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跨境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的问题、理论与方法

中越跨境民族文学是指生活在中越两国的跨境民族的文学叙事,作为一种边缘文化呈现出对中心文化与异文化的吸纳与创造的民间自觉,具有多元内涵。中越跨境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以“比较视域”和“文化间性”为理论指导,运用文学人类学和宏观比较文学等方法论,以求清晰把握中越民族文化发展演变的渊源与脉络i建构边境和谐共生的民族文化生态。     

文化寻根与精神理想的探索--张承志文化小说分析

198 5年前后 ,“寻根文学”的兴起 ,为张承志小说的文化寻根与精神理想的探索提供了广阔的文学视界。作家以艺术的笔触深入到历史深层和民族的文化内核 ,去探究民族文化的审美价值、精神特质和人文理想。     

上海都市民俗的文学书写

都市民俗是在都市环境中蕴育形成的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及语言民俗等。在20世纪华洋杂处的上海,都市民俗形成了其特有的兼容并蓄的特点。对上海都市民俗的文学书写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的“异质民俗”书写、40年代新市民作家的“日常民俗”书写,以及80、90年代当代作家的“民俗寻根”书写等阶段,从而建构起了一条跨越时空的都市民俗文学书写的独特的风景线。都市民俗的文学创作承传也积淀着作家个人的文化情结与国家民族的文化记忆,具有文学史的意义与价值。     

赋魅与认同:新中国初期边地诗歌的国家形象建构

国家形象建构，事关一个国家的团结稳定与长治久安。在新中国初期，新的民族政策的施行和新的边疆治理模式的形成促进了边地诗歌创作的“异军突起”，为建构“多元一体”的国家形象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在多民族语境下，边地诗歌从风景、新人、民族文化等层面，通过边地风景重构、革命新人型塑和民族文化发掘等，对国家形象的多维空间进行了“翻新”和拓展，实现了新中国国家形象的再造与民族国家认同感的生成。在建构新中国国家形象过程中，边地诗人以“他者”视角，采用“赋魅”策略，视认同为旨归，通过文学“想象”等方式，实现了民族国家共同体之同步建构，为新生政权合法性及合理性地位的取得，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诗歌文本资源。     

论陈铨对"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学"的建构

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基于共同的"民族精神",以<战国策>等刊物为阵地,在陈铨的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文化团体--"战国策"派.他们从学术和文化上提出了"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理论,呼吁民族文化的重构与民族精神的重造,其主要观点是:引进、宣扬、阐释西方社会中崇尚武力的文化思想;批判中国柔弱文化传统,重新发掘中国文化中的"武道传统";批判五四以后中国文化存在的误区,提倡"民族文学"运动."战国策"派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抗战的时代环境密不可分,因此把"战国策"派等同于法西斯,或者视作国民党的政治帮凶,是有失公允的.另外,虽然陈铨的"民族文学"理论纲领与左翼理论界的一些文艺政策不谋而合,但是在后者看来,陈铨的文学理论抹杀了人民群众在民族文学运动中的作用,否定了阶级在民族文学中的价值,因此对他的文学理论和创作都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陈铨提出的要建构一个让全民族同胞"利害相同,精神相通"的民族文学,只能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式的文学梦想.     

从文化身份看林译《浮生六记》的跨文化动因

林语堂身处中国文化变革的交替时期,20世纪30年代起从“译入”转向“译出”标志其文化身份的转向。通过“译入”,引进和吸纳各种各样的西方文化,实现对现代性文化认同建构;通过“译出”,评介和传播中国智慧,寻求民族文化认同的同时并建构自我的文化身份。林语堂以翻译《浮生六记》这部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为开端,进行文化身份建构以实现双向认同。因此,研究《浮生六记》翻译的跨文化动因,有助于我们探究译者诉诸的文学相关功能及推崇的文学理想形式,了解译者主体与历史文化、社会现实之互动。     

“艺文志派”文学初探

“艺文志派”是东北沦陷时期创作最丰富、活动最频繁、其背景和构成也最复杂的一个文学派别。本文从把握该派成员在一种急于在文学上“造坛”的心态支配下,从最初借助一般日本文化人的力量来发展“满洲文学”到同日伪官方发生联系的历史过程入手,剖析了构成该派主要创作倾向的“写印主义”的实质。本文进而分析了艺文志派4位主要成员从不同侧面对外来文学的借鉴和在不同程度上对民族文化的固守,认为以忧虑低沉的笔调展现“暗”的现实世界和在艺术表现上的“深藏”,成为该派竭力避免自身沉沦和触犯当局禁忌两种危险的努力,而这种努力造成了该派作品思想内容的斑杂和艺术技法的多变。     

美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本土化特征分析及启示

美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以超验主义思想和清教文化传统为本土化思想特质,着力描写美国本土人物和人文环境,关注美国现实生活,大胆进行艺术创新,传递年轻美利坚民族的人文风貌和精神气质,为建构美国民族文学体系和传统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当今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分析美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本土化特征,给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带来有益启示。     

论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

学衡派反对废除文言, 但不排斥白话; 反对文学革命, 但不反对改良文学; 反对新文化派所输入的西方文化, 但并不反对吸收外来文化; 反对废除礼教, 但并不反对改良风俗。学衡派与新文化派之间的思想论争, 本质上不是进步与反动、激进与保守之争, 而是一种文化观念之争, 也即是一种“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争。这种论争反映出不同派别对中国文化现代化出路的不同选择     

英国文学叙事中的民族认同建构

民族认同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身份认同,是民族成员对民族独特的价值观念、神话原型、象征体系和文化风俗的复制和诠释。文学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文学样态、创作范式叙述和建构着不同时期的民族认同,英国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叙述、复制和彰显了民族认同的时代特征。早期的英国文学叙述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学、文艺复兴以及17世纪文学准确地表征了民族认同中不断演变的英格兰性;18世纪以降的英格兰文学、苏格兰文学和爱尔兰文学的多样性准确建构出民族认同的不列颠性;20世纪少数族裔文学的兴起拓展了英国文坛的全球化文学叙事样态,同时建构出英国文学民族认同的世界性特征。     

湖北省社会科学竞争力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课题的视角

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湖北省1993—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状况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湖北省社会科学界国家课题立项较多,15年来立项总量仅次于北京和上海,位居全国第三位,但近5年占国家课题的比例明显降低。高校承担了湖北省80%以上国家课题的研究任务,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湖北大学5所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立项课题占立项数的76.6%。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政治学、法学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在全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同时,宗教学、中国文学、民族问题研究、社会学等学科在省内排名有待提高。     

外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问题

中国学者在对西方文学的反思中,感到有必要深入到现代性话语的历史结构中,积极探寻外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主体意识,建立中国人自己的话语体系。全球化时代需要的是既具有本民族文化记忆的深刻底蕴,又具有健全开放的心态和全球视野。故而,中国学者应该积极介入国际理论争鸣,发出中国人的声音,与外来文化展开平等对话交流。     

关陇文人薪火传承论

关陇系指陕西中部的关中与甘肃东部的陇右地区,这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北方文人学者最为集中、其著述最为繁复之地。自古以来,中国的儒教、道教与西方传入的佛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在这里汇流,形成了源远流长的长安文化,其中以关学为代表的北方理学流派,与程朱理学并驾齐驱,成为全国最富有影响的华夏哲学、思想、宗教、文学、艺术等学术群落。对关陇文人的身世与作品进行全面、深入、科学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将有力地促进中国西部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金代科举对文学的影响

金代科举发展较成熟,实施时间较长,取士数量较大,民族歧视色彩不重,专门设有女真进士科,显示了民族文化融合的效应.它对文学产生过深广的影响:科举在金代文人生活中占重要地位,与各民族、各阶层的知识分子的出处、命运紧密相连,对其生存方式、生活特点、人生道路和心理状态有着明显的影响,丰富了作家的生活内容;科举的盛行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文坛涌现出一大批反映读书、应举、典试、登第和贡院生活等方方面面内容的诗、文;科举考试在金代中、后期成为文学思想变革的杠杆,文坛领袖们利用主文取士之机扭转创作中的不良习气,倡导健康文风,收到明显成效.但是作为文学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金代科举有双重意义,对文学既产生过积极、有利的作用,也带给它不少消极、有害的影响;既是文学繁荣的必要前提条件之一,又对文学发展有一定的滞碍作用.     

沈从文严肃文学观观照下的京派和海派

京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其发展衍变的过程可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一向抱定严肃文学观不放的沈从文看来,以周作人、废名为首的前期主要成员,自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已逐渐由积极走向消极,即由积极的社会性文化追求向消极的“趣味个人主义”转化,并于1933年后与“海派”相融合。沈从文的《论冯文炳》、《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等文章,实际上是对文学上的“趣味个人主义”和商人习气的共同批判。其出发点完全是为了捍卫中国新文学的庄严性。     

简论丁若镛的民本思想

丁若镛是朝鲜李朝末期倡经世实学雨兴一代新风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之一，他的著述卷帙浩繁，他的思想建树高远，独树一帜。其民本思想是不同于宋明儒家，与时政紧密结合、重经世致用的独特的民本思想。在韩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德国大学对美国研究型大学形成的影响

19世纪的德国大学在"学术自由"理念和制度,讲座制和习明纳的教学方法以及图书馆和实验室作为重要研究手段等方面对美国高等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许多研究美国这段历史的学者都认同的事实。但是美国大学对于德国的影响并不是全盘接受,而是从中选择出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结合本国的民族文化传统,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美国模式的研究型大学。     

河南汉代学术思想文化发展水平蠡测

河南汉代学术思想文化发达,儒家思想学者辈出,著述丰厚,颇有造诣,黄老道家神仙学说大量传播,法家刑名法律之士颇为活跃,谶讳之学也广为流传,佛教首开濡染.河南成为中外学术思想文化的交流中心,对汉代诸郡国学术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论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的历史生成与式微

新派武侠小说的生成有其时代的必然性。在当时中西方政治矛盾尖锐对立、而港英政府采取“无政策”的政策的背景中,香港的文学语境既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是相对开放与自由的。这不仅要求作家具有较敏锐的政治视角,而且也为其创作思考提供了较大的空间。此时的南来文人满怀被放逐的失意,在文学中展开了对现代国家、民族的想象,表现出强烈的悲剧意识。梁羽生与金庸因家变等因素亦产生类似的心态。种种原因加之一定的“触媒”作用,他们终在传统武侠小说的基础上开创了新派武侠小说。但这一小说流派在经历了繁荣期之后,却逐渐走向衰落,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深思的。     

现代语言观的兴起与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梁启超语言研究的文化意义

在研究晚清以来中国文化转型问题时,梁启超的语言文字研究常被忽视.事实上语言文字问题与文化变革紧密相关.梁启超的语言文字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倡导国语,进而倡导新小说,这是民族国家意识的体现;(二)推进汉语研究现代进程,具体体现在比较眼光、历史意识、科学精神三点;(三)坚持语言工具论,但晚年已意识到文学革新与语言之间存在的复杂关联,认识有所突破.梁启超的研究决不只限于学科意义,它实际关联到中国文化现代性以及文化认同的问题.这也是五四一代学人所面对的重大文化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