派生性、时间续后性和对象特定性。它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 ,在当代已进入行政主体和公务员并列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国式规则和由行政主体承担赔偿义务之后向有过错的公务员求偿的德国式规则阶段。我国采用的是德国式的求偿制度 ,同时采用了国际上公认的主观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规则。     

“公务的士”不能成为变相的“公车”

正日前,福州公交出租车公司首批投入的100辆"公务的士",将针对各用车单位不同需求,提供实时用车、会务或中长途用车、定点保障这三种服务方式。而除了提供公务用车定制服务,"公务的士"还可为公务员家庭用车提供服务,但乘车人员必须要出示公务员证件,才可以搭车。因私个人出行的公务员可享受8折优惠,上车前,需要拿出能证明身份的证件。     

浅析公务员救济制度

公务员救济制度是我国公务员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这种救济制度亦可称作公务员申诉控告制度.我国仅规定了公务员只能通过行政行为的方式来维护自身因特殊身份的合法权益.本文就公务员的救济制度内涵、渠道、条件、程序以及对公务员救济制度的前瞻作了阐述.认为公务员救济制度应该不限于申诉,而应该诉诸司法领域,从更大的程度上来打破公职关系所带来的对公务员救济手段的束缚.     

论中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的路径选择

行政伦理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职业伦理道德。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公务员的行政伦理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市场经济本身的弊端也带来了一些伦理失范现象。制度缺失所造成的公务员角色冲突和公务员自身现代职业精神的缺乏是导致公务员行政伦理素质欠缺的主要原因。公务员法的出台是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制度上的完善,但同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信念伦理的构建。     

论日本国家赔偿中的行政求偿

行政求偿是国家赔偿法律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日本国家赔偿制度虽然否定了公务员在行使国家、公共团体授予的公权力时因其主观上的故意或者过失给他人造成损害所应承担的个人赔偿责任,但同时也肯定了国家或公共团体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对公务员进行行政求偿.日本作为大陆法系国家与中国在地域、国情、民俗、习惯等方面比较接近,所以对日本国家赔偿制度中的行政求偿的性质、对象、成立要件等进行认真分析,可以为中国行政求偿制度的确立及完善提供一定的借鉴.     

《中国政府公务百科全书》评介

《中国政府公务百科全书》评介刘扬名《中国政府公务百科全书》编委会在国务委员陈俊生同志的主持下，组织北京和一些省市的具有丰富行政管理经验的政府实际工作者和有学术造诣的高等院校与科研单位的理论工作者近６００人的编纂队伍，历经几年的艰辛劳动，编就了这部世不...     

公务员分类改革势在必行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对于深化公务员分类改革要有明确部署。中央提出要加快建立专业技术类、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和聘任人员管理制度,要重点完善基层公务员录用制度,在艰苦边远地区适当降低进入门槛。一场针对全国公务员录用、考核的人事管理制度改革正在紧密筹划当中。2014年1月下旬,中组部、人社部等方面联合召开公务员管理工作会议,中组部常务副部长陈希强调,要把深化公务     

试论依法行政在依法治国方略中的重要地位

依法行政是实现国家由人治走上法治的重要内容，本文重点论述了政府机关在依法行政中客观重要地位和核心作用。并提出怎样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如何处理好行政立法中自由裁量权过大，标准不一，范围失控，行政处罚畸轻畸重等几个问题。就促进我国依法治国进程中，法律体系的建设、规范行政行为、提高执法队伍素质和健全监督约束机制等几个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     

试论国家公务员制度中的行政决策主体

在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的过程中,由于重大的行政决策活动是由居于领导层的人来完成的,所以人们往往认为,只有领导者才是决策主体(决策者),将行政决策作为行政领导者特有的权力。这种认识不仅在理论上失之偏颇,而且在实践中也行不通。它使得下级公务员缺乏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自主性,一切依赖上级的文件、指示行事,只起到一种“传声筒”的作用,容易造成不负责任、遇事推诿、敷衍了事等官僚主义现象。要克服这些现象,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必须从理论上重新界定公务员制度中行政决策主体的内涵,确立和增强全体公务员的决策主体意识。     

行政责任立法严格主义评析

严格主义行政责任立法观是希望通过严格的责任设定来实现行政法治化。这是我国目前关于行政违法归责的主流认识,其立法的集中体现是行政处罚法关于“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一律无效”规定。这一立法模式造成了我国规范行为过程法律与对行为进行监督救济法律的矛盾、非系统性。虽然我国司法实践对此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要深入解决必须从法律的系统研究与移植入手,从价值观念上对法律责任、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进行正确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