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国策”派关于危机处理的信仰

"战国策"派曾借用当时广泛流传的三句抗战宣传口号"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以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阐释其应对中华民族面临的生存危机之策,而这些对策其实就是"战国策"派关于危机处理的信仰。从现象学的角度而言,这些信仰可分为现实信仰、集体信仰和强力信仰三个方面,它们共同传达出了"战国策"派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战国策”派内部对“英雄崇拜论”的论争

陈铨提出的"英雄崇拜论"是"战国策"派最受瞩目又最有争议的一大主张。关于"英雄崇拜论","战国策"派内部引发了一场论争,既有倡导者如陈铨,又有居中调和者如贺麟,也有反对者如沈从文。研究"战国策"派内部围绕"英雄崇拜论"展开的论争,可以更为客观地揭示"战国策"派内部和外界学人所谓的"英雄崇拜论"的实质。     

“战国策”派戏仿希腊神话的西方想象

"战国策"派戏仿希腊神话的方式可分为尊重性戏仿、颠覆性戏仿、杜撰性戏仿三种。在创作这些戏仿希腊神话之作的过程中,"战国策"派分别运用了推崇式想象、批判性想象以及整合式想象这三种想象异国他者的方式。经过"战国策"派想象和戏仿之后的希腊神话又俨然成为新的所谓希腊神话而作为他者鉴照着本国文化,而"战国策"派重构他者的目的则在于发掘其中能够鼓舞国人积极抗战、坚持抗战的精神食粮,这同时也反映出"战国策"派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战国策派”研究的历史还原与价值突围

学术界关于战国策派的内涵、成员、聚合、刊物、外围等问题依然模糊不清或者莫衷一是。至于它与《民族文学》、五四新文化运动、法西斯主义、国民党的关系等等,更显得神秘混沌。因此,战国策派亟需得到辨析和考证。学界意识到战国策派具有综合性、多学科的特质,却忽视了它的流变性、阶段性的特征。同时,战国策派的研究仍未能摆脱固定的模式,尤其是左翼思维模式。要把握战国策派真实的状况,必须在立场上超越、价值上突围,跳出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预设框架和思维模式,回到历史现场和历史语境中,从原始刊物入手还原战国策派的基本史实,并对关键性的问题进行考查论述。     

“战国策”派与儒家思想的三重对话

"战国策"派在其主办的《战国策》半月刊和《战国》副刊中与儒家思想展开了三重对话。第一重对话是应和式的充实性对话,即"战国策"派赞同或至少不否定儒家思想,并对儒家思想进行结合实际的申说;第二重对话是反叛式的时代性对话,即"战国策"派从其特定的时代特征出发,完全地否定儒家思想;第三重对话是借鉴式的开放性对话,即"战国策"派跳出中国、放眼西方,以尼采的意志哲学鉴照儒家思想。这三重对话着眼于改造民族精神以应对抗战的迫切需求,最终表现出"战国策"派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战国策派研究述评

通过整理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对"战国策派"的研究文献,文章对其进行了学术分期,同时就各个时期的时代背景和研究特点进行评述;并通过具体的分析归纳指出此类研究中的理论和现实尴尬;因此,该课题有必要在新角度和新理解的前提下重新予以认识,以便推动进一步的研究.     

民国时期“战国策派”外交思想

战国策派是二战时期诞生于西南后方的学术团体,其组成人员大多是学院派的精英,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人文知识分子的济世情怀,另一方面其思想则大量借鉴异域文化,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新的以抗战、建国为宗旨的政治思想体系。本文通过对其诞生的历史背景及外交思想的分析,总结出其在民族主义、强国外交、地缘政治及文化冲突等方面的突出贡献,及其对中国建设负责任大国的启示。     

“战国策派”再认识

抗战时期兴起的“战国策派”是一个民族主义学术团体。他们用“文化形态学”来解释中国历史文化和世界格局 ,惊呼“战国时代的重演” ,批评中国柔性主义文化传统和国民劣根性 ,大力倡导尚力精神和英雄崇拜 ,主张恢复战国时期文武并重的文化 ,以适应激烈的民族竞争 ,并主张战时在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尽管其历史观有非理性倾向 ,但其文化重建思想和对世界局势的判断具有思想史价值     

“战国策派”研究的美学观照

对"战国策派"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倾向:其一,不管是批判还是肯定主要以政治标准作为衡量、评价的基础;其二,从民族国家的立场出发来为战国策派正名、平反。总体说来,研究界几乎少有从哲学、美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和研究战国策派。而美学上的贡献正是战国策派最核心的价值体现,也是战国策派主要成员所擅长的专业。因而发掘其战国策派的美学价值,是当前战国策派研究的一个当务之急,对战国策派研究的美学关照,也是对战国策派研究深化的体现。     

“权力意志”棱镜下的民族想象：重审战国策派

尼采的＂权力意志＂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但是,以＂权力意志＂为哲学内核的战国策派却一度被指认为＂法西斯主义＂。究其原因,一是伴随时代幕景的切换,特别是抗战的爆发,尼采学说的价值内涵和社会功效发生了巨大变化,沾染了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二是战国策派成员对＂权力意志＂学说存在严重误读,彼此间的阐述有着巨大分歧。     

战国法家君主论中的悖论探析

战国时期法家君主论是一个悖论,它包含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内容.理性内容是指它对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王权政治的鼓吹、对制度化的强调以及对法的明确主张.非理性的内容则是指它对人性的否定、对君主个人绝对专制的鼓吹以及对各种卑劣的统治术的热衷.这种理性内容与非理性内容在战国法家君主论中的混容决定了这一理论的悲剧性.尽管它是同时期诸家君主论中最具有理性色彩的理论,但最终依旧滑入绝对专制主义的泥潭.     

论水性文化启发下的战国策士融通性思维

战国策士以"术"闻名,思想秉性却能顺势以去执,毋固毋我,柔顺而不失灵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水性"特色启发感化不可分割.水性文化较之西方文化,重和、重生,且是柔和、动态、互为关联的.策士思维秉承了水性文化的顺和、融通与强烈的生命动态意识等特点,尤其是对物本同性的认同、在处理对立统一的矛盾中,更趋重视事物统一、和合、互融一面的思想方式与行为习惯.策士将水性文化由内在的品格,外化为实用的工具与谋略,并运用发挥到"流而不止"的极致境界.     

冷战期间美国在东亚的遏制战略

冷战期间美国在东亚的遏制战略,是基于全球称霸的地缘政治需要和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通过以日本取代中国作为亚洲政策的中心,在朝鲜战争、两次台湾海峡危机和越南战争的连续推动下,由一系列美国与东亚相关国家和地区签订的双边、多边条约体系构建而成。它的外延北至朝鲜半岛和日本,经台湾和菲律宾,南亚印度支那半岛;它的内涵以“反共产主义扩张”为核心,包括军事防御、政治安全和经济遏制三个方面。     

战国中晚期学术文化综合的类型与表现

战国中晚期文化学术思想的总结与综合成为历史的潮流,这种总结与综合表现出多种类型和形态:有同一学派内部不同分支思想的综合,有主于一家吸取它家思想成分的综合,有某专门领域学术思想的综合,有企图兼取百家构筑新思想体系的综合。此外,尚有超越于学派之上以政治实用主义的"王治"为主旨,兼摄诸子、融会百家的先秦杂家的综合等等。诸子百家各学派及其著作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综合类型和形态。这种总结与综合,一方面是对整个先秦时期文化思想学术成就的重新梳理,另一方面是在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历史形势下文化学术思想重新建构的初步尝试。     

春秋战国时期的开放精神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期之一。政治上 ,社会氛围宽松自由 ;经济上 ,跨地区商贸活动频繁 ,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商业高潮 ;思想上 ,百家争鸣 ,十分活跃。这种开放的精神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战国文学的太平洋视域(二)

本文认为鲲化为鹏、海外有山、海外有国以至天外有天的故事,之所以受到部分战国文化巨人的倾情关注,既和当时各国君主崇尚巨美的文化风潮有关,也和一批文学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对海天之外的未知领域进行浪漫猜想有关,更和大批文化人士乐于接受随着中西交通而涌进的远方信息有关,甚至还可能和濒海民族尤其是流放远海的越国罪人的航海经历有关。     

战国金文研究概述

20世纪以来,战国金文大量出土,其研究内容的丰富及研究成果的丰硕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代。文章从战国金文的著录、字典编纂、分域和断代研究、文字的考释及理论研究等五个方面对20世纪以来的战国金文研究做了一个简单梳理,并评介其得失,有益于为今后战国金文的研究辨明努力的方向。     

战国至清代《庄子》思想研究观点类编

自战国至清代,学者对<庄子>思想的释读见仁见智,流脉绵长,大略可分道家、儒家、神仙道教、佛教以及多元释解等五条线索,各个阶段的研究观点亦有所差异.这可以通过对史料的类编得到证明.     

战国文学的太平洋视域(一)

战国时代,中国的文学、哲学、政治同时将目光从陆地延展到北海、东海、南海和神秘辽阔的太平洋,并由此记录、改写和传播了一系列与海洋有关的神话传说。例如鲲鹏神话、大壑神话、鳌戴五山神话、龙伯神话、海若与河泊神话、任公子钓出东海巨鱼神话、咸池神话、扶桑神话以及大九州、大瀛海的世界格局和地球观念等等。本文系统论述了这些海洋神话及其生成背景。认为《庄子·逍遥游》等作品,之所以2000多年后还充溢着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与思想力量,在于海天之间正是人们在地球上所能寻找得到的、足以驰聘自由心灵和展示大美情怀的最佳境域。     

自媒体语境下高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策略

研究和探讨自媒体语境下的高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主导策略,对于引导自媒体健康发展、牢牢把握高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至关重要。高校要担当起立德树人的重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力,践行意识形态安全的责任担当;通过健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队伍,提升意识形态教育的号召力;通过加强新媒体语境传播的研究管控,把握意识形态阵地的主导权;通过丰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增强意识形态教育的亲和力;坚持科学引导体现包容尊重,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