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对中国“长篇小说精神”建构的贡献

明代四大小说各具特色,论场面宏大,《三国演义》首当其冲;论结构特色,《水浒》匠心独运;论人物塑造的灵动可感,《西游记》无愧首脑;论人情事理,《金瓶梅》堪称大宗。《金瓶梅》给予中国长篇文学创作的深度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人性现实的态度和悲悯情怀展示这两个方面。人情现实主题决定了作品人性揭示的深切,悲悯情怀的彰显决定了作者深刻哲学思想的美学表达。《金瓶梅》开拓了中国长篇小说创作主题选择视域,丰富了中国长篇小说的文学精神内涵。     

论《金瓶梅》的佛道书写与价值迷失

绣像本《金瓶梅》的佛道书写着重其商业性、世俗层面的渲染,而对"超越性"层面较少涉及,小说人物对佛道二教的态度也是无关道德的,这种倾向实际上折射出《金瓶梅》对道德价值的"疏离"。围绕人性欲望与生命存在的冲突与纠葛,《金瓶梅》展现了一派道德"疏离"后的众声喧哗,因果报应、命运天定、养生节欲等佛道观念在人物命运故事中被重新审视,也被赋予多重含义,表现了佛道世界及生活本身的丰富性与多义性。小说的空幻结局昭示了小说家在道德"信仰"坍塌后的精神迷惘,它是晚明士人清醒认识人性之恶循环不已之后思想无所指归的时代表征,它的背后是儒家积极向上精神的丧失。《金瓶梅》道德"疏离"的背后是对道德更为深沉的呼唤。     

《金瓶梅》的"被"字句考察

本文详尽分析《金瓶梅》的“被”字句的用法特点。从语法结构来看 ,其“被 +Np +V +O1 +O2 ”、“被 +Np +主谓短语”、“被 +Np1 +Np2 ”是《金瓶梅》与现代汉语的不同之处 ;从语义结构看 ,“被”表示原因也是《金瓶梅》与现代汉语的不同之处     

《幽怪诗谭·小引》解读

袁宏道《与董思白》信,传递了《金瓶梅》抄本问世的第一个信息.《金瓶梅》的问世,震撼了晚明文坛.相继有王世贞、屠本竣、谢肇制、薛冈、冯梦龙、沈德符等著名文人作家评论传播《金瓶梅》,抄本在北京、麻城、诸城、金坛、苏州等地传抄.《与董思白》写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至今已411周年.晚明与《金瓶梅》有关文献,称此巨著为《金瓶梅》、《金瓶梅传》,无有称《金瓶梅词话》者,欣欣子序称"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因此,有学者猜测原抄本曰《金瓶梅》,"词话"二字是书商刊印时加上去的.《幽怪诗谭·小引》称《金瓶梅词话》,在至今所见文献中,这是最早传递词话本的信息.     

《醒世姻缘传》回目中"葡萄架"典故解说

《醒世姻缘传》第七十九回回目与《金瓶梅》第二十七回回目中的"葡萄架"一词,含义并不相同,《金瓶梅》为实景描写,而《醒世姻缘传》一书则是用典,典故出处为明代笑话集《解愠编》,其含义为"惧内"与"面有伤痕",这样《醒世姻缘传》的回目才与正文相应.     

论《金瓶梅》对《水浒传》女性观的扬弃与超越

以《水浒传》和《金瓶梅》两部作品塑造的女性形象的内在精神脉络为轴线,从女性贞节观念、婚姻自由、尊重情欲三个方面出发,试图对两部作品的女性观进行比较,论述《金瓶梅》正逐步扬弃《水浒传》所颂扬的传统的女性观念而不断向宏扬女性人性解放的女性观发展.     

《玉娇李》与《续金瓶梅》关系考论

《续金瓶梅》在人物命名、人物命运等多方面受到《玉娇李》的影响,这就明确了前者在创作时确实参考了后者。当下《玉娇李》研究几乎全是研究《金瓶梅》的副产品,而对《玉娇李》本身及其对《续金瓶梅》的影响研究不够。丁耀亢当是通过诸城丘家见到或听到过《玉娇李》。崇祯本《金瓶梅》的评改者似乎看过《玉娇李》。《玉娇李》与《续金瓶梅》之间关系的发现对《金瓶梅》研究有一定的价值。     

论清代《金瓶梅》故事在民间戏曲传播中的两种演绎

《金瓶梅》故事的戏曲创作演绎与民间说唱演绎及其在清代的流播过程说明,如何解读《金瓶梅》是与时代的精神风貌、表现的艺术形式、文本创作者的修养层次、社会文化消费趋势等等紧密相关的。可以看到,人情事理的教喻性作品依旧要比男女情色的感官性作品留存得更为久远。作为一部以人性拷问为主题的长篇巨制,《金瓶梅》还将成为中国其他艺术门类创作灵感的来源地。关于它的"情理""美丑""善恶"及其价值、意义等等的评说与争辩,仍会是将来持续的、热度难退的学术话题。     

《金瓶梅》中妾妇奴性形象浅析

《金瓶悔》中妾妇形象的塑造,揭示了中国妇女由封建伦理型向金钱物化型嬗变的过程,暴露了明代社会后期夫与妾之间的奴役关系及中国这个阶层的妇女人性堕落、自我毁灭的现实,增强了读者对《金瓶梅》美学价值的认识。这对当代我国妇女如何争取真正的解放具有一定的启示价值。本文就《金瓶梅》一书中妾妇奴性形象塑造的特点、意义和启示三个方面进行一些浅析。     

《金瓶梅》为"家庭小说"简论--一个关于明清小说分类的个案分析

鲁迅虽称《金瓶梅》为“人情小说”或“世情书”,但他也指出此书“著此一家, 骂尽诸色”的特点。若就“人情——世情”小说内部深入研究,则从题材及其叙事结构而言 ,《金瓶梅》还可以而且应当称之为“家庭小说”。它影响后世衍出《林兰香》、《醒世姻 缘传》、《红楼梦》、《歧路灯》诸书,构成家庭小说的系列,其规律往往是后来者从前作 反面取材或立意而成新创。这是《周易》之所谓“通变”的体现,在小说史上是普遍的现象 。在承认《金瓶梅》为“人情小说”或“世情小说”代表作的前提下,明清小说分类中应把 《金瓶梅》——《红楼梦》一脉如实称为“家庭小说”。     

刘勰"原道"说与荣格"原型"说比较

荣格对中国的“道”极有兴趣,试图将之纳入到原型批评的理论框架,刘勰“原道”说就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关于文学本原的探究,与荣格着眼于求索人类文化心理大体相似性的原型批评有相通之处。然而,荣格的原型说立足于宗教观念,从神的形象中归纳出原型;而原道说则是在人与自然的诗意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人类精神文化的基本形态。原道说对自然的亲和中所蕴含的生态论美学思想不失为拯救陷入困境的原型批评的良方。     

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解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一个科学论述,对于《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的研究,我们应该用历史的方法把它纳入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全过程中来看,正确评价它的理论意义与历史价值,全面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这一重大转变。     

"在"与"在者":一个必要的划界——论哲学的合法性

"在"与"在者"的划界,规定了科学与哲学的分野.科学以因果诠释的方式把握"在者",而哲学则以领悟的方式把握"在"本身.人作为"此在",是唯一能够追问"在者"之"在"何以可能的"在者".对"在者"之"在"的召唤,乃是作为"此在"的人的存在方式本身.对"什么是存在"的追问,隐含着沦为知识论的危险.通往哲学之路的首要前提,就在于澄清哲学提问方式的遮蔽之处.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     

入神：文学的超审美境界——以李杜诗歌为例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说的“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见解,它不离审美而又超越审美,也即指艺术的伟大性。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神”与“道”互通,它们共同表现了一种玄妙的人生之境。严羽认为只有李杜诗歌才达到“入神”境界的根本原因,在于李杜诗歌是真善美的完美结合,在于李杜能在变中求常,在时代中求永恒,把根本性的人生问题的时代兴奋点、聚焦点转化成艺术,从而实现了文学的“伟大”并入于“神”。     

关于“后人类”若干问题的思考

所谓"后人类",是当代社会人们对未来人类的一种设想,它体现了关于人类未来的一种价值观."后人类"被设想成为人体和机器、人脑与电脑的结合体,它可以是机器人,可以是软件,也可以是信息状态.本文认为,这种关于"后人类"的设想是技术"物本主义"价值观的产物,"后人类"实质上是"非人类".在未来社会,机器和电脑是不可能超过人、取代人的.     

人的全面发展与 "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

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中国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内涵,实践"三个代表"要求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以人为本”的认识论路径

人不仅能够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还能认识自身的主体性及主体构成的人类社会,并合规律地追求终极理想。“以人为本”就是要发挥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不断构筑人类思维的新坐标,开拓认识世界的新视野,提升人的各方面能力,改善人的存在状态,实现人对自身的终极关怀。     

浅谈《纯粹理性批判》之"综合"

在康德的认识论中,综合是一个关键性的范畴,它决定了先天和后天的知识如何统一成为具体的、可以被认识的 知识。因此,理解“综合”的范畴,对于我们把握康德哲学的认识论,具有重要作用。本文的任务就在于论述“综合”在于 人的表象能力,而不在于对象,这充分表现了康德哲学主观唯心主义的特点。     

重读"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是中外文学史上一个极为独特的现象。对"人学"原则的漠视是它与时下读者相疏离的根本原因。它写战争却不敢正视战争的残酷与非理性,写人却缺乏对人的命运、灵魂和价值的哲学思考。对日常世俗性及人的正常的物质欲望更表现出否弃与批判。"红色经典"实质上是一种放弃了个人思想的意识形态化写作,是一种彻底的经验性写作,主体层面文化知识的储备与客观向度的文化语境的规约也使作家无力担负起历史的重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