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国会与总统的对外政策主导权

美国宪法基于分权制衡的原则将美国的对外决策权分别授予了国会和总统,因此,国会和总统对于对外政策主导权的争夺成为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美国的对外政策可以分为危机型政策、结构型政策和战略型政策三种。在前两种政策类型中,总统和国会分别拥有对外政策的主导权;在战略型政策中,国会和总统平分秋色,共同享有对外政策的主导权。在可预见的将来,总统和国会对于对外决策权的争夺还将持续。     

试析冷战后台湾当局的"民主外交"

冷战后,随着世界民主趋势的发展,台湾当局为迎合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同时为拓展国际生存空间,在继续推行“务实外交”的同时又打出了“民主外交”的旗号,力图以“民主”为掩饰,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实质关系,并企图得到这些国家在道义上的支持,从而达到其分裂祖国,走台独之路的目的。     

对美国总统和国会在对华政策上互动关系的考察 --以克林顿时期为例

美国总统和国会在对中国政策上的互动,表现为在制定中国政策问题上,既有矛盾和冲突又有合作和妥协.总统的决策影响着国会,国会的决策同样影响着总统.总统和国会在处理台湾问题上都制定了正式和非正式的机制.在中美关系的经贸问题上,总统和国会合作多于冲突.在中美关系人权问题上,总统和国会目标一致,那就是给中国施压,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美国国会内部的党派区分并不能完全决定美国国会的对华政策.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受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并随美国国内政治的波动而波动.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总统和国会在对华政策上演"双簧",也不要认为国会总是和总统过不去.     

冷战时期日本的联合国外交

冷战时期,日本联合国外交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加入联合国,摆脱因战败而沦落为“二等国家”的困境,获得一个有利的和平环境,发展对外关系,迅速恢复经济。二战后的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的确在联合国外交中大展身手,但由于其联合国外交本身的先天不足和后天受限,以及联合国中发展中国家成员的增多,日本的联合国外交连连受挫。这也使日本降低联合国中心外交的调门,甚至一度冷却和放弃。     

冷战后的美国政治与美国外交

冷战后美国政治频繁的戏剧性变化表明美国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期和波动期。美国外交的摇摆与国内政治的波动有直接关系。这种波动不仅是政策性的，也是方向性的。美国政治的剧烈变化把党派冲突与文化检讨纠缠到一起，演变成美国人价值观念的冲突和匡正，美国外交政策也被置于这种冲突和匡正的争执之中。美国人自己内部的争执很难在短时间里取得共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各派都以自己的好恶去“指点江山”，干涉世界。冷战后的美国外交也就更加以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为出发点，而较少地面对国际政治的现实。     

论后冷战时期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外交中的影响

文章解释了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内涵,陈述了后冷战时期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特点以及后冷战时期新保守主义对美国外交的影响,提出了新保守主义的产生、发展和壮大有赖于冷战的特殊环境。在全球化进程迅速发展,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与依赖关系不断深化,所以会从根本上限制其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更大或更长远的影响。     

冷战后的中国对日外交战略选择

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应当是既符合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又有利于实现自身的长远利益。中国的对日战略也应该是对中日两国相关的国际形势及日本对华政策深刻研究的结果。对中国而言,对日政策的理性目标是真正的友好合作,实现共同利益,最低的底线是防止政治斗争激化导致全面对抗。中日关系将在合作与摩擦中曲折地向前发展。中国在对日关系中必须有“新思维”     

基于“颜色革命”的冷战后资本主义阵营公共外交探析

冷战结束后,支持特定国家的“颜色革命”是资本主义阵营和平演变战略的延续;目的是颠覆他国政权、重塑相关地缘环境,扩展和巩固资本主义阵营在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受冷战思维驱动,资本主义阵营通过提升反对派动员能力、直接煽动民众情绪、施加压力削弱政府应对能力等微观层面的路径,改变他国“反对派—政府”的结构性力量对比;又在宏观的国际社会层面建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语境,美化“民主输出”,以提升“颜色革命”受青睐度。资本主义阵营以冷战胜利者自居,将支持“颜色革命”的手段蒙上自由、民主的虚假外衣,利用公共外交对外进行战略扩张。这类充斥话语霸权的实践,贯穿于“颜色革命”全过程,不仅采用幕后交易和对外宣传措施,还辅之以对新媒体和新型沟通平台的应用,极具渗透性和欺骗性。其反和平性异化公共外交概念,与公共外交建构和平友好关系的价值相背离。对此,中国既要认清美西方利用公共外交推进“颜色革命”的实质,又要在公共外交实践中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观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以坚守意识形态安全底线。     

试析冷战后美国对华意识形态外交的特点及其发展

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总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冷战终结后,冷战延续下来的意识形态却在美国对华外交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以"遏制中国崛起"为主的意识形态逐步成为美国制订对华外交政策的主流思想.不过,同冷战时期相比,其内容与功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意识形态更多地是作为宣传手段来推行势力扩张的强权外交政策.意识形态渗透到美国对华外交的各层次当中,与实用主义共同作用,从而构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     

冷战后中国多边首脑外交：作用与方向

冷战后的中国多边首脑外交成绩斐然,实现了主权、发展和责任三大利益需求;拓宽了范围与渠道,深化了内容与作用;今后加强实践与理论研究应成为其在新世纪的努力方向。     

论冷战后美国对华人权外交中的利益集团因素

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中人权问题凸显,关注人权问题的利益集团愈来愈多地卷入美国对华人权外交决策的进程。这种现象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国内背景。这些利益集团结成联盟,加强了对政府的游说活动,力图影响对华外交政策。     

中国外交体制运作之议会外交——浅析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外交职能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外交是中国体制内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以来,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外交权力和外交职能是历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的.宪法赋予全国人大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以及人大作为中国代议机构的职能,使得全国人大开展的议会外交兼具其他体制内外交无法企及的特殊权重以及"既官又民、亦官亦民"的松散特点.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人大外交形成了建立定期交流机制、双边友好小组、参与国际及地区议会组织、以及"请进来走出去"等多种外交形式.人大外交从体制到实践都日趋成熟,在中国外交的整体部署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冷战后朝鲜内政与外交的重大变化与前景展望

朝鲜是当今世界上由共产党执政的五个社会主义国家之一,苏东剧变后,朝鲜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内有经济困难,外有美国高压、南朝促变的巨大压力.但是,2200多万朝鲜人民在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正在努力建设自己的家园,世界之交,朝鲜内政与外交出现新变化.国际上的一些媒体认为,这是朝鲜即将步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后尘、推行全面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先兆",有的甚至还列了具体的时间表,近年来朝鲜内政与外交究竟发生了哪些新变化?这些变化是否意味着朝鲜不久将有重大的改革举措?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作些回答.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文化外交浅析

文化外交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围绕建设＂文化大国＂、＂文化强国＂这一新世纪战略使命,在对文化外交的战略意义保持高度理论自觉的同时,以理性、务实和自觉的态度,大力开展文化外交实践活动。虽然中国的文化外交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是其中也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只有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大力推进文化外交,才能彰显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进程中推动中华文明的复兴。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外交新动向

在国际格局与秩序出现新变化背景下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推进国际经济合作、扩大国际影响的重大战略规划,其目的是在遵循现行国际体系框架的前提下,以蓝海思维实施对外战略,力争在大国博弈中占据先手。"一带一路"倡议是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践行中国方案、积极供应国际公共产品的典型案例,反映了中国外交更加主动、视野更为开阔、战略组合更为丰富的发展新趋势,表明中国外交正在逐步迈入强国外交阶段。     

“九一八”后的民族复兴思潮

九一八事变引起的民族危机,促进了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中华民族有无复兴的可能?这是“九一八”后广大国民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尽管因知识结构、政治背景以及所擅长的专业不同,人们的认识千差万别,但他们都认为只要发奋图强,中华民族就一定能够实现复兴。人们在探讨民族复兴的问题时,特别强调了民族自信力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并且就如何树立民族自信心的问题展开过讨论。除民族自信力外,人们还讨论了学术研究与民族复兴的关系问题,认为学术研究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浅析二战后德国和平外交的思想根源

在导致二战后德国和平外交的各种因素中,德国外交思想的延续性是相对而言更为深层次的、结构性的原因.德国外交思想的延续性蕴含了德国外交中长期不变的战略基础和基本构想.德国要在战略上避免"他国结盟的噩梦"的困境,就必须正确对待自身地缘政治的特殊性,并从历史和战略的高度上认知其影响和价值,从而趋利避害,实现德国的安全与欧洲的和平.这便是德国在二战后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的思想根源.     

“中国文化复兴论”与中华民族复兴话语的建构

"中国文化复兴论"的生成受到了"以复古为解放"的国学发展模式、西方"文艺复兴"和日本国粹主义的启发。近代先哲在建构民族复兴话语时,都从不同视角强调了"中国文化复兴"对全面振兴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认为"中国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必需途径与精神动力。近代以来,"古学复兴""中国文化复兴""儒学复兴""中国的文艺复兴""恢复固有道德""第三种文明"等不同文化流派在涉及如何实现中国文化复兴以及怎样以此促进中华民族复兴时,其观点和路径选择并不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