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士绅阶层的衰亡与复兴

近代以来,伴随着国家政权的激烈动荡,传统士绅阶层已经难以适应时代发展需求,最终成为历史。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士绅阶层失去了制度支撑;社会结构的变动,使士绅阶层失去了底层根基;现代国家建设,使士绅阶层失去存在的屏障。时代发展呼唤新型乡村领导层,他们身上既要有新时代开拓创新的精神,又带有古代乡绅的“士”的精神,服从国家政权但是不依赖国家政权,能够代表基层民众立场,协调国家与乡村之间的关系,使二者和谐共容。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士绅传统——基于“国家——社会”互构的视角

“士绅传统”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由来已久,士绅群体一直被认为是传统社会颇具活动能量的特殊阶层,是名副其实的地方权威,是社会的“中间阶层”,构成中国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一维。纵观士绅的形成和发展,特定时期的确存在“土豪劣绅”现象,但总体而言,士绅充当着沟通国家政权与基层民众的“桥梁”,有效回避或缓冲了因国家与社会相分离而产生的冲突,维系着传统社会基本面的平稳。时至今日,在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中,深入发掘士绅传统中的优良因子,一方面可为“中国之治”的纵深推进提供本土化治理经验;另一方面,希冀更好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用。     

浅谈近代绅商的城市服务功能

近代绅商 ,即泛指近代所有的士绅和商人 ,也包括由传统士绅投资近代商业而形成的亦绅亦商的社会阶层。本文对近代绅商城市服务功能的产生、主要内容及基本特点作了初步探讨 ,以此揭示出作为近代一个特殊阶层的绅商的某些社会行为特征     

中国近代乡村文化的崩溃

中国传统的乡村文化,到了近代,随着士绅阶层逐渐移居城市而衰落。究其原因,除了列强的文化侵略、军阀混战、自然灾害等因素外,还与科举制的废除造成的文化整合机制缺失,城市运动吸取了乡村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资源,国家政权内卷化造成了乡村文化资源流失等有关。     

论清末民初湖南绅士阶层的分化

绅士是清代特别是晚清湖南举足轻重的社会阶层。湖广分省增加了湖南生员的数额,而晚清湘军的崛起使通过军功和捐输取得功名成为乡绅的人数剧增,成为一个影响地方社会的庞大群体。清末资本主义的发展、乡村政权的建立、国家对地方公共事业的干预以及宗族势力的瓦解,造成士绅阶层的分化;士绅通过创办或接受新式教育、参与地方自治等公共事务、兴办近代企业等途径,逐步实现了自身的转变,成为清末民初湖南立宪的广泛社会基础,并影响了湖南辛亥革命前后的地方政局。     

超越内卷：“板结社会”与国家渗透

中国先于欧洲近2000年出现了一个打破“分散而自成一体的管辖权”的“集中的国家权力”,但这一权力始终面临着“进入社会之中”的问题。中国传统乡村社会长期在内生权威的影响和控制下运行,形成了一个与国家保持疏离和张力并具有稳固根基的“板结社会”,不同程度地阻隔和消解国家政权,造成了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的“内卷”结局。这一历史困境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社会路径：国家政权打破“板结”及“再板结”的社会土壤,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渗透,并履行其社会职能,将自身置于民众日常生活和服务的紧密联系之中,获得民众认同,由此形成了政权“超越内卷”困境的建设路径。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不仅重构了乡村社会形态,而且塑造了政权本身。     

太平天国与江南士绅群体文化互动述论

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江南相当一部分士绅因内外环境变异,被迫进入太平天国政权系统,双方由此展开一定程度的社会互动。在文化层面上,太平天国政策输出主要体现在:对士绅阶层的人格尊重、物质生活的提供、文化上的相对关怀。士绅阶层对新政权的文化支持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太平天国政权机构的文化素质、提高政权运作效率、充当太平天国文化政策的代言人与宣传者角色。由于意识形态障碍以及太平天国文化政策实践中的缺失,双方互动是有限度的,这也必然影响太平天国政权的生存能力。     

21世纪初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八大趋势

在产业结构调整“动力”和市场化、城市化“拉力”的牵引下,我国社会阶层仍将呈现出多样化和高速度的分化、发展态势。这种分化的进步性在于社会流动性增强冲击了原“准身份社会”条件下不平等、固定化的社会格局,催生了公民权利意识萌发,并由此形成各种社会利益群体,使构建“国家—社会”双向互动的民主化与良性化成为可能。同时,中国的阶层分化也表现得更为复杂,“体制外”阶层与“中间阶层”的扩大、影响贫富差距的新因素介入、潜在的压力团体现象开始出现等都为政治发展提出新问题和新挑战。     

浅析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制度

中国传统的统治模式, 国家机构的直接统治只到达县一级, 县以下基层社会主要由士绅阶层和宗族势力控制, 并辅之以保甲、里甲制度, 负责征收赋税, 摊派徭役, 征集兵丁, 维持治安。皇权对于乡村社会更多地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清末西潮东渐,传统儒家思想体系衰落,社会结构巨变,乡村精英士绅阶层大规模流入城市,造成中国乡村士绅质量蜕化,土豪、劣绅一类人物进而占据了基层社会权力核心,尤其自义和团运动后乡村社会秩序趋于失控。清末“仿行立宪”, 考察各国宪政, 谓地方自治为“立宪之基础”, 同时民间社会也大力鼓吹地方自治。清政府于…     

传统士绅与知识阶层的近代转型

梳理相关文献,笔者发现既往研究过于偏重士绅政治角色,轻忽了其知识阶层的本质.因此,将传统士绅与现代知识分子联系起来考察,动态的分析知识阶层在近代的这一转型过程,或可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值得研究的问题大致如下知识阶层是如何超越、游离传统"士绅"的乡土性,走向现代意义的都市知识分子的;以及此一过程中,知识阶层生产机制的转换、知识体系的刷新与转化、其所处社会结构位置的变迁、新知识共同体的形成、新身份与集体意识的孕育等.     

晚清咸同时期士绅政治文化考察——以“团练”议论为中心

晚清地方军事化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异象,这一现象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地方社会的政治生态,也影响到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格局,团练则是彼时地方军事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咸同军兴背景之下,很多士绅对于＂团练＂话题的热议,既是士绅阶层对王朝危机的＂救道＂责任感使然,亦是士绅阶层对地方政治参与意愿的体现。＂团练＂话题之兴构成了咸同时期士绅阶层政治文化独特面相。     

近代绅士阶层与早期的“华夷”对峙

近代绅士阶层与早期的“华夷”对峙王先明在由传统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惊人的历史剧变过程中，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条件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动；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出现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交往形式、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环境；...     

清末废科举的文化效应

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对20世纪中国文化的演进产生了多重文化效应:一是打破了儒学上千年来的独尊地位,开启了中国社会摆脱传统和否定传统文化的先河;二是瓦解了士绅阶层;三是推动了近代教育的发展,却导致了教育的贵族化;四是促进了近代学术的转型与发展,却产生了专营"术"而忽视"学"的后果.     

当前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新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财产层的分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迅速。那么中国的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分层结构出现了哪些新的发展趋势和变化,本文认为:贫富分化更为明显,财富的集中化程度更高,分化的形势和由此造成的“社会结构紧张局面开始严峻;阶层结构出现了定型化的倾向,尽管中产阶层有所发展,但总体上比例还较小,并伴有阶层利益呈现多元化、“碎片化”的特点。     

村规民约:农村社会整合的一种重要机制

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的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分化,尤其是广大的农村社会成员分化为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不等的各个阶层,而不同于以往传统农村均质同构的社会。农村社会的阶层结构分化给农村社会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同时也为社会整合带来了挑战。在农村多元契约整合机制的构建中,村规民约当是其中受到重视的一种整合机制。     

略论咸同之际的士绅武化效应

有清一代,以咸同之际的太平天国革命和湘淮军崛起影响尤著,在急剧的社会动荡和变革中,儒生士子走出皇权军事庇护的故道,纷纷厕身军伍,形成了一时的士绅“武化”社会现象.士绅染指军事与士之失位,导致士为四民之首的传统社会秩序和社会主导价值发生重大变化,其影响之深远自不待言.探讨这一历史现象,对于认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均有重要意义.     

乡村士绅在“近代”边缘的生活世界——嘉道咸同时期管庭芬日记解读

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林则徐、魏源等一批“开眼看世界”的经世派人物,他们在向国人介绍西方知识的同时也开始迈入近代的门槛,但更多的传统士人究竟是否走向了近代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进而言之,那些没有走入“近代”或仍在“近代”边缘徘徊的士人,是如何因应世变以及其实际生活世界是怎样一番情景呢？这是更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浙江海宁乡村士绅管庭芬,为此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作为一个普通的乡村士绅,管庭芬在“近代”边缘的生活世界具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或许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像管庭芬这样拒绝转型的普通士人与民众,故而使转型的道路显得颇为艰难曲折,甚至因为不得不被迫转型而变得扭曲畸形。至于这究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阻力还是生命力,却非常值得引人深思。职是之故,所谓“近代”与“近代”化的意义或许当予以重估。     

传统乡土秩序:建构与解构

传统乡土秩序既是基于血缘的、自然的内生秩序,也带有理性建构的痕迹,这体现了乡土社会与国家的互构关系,士绅充当了这一关系的中介以及乡土社会横向整合的角色。但士绅阶层无力向上渗透并形成具有政治属性的有机实体。     

认同的分化与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挑战

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面临的认同分化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在这里作者主要探讨的是横向的阶层分化：首先从认同整合的角度回顾了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公民权”和“人民”两种认同整合机制;其次,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阶层认同分化的角度分析了民族国家面临的政治挑战;最后,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国家以及当代中国在这一问题上面临的双重挑战。     

明末战乱中河南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

明代后期,河南归德府文化发达、科举昌盛、缙绅望族势力在当地占据支配地位。明清鼎革之际,这一社会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明末战乱中,社会各阶层纷纷反抗以士绅与世家大族为主的支配体系,由此展开了一场情节极其复杂的动乱图景。明末战乱后,归德府的世家大族逐渐走向衰落,士绅阶层与世家大族的支配体系开始瓦解,地方社会处于新旧交替的转变过程。清代以来归德府的世家大族支配体系不断解体,但又未能形成类似于华南地区的地方自治机制,难以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最终导致了近代以来的各种社会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