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唐德宗年间两税法的正式颁行,标志着以租庸调为支柱的唐前期财政体系的完全解体,以两税法为核心的唐后期财政新型体系的正式确立,地方财政税收由国家统购统支改为“上供、留使、留州”的三级划分。北宋踵随唐代的两税三分制,但其内涵已迥然不同。对于茶、盐、酒等榷利,唐代为中央保留的直接受益税目,宋代则直到北宋末年才完全收为中央所有。对于地方两税收支的调控和管理,唐代主要通过两税预算的定额管理等措施,宋代则主要由派驻各路的转运使督责完成上供税收,地方经费也由朝廷统一控制与管理。唐代中央在实行两税三分制后,为保证国家税收与藩镇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北宋朝廷则在地方财政经历了颇为宽松的时期后,从真宗朝始逐渐加强对地方财政的挤压,直到徽宗年间一切财权收归中央的进程始告完成。     

清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演变

清代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发生了带有时代印痕的演变,其根本原因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政治、军事等职能在各级政府间划分的转变也是重要因素。清代财政先是中央过分集权,后是地方过度分权,二者均为时势之必然产物,又对财政经济造成消极影响。     

试析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发展与演进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是指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划分及其引起的财力财权的划分.财权是政治权力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财政制度也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与变革不仅仅是单一的经济体制改革,而是多个角度、相互配套的综合性改革.     

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关系的博弈行为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由过去以行政组织为主要基础的行政服从关系转向以相对经济实体为基础的对策博弈关系。财政包干体制下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由过去的强制关系向协商契约关系转变,中央相当大部分的财政收入通过与地方谈判获得,形成放权让利的新局面,其博弈模式的均衡是中央政府采取下放政策而地方政府以对抗的对策回应,导致中央财政能力弱化。而分税制是对财政包干体制的根本否定,其着眼点是逐步收回向地方下放的权利,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博弈模式的均衡为中央集权而地方对抗的局面,中央采取“以牙还牙”策略,而地方政府的理性决策总是对抗中央政府,其结果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有了新的发展,中央财政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大幅度增加     

论中央与地方财政权责关系与划分适度——兼论地方财政适度单立

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平衡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而权责清晰的财政关系是在中国国情下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首要和当务之急。本文认为,在中国具体国情下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主要在于确立中央与地方的财政适应关系,关键在于具有中央与地方财政权责关系,由此达成或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平衡和协调发展,这也是解决地方财政问题的核心内容。而划分适当、有度调适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权责关系,是因应中央与地方财政权责关系这一收入与支出范畴和权责内容的基本建构相态,为此,地方财政可以适度单立,如可先完善地方税收权,而在这一现实过程中完成中央与地方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平衡相适应的基本财政任务,其既是动态的,又是静态的。进而理论上也是在主动判断建立一种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适合的基础,还需要对财政权责关系适度配置予以考证及分析。     

民国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

本文考察了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体制的形成、演变过程及其这一体制运作的实际情况。作者认为,由于缺乏稳定的社会条件,不具有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收支严重失衡,民国时期的财政划分徒具形式,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加强中央宏观调控 搞活地方财政建设——学习邓小平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思想的体会

加强中央宏观调控搞活地方财政建设——学习邓小平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思想的体会田瑞华强调中央必要的集中和统一，同时注意调动地方积极性是邓小平财政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财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我国的财政体制围绕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经...     

中央与地方新型财政关系——分级财政目标模式和运行条件初探

分级财政是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以分税、分级所有产权、分级预算为特征,精髓在于用商品经济原则借助于补助金制度,处理中央和地方之间财政关系。目前,分级财政运行条件还没有实现,因此,必须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创造条件。并且用三个步骤向目标迈进。     

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上的机会主义及其抑制

政府的个别利益与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差别,决定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运用公权力时难以从根本上杜绝机会主义行为;而在处理二者财政关系时,渐进式改革所特有的制度边界和制度约束的不清晰,对中央行政集权的制衡不足,以及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是二者机会主义产生的现实原因.因此,抑制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上的机会主义除通过激励相容的制度设计,尽量减少政府利益与相关方面利益的不一致外,关键在于改变现实条件,对中央和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的"参与约束".     

试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试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王敬松“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严格地说，是指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但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情，我以为还是用“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一提法合适．在中国共产党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斗争历史上，其领袖人物在设想未来政权结构形...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治化再审视——法律主体之维的分析

"法治"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有效手段之一,成了有效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不二选择,近年来,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治化不断推进,但由于法律的一般性、滞后性,导致实践上的标准不一,很多最根本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法律主体问题的厘清对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治化意义重大。应根据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中法律主体制度的变迁特点及动因,从设立原则、立法供给、谦抑性回归等方面对法律主体制度进行建构,从而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治化。     

论法治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地方制度的逻辑起点。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中央与地方关系逐渐步入了合理运行的轨道。社会政治关系开始以一种权利义务的理性被规范着。中央与地方作为相对独立的政治主体,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就必然转换成一种合理的法律秩序。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制度基础

宪政国家的经验表明,地方自治是中央和地方关系法治化与理性化的制度前提。没有地方自治作为基础,地方往往会陷于"资源越多越不幸"的制度困局。要解决地方事故频发、中央监管不力等长期困扰中国的难题,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必须实行地方自治与合理的治理分权。如果地方政府不是由地方选民选举产生,地方官员对上而不对下负责,那么地方治理将出现千奇百怪的问题,中央最后必然也束手无策。要有效解决"资源越多越不幸"等制度难题,必须确立以地方选民为主体的民主自治作为规则,中央监督作为例外。为了保证中央法律得到执行,中央可以派遣专员督察各地执法情况,但是中央干预主要应该通过法律手段进行,而非直接干预地方政治、撤换地方官员;地方官员的违法乱纪应通过完善地方民主和法治加以解决,中央主要负责跨区域纠纷的协调和处理,并通过适当的司法审查机制裁判中央和地方的法律冲突。     

转型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论纲

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是我国面临的重大实践课题和理论课题。建国以来,我国对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了多次调整和改革,都未能使它走向合理化、规范化。当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为配合重塑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行政体制的需要,深入探讨和正确处理中央与...     

孙中山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思想

孙中山是伟大的政治家,同时也是颇具造诣的政治学者,他在政治和政治学领域内留下的遗产是十分丰厚的。研究孙中山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思想,对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研究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推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都是很有必要的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的变迁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是国家法律体系建构中无法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从我国中央地方立法权力关系的演变看,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地方权力大小各异,但相对于中央立法权,地方立法权是逐步扩大的;在中央立法权缩减的同时,地方立法权总体上呈扩张趋势,究其原因在于我们对国家结构形式与分权关系认识的加强、治理方式的民主化和差异性国情下的市场经济。面对纷繁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我们应在法制统一的原则下,适当扩大地方立法权;实现立法权的均衡下放;力求权力配置上法制化和科学化,运用立法监督制度规范中央地方立法权力关系。     

社区治理与新的中央—地方关系

中央权力下放以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 ,由国家“给予”地方更大的自治权。今天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 ,中央分权的过程还包括了自下而上的过程 ,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国内决策中相当大的区域具有跨政府的性质。在这一过程中 ,城市的发言权越来越大 ,而它们的上级政府则要依赖它们来实施立法和完成项目计划。地方政府也通过地方的支持、结成伙伴关系以及科层机构的现代化来增强解决自身问题和“社区治理”的能力。这样 ,一种经过调整的中央—地方平衡似乎正在形成 ,其基础是“合作二元论”的思想。不过 ,要想充分发挥新的中央—地方平衡所具有的现代化潜力 ,就需要立法的坚定支持和地方当局考虑到国家的基本利益后采取具有预见性的策略     

现阶段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的基本思路

本文从事权划分法制化、财权划分规范化、协调机制动态化、监控体制制度化等四个方面 ,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的基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