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至1914年间的"道德救亡"思想解析

1913年至1914年间知识阶层中流行的“道德救亡”思想是在民国初年特定的背景中出现的,其主要手段与方法为:实行政治革命,注重社会革命,推进国民道德重建;倡导正义;建立道德权威;改造道德信条,反省自爱,以私德促公德等。客观而言,“道德救亡”思想既是对传统价值的否定,又是对新价值的追求,是从旧价值解体到新价值建立过程中的一种过渡性方案。由于它自身的缺陷,“道德救亡”思想不能成为制裁社会堕落的克星,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     

梁启超道德本体论及道德革命思想探微

围绕着救亡图强、启蒙民众的现实需求,梁启超提出了许多富有深刻意义的关于"道德"的思考。从本体论的角度,梁启超对"道德"设定了诸多含义,确立了道德利群和群己相谐的目的性,并从道德的特征上指出公德和私德两方面的内涵和道德"行非言"的本质。与此同时,梁启超将理论与现实进行有机结合,提出了"道德革命"的思想。一方面,进化论的思想为道德革命观点奠定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改造近代国民劣根性的需求为道德革命提供了现实依据。梁启超所提出的道德本体论和道德革命的思想是近代借道德人心治理国家思想的重要缩影,对近代国民道德改造产生了深远影响。     

和谐社会伦理:对革命道德教化理念的解构与超越——革命道德教化的现代性道德价值理念审理

中国现代性道德教化是一项未竟的事业。革命道德教化理念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以现代性道德价值理念来分析,革命道德是一种“信念伦理”,革命道德教化作为“非常时期”的道德教化活动,不能实现对启蒙道德教化的超越,与之形成了现代性道德教化的某种断裂。透析革命道德教化的现代性断裂现象,对当代道德教化有着重要启示。“和谐社会”伦理是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础,是当代道德教化的核心理念,是对革命道德教化理念的超越。     

论道德规律

本文认为，一切社会的道德莫不循由如下规律而发展变化。“变化律”：共同道德是超社会的，它的变化不是决定于社会的变化，而是决定于人们道德意识的变化；特定道德相反。“推行律”：一个社会实行何种共同道德，是偶然的、自由的、可以选择的，它不取决于社会发展，而取决于统治者的意志；特定道德相反。“效用律”：任何类型的共同道德对社会发展是促进还是延缓均与社会发展无关，而完全决定于其自身性质；特定道德则相反。     

论市场经济下的道德建设

市场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工具理性行为的普及，但长期以来我们的道德是围绕着价值理性行为建立的，工具在行为领域缺乏系统的道德规范，完整的道德体系应包括工具理性道德和价值理性道德，二者的区分反映了道德的多元住、层次性和道德人格的多面性，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来讲，建立工具理性道德是更为紧迫的任务，这一道德的建立应认同在“自利”、“无害”、“守约”三个基点上。     

清末“革命道德”讨论与鲁迅思想的发生

鲁迅思想的发生与清末留日知识界有关“革命道德”话题的讨论密切相关。这场讨论聚焦革命者的“私德”问题，经由《新民丛报》与《民报》、章太炎与《新世纪》的笔战扩大了影响，鲁迅在东京时期所作的诸篇论文正是诞生在这样的思想语境当中。对“革命道德”话题的关注、思考与回应，促使鲁迅初步形成了以“立人”为核心的进德观。他通过对“人”的内涵更新与“立”的方法变革，构成对儒家“立人”进德观的挑战与现代转化。鲁迅进德观的落脚点在如何塑造现代人格的问题上，也融入了借重文艺发扬精神的思路，形成了审美与道德融合的文学观念。鲁迅关于“革命道德”的思考从清末延伸至“道德革命”的五四时期，又在1930年代新的革命语境下再次被激活，对“革命者/启蒙者”的道德审视与批判构成了鲁迅思想一以贯之的脉络。     

新文学与新道德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大持点是对道德的关注。五四时期文学的道德关注主要体现了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全盘否定；救亡时期文学弘扬了民族优良道德；新中国成立后，对无产阶级革命道德的弘扬和对社会主义道德的倡扬成为文学的主流；新时期文学的道德关注既体现为对传统道德观念的重新审视，又体现为对多元文化碰撞中现代道德的探索和建构；后新时期文学则出现了躲避崇高、道德保守主义、世纪末情绪和寻找精神家园现象。     

列宁论共产主义道德

列宁是继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最伟大的革命导师,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过细致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道德＂的观点。列宁的共产主义道德立论是其政治伦理思想中最具特色的思想内容,蕴含着丰富的伦理价值和人文关怀。研究列宁的共产主义道德对建设和谐社会、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道德调节：和谐社会的伦理支撑

道德调节作为社会调节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以推动人们的行为和关系从“现有”到“应有”的转化为目标，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导向；和谐社会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重要价值取向，属于“应然”的基本价值判断，本身也是一种伦理要求。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道德调节可以而且应该发挥重要作用：通过社会道德赏罚、评价、教育等方式，广泛调节人们的行为和关系，为实现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制度从“现有”到“应有”的转化、为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提供伦理支撑。     

引导当代社会道德重建的新思路——评析《优良道德论》

系统地解释、传播、运用优良道德理论体系之思想和方法，以引导当代社会在实践中重构优良道德，是《优良道德论》一书的追求。善恶是道德目的对人性行为事实之“应该如何的评价”，而道德目的是社会的而不是个人的。所以，道德存在的根本方式不是自律而是他律。对于任何一个时代来讲，重要的不是有没有道德和德治，而是这个时代拥有什么样的道德，采取什么样的德治方式。只有优良道德体系，才能进行社会治理，并通过社会治理而使社会生活道德化。只有打通理论与生活间的通道，才能使优良道德构成为生活的价值标准、判断尺度和行动原则，使失去道德归依的生活回归道德的轨道，获得优良道德的重建。     

道德价值及其实现

分析了关于道德价值的五大流行定义：“需要”说、“应该”说、“情感”说、“意义”说和“关系”说等。分析发现,这些观点均具有真理性,也有进一步完善之必要;如果把道德价值界定为：“道德事实与人之间特有的社会关系,它标志着道德事实对人的本质之确证和完善”,或许会更加接近道德价值的内在特质。进而认为,道德价值是以实践-精神、功利-道义、个人-社会、自律-他律、相对-绝对相统一的方式来把握,并通过认可正确道德价值、实现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互动转化、形成内在道德素质与外在道德习惯、坚持个体道德价值取向与社会道德价值要求相统一等途径实现。     

“以德治国”:中国革命道德的张扬

中国共产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侍承中国传统道德的精华，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道德规范体系，即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从而成为一个具有自觉道德基础的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革命道德发挥了主导社会道德的作用，并经受执政与改革开放两大考验。研究中国革命道德对我们贯彻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方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代中国道德运作机制研究

道德社会作用的发挥依赖于社会的道德运作机制。对当代中国道德运作机制的研究，有利于理解和实践江泽民同志关于“以德治国”的思想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道德运作机制是一个包括道德引导机制、道德监督机制、道德教育机制等的复杂系统。道德引导机制又包括社会舆论引导、风俗习惯引导、良心形成等内容；道德监督机制包括党政监督、民主党派与社会团体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新闻舆论、大众传媒的监督；道德教育机制包括社会道德教育、学校道德教育、家庭道德教育和自我教育机制等。     

“真”是构建新道德规范的基石

道德发展向“善”是我们的共同愿望,而道德求“真”是道德向“善”的基本前提。“真”是道德存在的现实基础,是道德得以发展的基本前提,是通向“美”的必经阶段。道德求“真”是指当代社会的道德发展要符合“真”,即道德要符合当代的社会生活实际,符合人们的思想文化实际,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变化。新道德对现实“真”的需求反映了社会进步对现实“真”的需求,是伦理道德体系本身的科学化和具体化的客观要求,还是新道德规范从民族化转移到国际化视野中的实在要求。构建新道德规范求“真”,必须以“真”为本,至善至美;要与时俱进,不断发掘时代精神,丰富时代新内容,在新道德规范的构建机制上体现“真”。     

近代国人道德贫弱原因之分析

对于礼仪之邦来说,“道德”本不陌生,从周公“制礼作乐”到先圣昔贤的解悟践履,它融入到了中国人关于人生的理解之中,也将传统的社会和政治都赋予了道德色彩,在“君子”圣贤理想目标的引导下,普通的中国人也在过着一种道德的生活。但近代以来,在社会的巨变和救亡过程中,“民德”却暴露出重要的问题。现基于对传统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观察,从传统政治、治统和儒家的学统三个方面分析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并借以思考当前社会的道德建设。     

尼采的“主奴道德思想”探微

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尼采论述了奴隶道德颠覆主人道德并取得“道德中的奴隶起义”的胜利,在他看来,现代道德价值的真面目是内含“虚无主义病症”的“奴隶道德”,而与奴隶道德共同拥有“反应性”特征的怨恨是理解“道德中的奴隶起义”的阿里阿德涅之线。因而,想要破解尼采这一思想中的逻辑密码,进而立足当下重新评判尼采对现代性道德所做的“诊断”,就需要充分揭示“怨恨”在“奴隶道德起义”中的发生、发展的微观机制,进一步追问“道德的‘奴隶起义’及其所取得的颠覆性‘胜利’”的发生逻辑,这对于深刻把握尼采对道德价值的批判以及重思现代性来说极为重要。     

论康德对形而上学的实践转化——基于对哲学“哥白尼革命”意义之重释的探究

将形而上学从思辨领域拓展到实践领域是康德批判哲学的一项重要关切。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康德指出，通过哲学领域的一场革命可以使得形而上学成为科学，这场革命一般被称为“哥白尼革命”,由于形而上学分为自然与道德形而上学，“革命”除了用来回答如何使自然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之外，还要用来回答如何使道德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但是对传统自然形而上学的批判却无法直接导向对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这里蕴含了从自然领域向道德领域的跨越问题，因此“革命”需要承担起解释此“跨越”的任务，而按经典方式理解“革命”却无法超出思辨领域实现“跨越”。经典理解忽视了“革命”的历史发生学语境，天文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并非由哥白尼本人所制造，而是由哥白尼所引发、并在牛顿力学中得以完成的革命，将其纳入康德的思想语境中，可以揭示出哲学“哥白尼革命”的实质，表明它并非知识与对象间关系颠倒，而是发生在从事认知的心灵能力本身中的转变，其外延可依康德的认识论拓展到实践领域。借助知性和理性能力在理论与实践维度的不同运用，论证康德如何通过“革命”实现形而上学的“跨越”,它呈现为递进式的实践转化过程，以此为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奠定根基。     

泛道德化批判的归因探究

泛道德化批判是将伦理道德作为价值标准评判一切社会现象的批判方式。在批判过程中以伦理审判和道德训诫取代制度规约，遮蔽了制度的错位或缺失，对非道德领域的盲目否定性批判，易于陷入一种悲观主义或超现实的空想状态。其中，道德自身的柔韧性衍生了泛道德化批判的可能空间；语言表达的能动性强化了泛道德化批判的传播效应；“以德立人极”的德性论激活了泛道德化批判思维的文化基因；道德规则的价值悬设助推了泛道德化批判的现实发生。深入剖析泛道德化批判的成因是有效纠正非理性道德批判，科学运用道德标尺的逻辑前提。     

法家历史哲学的三重维度

法家历史哲学实质是一种政治哲学。法家历史哲学三重维度体现为：其一，确立起他们立足于“当今”的变法理论，效法先王以变致治的精神，以爱民、利民为原则，凸显他们勇于革新包括自我革命的时代精神；其二，在“原初状态”中深刻阐释人性以自利为基础的理性计算能力以及以利他为基础的道德能力，并立足于“权衡道德论”及其制度逻辑而实现社会秩序；其三，“新圣”最能把握时代精神而深刻影响历史进程，“新圣”实质体现了政治家必须以理性治国的极端重要性。法家历史哲学至今依然予人启迪。     

道德价值：定义的评说与探新

道德价值作为伦理学与价值哲学的交叉课题，已日益引起学界关注。然而，存在的未必是合理的。通过对“需要”说、“衡量”说、“应该”说、“情感”说、“意义”说和“关系”说等学界关于道德价值的这六大流行定义的解读、辨析，笔者发现，它们均具部分真理，也似有进一步完善之必要。如果把道德价值界定为：“道德事实与人之间特有的社会关系，它标志着道德事实对人的本质之确证和完善”，或许会更加接近道德价值的内在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