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与重建国家自主性

党的十六大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谐社会内在地包含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和谐,而充分发挥国家自主性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自主性的弱化趋势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高度重视重建国家自主性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要在深入推进行政改革和培育公民社会的进程中,致力于国家自主性的重建,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个体人格与人才聚合--论三国鼎立的决定性因素

袁绍、曹操、孙权、刘备具有不同的个体人格,这种人格影响着他们身边人才的聚合离散.人才的因素是造成三因鼎立格局的决定性因素,这种因素与其他历史因素结成一种合力,共同推动了历史的向前发展.     

阿富汗的族际关系与国家重建

族际关系问题是多民族国家难以回避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作为历经冲突后正处于重建状态的国家,阿富汗面临的相关问题就更加令人担忧,国际社会也面临被解释为族裔冲突的各种挑战。尽管族际关系问题在战前尚未构成关系到阿富汗国家存亡的政治因素,也非其社会冲突长期存在的唯一原因,但是自1992年以来却成为引发阿富汗武装冲突的主要原因。实践证明,阿富汗族际关系问题应由参与国家重建的各族自己去解决,未来阿富汗各族必须共同努力,反对族裔歧视的衍生和发展,只有这样其国家重建才能获得基本的运作前提。国际社会支持或反对某一族群利益诉求的举措,很可能成为该族群利用族际关系争取自身利益的实践,难以对解决阿富汗冲突有所助益。民族团结就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等治理观,为多民族国家和多样化世界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处理族际关系和纷繁事务的新理念。     

清代四川地方城市的重建——兼论清代城市建设中的国家与地方

明末清初四川地区长期战乱,城市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和破坏,各地城池倾圮,街道残破,衙署倾颓,屋舍无存,很多城市的基础设施荡然无存,严重妨碍了城市统治职能的实施.清朝在四川的统治巩固以后,立即着手展开了城池的修缮和建设活动,随着社会生产的恢复,在乾隆年间掀起了城市建设的高潮.清代四川地方城市的重建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不仅为四川地方城市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物理空间环境和物质基础,也集中反映了有清一代在城市建设方面的不懈努力和杰出成就,其重建历程折射出国家、地方政府与民间势力不同的作用与地位,及其相互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试论三国鼎立的关键战役——曹、刘汉中争夺战

战争是三国时期的重要主题,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在三国时代得到了充分的实践,著名的三大战役丰富了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宝库,这是被历史公认的。而曹操与刘备的汉中争夺战是什么样子的,它在三国时起着什么作用,它的地位应如何评价?本文将对曹、刘汉中争夺战展开论述,并称之为"汉中战役"。本文认为:汉中战役是三国鼎立的关键战役,它表现出了与三大战役不同的特征,它与三大战役异曲同工,共同证明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与"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1]的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科学性。它在汉末至三国近百年的战争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历史地位不可忽视。     

论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

国家治理问题是政治学一个最为核心、最为关键的命题。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习近平对国家治理作了充分系统的阐述,形成了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运用,而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其内生力量,同时又注重吸收人类先进文明。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运用现代化思维、高扬现代化精神、发展现代化理论、创新现代化方式。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具有重大的意义,是对社会主义治理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进一步提升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引。     

论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

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是邓小平关于国家总体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体现在国家利益、经济发展、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国际和平等相互关联、逐步递进的五个方面,即维护国家安全必须立足于国家利益,要以经济发展、国力增强为固本之源,要努力维护政治安全、实现国内稳定,要提升军事力量、大力反对霸权干涉、维护国际和平。     

匈牙利国家治理体系重建研究:基于政党制度化的视角

重建国家治理体系是政治转型过程中的核心目标,而以高制度化水平为特征的强政党是一国治理体系有序建构的重要保障。本文以自主性、系统性和功能性为衡量标准,认为匈牙利自转型以来的历届执政党均有显著的制度化发展取向,随着治理体系重建的推进,已经基本摆脱了最初的稚嫩状态,建构起了一套成熟的政党体制运作模式。在主要政党的有力统合下,通过实现经济社会化、行政集权化和外交均衡化,完成了对政治结构的调整;并且以法治为基础重塑了运作机制,对整个治理体系进行持续的秩序供给。总体观之,匈牙利不仅克服了转型初期的社会动荡,在近期也成功消解了极端民族主义生长的基础,从而实现了较为全面的政治发展。有基于此,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加重视高制度化政党对于一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际意义,在科学准确地评估政党制度化水平的基础上,具体考察其所取得的丰富建设经验和治理成果。     

试论国家重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德国和日本现代化透视

国家重建是现代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对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国家重建往往成为其现代化顺利推进的先决条件.本文通过对德国和日本两国现代化启动阶段的分析与研究,探讨了国家重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指出国家政权是两国现代化全面启动与推进的过程中贯穿始终的核心力量.     

论抗战时期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国家思想

从现代化的视角,对毛泽东构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进行分析,论述了新民主主义国家这一建国方案的提出及其实施,揭示其在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及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中的作用,以求为现阶段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经验。     

三国蜀汉政权国号“汉”考论

三国分魏、蜀、吴,其中魏、吴是国号,但蜀不是国号,而是地域号。《三国志》陈寿开始正式用地域名称"蜀"代称刘备建立政权的国号"汉",以与建都长安的西汉王朝以及建都洛阳的东汉王朝区别,但在行文中仍然保留不少反映蜀汉政权国号"汉"的记载。裴松之的注、《三国演义》也保留一定数量的记载,后人对"汉"作为蜀汉政权国号进行了研讨。     

三国时期西部农业开发述论

三国时期 ,曹魏控制西北 ,蜀汉占据西南 ,两国主要在西部地区争战 ,粮草供给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 ,为此双方都采取了恢复和发展粮食生产的措施。曹魏在西部一些适宜农业的战略要地大兴屯田 ,开发关陇、稳定河西 ,每年收获大量谷物供给军粮 ,以守为攻 ,迎战蜀军 ;蜀汉占据西南之后 ,诸葛亮注意处理好民族关系 ,发挥当地的农业资源优势 ,劝农积谷。为了解决北伐运粮的困难 ,还在汉中及渭水南岸一些地区设置少量屯田。不同的农业开发措施与双方的治乱胜败有很大关系。     

三国时期法治主义思想考辨

三国时期的法治主义思想,是在礼法结合基础上吸收战国至秦时法家思想中的积极成分、以厉行法治为主要内容的法治主义思想,而非后者的简单翻版.相应地,其思想不是对以德主刑辅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削弱,而是符合时代特征的完善与发展.     

浅谈三国时期的儒学教育

三国时期 ,战乱频仍 ,两汉严格规范的教育体制被打破。为了文武并用 ,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培养人才 ,三国政府都兴办教育 ,设立太学 ,其中以曹魏为典型。这一时期太学具有一定的规模和体系 ,并确立了今文经的地位。此外 ,三国时期的地方办学也有一定规模 ,很多地方官员都在其辖区大兴教化 ,创立学校。这些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都具有积极作用。但由于战乱、统治阶级的好尚和生源、师资等方面的原因 ,三国时期的教育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成效。其中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总结的     

《三国典略》考

《三国典略》,唐初时人丘悦著,现已亡佚。根据有关唐代的各种历史文献,对此书作者的生平、撰写的历史背景、流传情况等作出比较详细的考证;并以书目记载为基础,全面分析佚文的内容,对此书的体例、特点、史料来源、史料价值等作一综合研究。     

论曹魏财政管理的专职化演变

曹魏的财政管理在建安时期以非专职化管理为主要特点,曹操自己控制着财政决策权,中央没有设置专职的财政主管机构和主管长官,重大财政事务多派他官负责执行。这种专职化管理的范围有限,且带有浓重的军事色彩,从财政制度建设上看,是对汉制的倒退。曹魏代汉之后,对财政管理进行专职化变革,主要是财政政务归尚书台,创设度支尚书主管军费,加强大司农、少府的专职管理职能,最终取消兼具财政与民政管理职责的典农官。财政管理由非专职化趋于专职化,体现了曹魏财政制度在汉唐财政制度变迁中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     

秦汉三国时期成都商业大都会的建成

本文论述了秦汉三国时期,成都商业大都会的建成历程：从李冰时期将成都＂市＂迁至成都城外＂二江＂间,形成＂两江珥市＂的格局,从此开始了成都作为商业大都会的提速发展。     

三国时期蜀国战略管理思想的当代意义

三国时期战略管理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内容博大精深,包含极其丰富的思想资源,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从管理的角度审视,其影响至今犹存。本文对战略管理进行初步的探析,通过对三国战略体系中管理思想的阐述,力求获得具有当代意义的理论启迪。     

占星术视角下的三国正统观

占星术因其借由天象,能够预测人世间的事物,与天命王权息息相关.正统观的论述也围绕天命王权展开.对正统观有所论述者往往也对占星术有所关注.分析诸家在论述三国正统观时对占星术的处理,不仅可得见各家的主观意图、立场,而且能够认识占星术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内涵.     

试论三国时期的图书出版机构

秘书监、著作郎等职,均非三国时期新出现的职官机构,但在三国时期都有了一定的发展。通过对这些职官机构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三国时期图书编撰出版事业发展情况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