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视角下的农业现代化与农民增收

采用我国1995—2011年相关数据,对我国提高单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行了动态测度,并对其与农户经营收入增加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逐年稳步上升,并对农户经营性收入的增加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以化学化和水利化为主。当前我国农户人力资本水平与以化学化和水利化为代表的农业现代化相适应,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显著地促进了化学化和水利化对农户经营性收入的增加;但却与机械化和电气化为代表的农业现代化高度矛盾,农户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抑制了机械化和电气化对农户经营性收入增加的促进作用。最后提出了提高农户人力资本水平的相关政策建议。     

农业现代化、人力资本、财政支农与农民增收研究

综合运用最小二乘回归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主成分分析法等现代化定量分析方法,对我国1995-2011年农民人力资本、农业现代化和财政支农对农民增收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逐年稳步提升,并对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短期内财政支农支出显著地抑制了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短期内农户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显著地抑制了农户收入水平的提升,当前我国农户人力资本水平过低,与农业现代化对农户人力资本水平的需求相矛盾,且初始人力资本水平的微小差异经时间的放大效应,将会造成农户收入水平的较大差异,而收入水平过低是导致当期我国农户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朝鲜实现农业工业化、现代化的一些措施

英雄的朝鲜农民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的正确领导下,高举技术、文化、思想三大革命红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工人阶级的大力支援下,在实现农业的工业化、现代化方面已经取得了辉煌成就。农业的水利化已经完成;农村电气化也已经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化学化也已达到了高水平。总的看来,朝鲜的农业已经跨进了全面     

影响农户收入内部差距的“干中学”效应——基于我国渔民和非渔民农户的实证研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转变农民收入增长模式是我国未来农业经济建设领域的重点工作。当前,低收入农户遭受的挤压效应导致了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分化加剧,农村高收入和低收入间的差距不断拉大、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不均衡成为我国“新三农”问题的主要构成之一。“干中学”作为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的重要概念,是技术内生化增长模型的主要内容。当前,我国农户经营收入出现了显著内部差异,“干中学”效应对农业经营收入的影响作用日益凸显。研究“干中学”效应对农户收入内部差距形成的作用机理有着重要现实意义。为此,基于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模型,将“干中学”效应嵌入到人力资本因素当中,通过实证研究对我国渔民与非渔民群体的收入差异进行分解,得出了“干中学”效应对渔民农户收入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等结论,提出了政府应加强对农业生产实践活动的培训指导以增强“干中学”效应在农户收入增长中的促进作用等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农户收入增长出现结构性失衡、农户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等问题提供解决思路。     

劳动力转移与农业机械化进程

基于诱致性技术进步理论,实证分析劳动力转移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业机械化进程有显著促进作用,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每下降1%可以促使农机总动力增长1.85%;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同样对农业机械化有显著促进作用,农户工资性收入和农户农机投入每增加1%,农机总动力将分别增加0.32%、0.18%;考虑南北方种植结构、地形差异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作用同样显著。     

农村产业融合、人力资本与农户收入差距

根据农村产业融合典型样态的考察和入户调查数据,使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村产业融合、人力资本对柑橘种植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融合组的户均总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明显高于非融合组,且样本农户收入既存在组内不同收入来源之间明显的收入差距,也存在融合分组之间的农户收入差距;农村产业融合变量对各分位点农户收入的影响均显著,且随着分位数提高缩小了处于低端和上端农户的收入差距;农业技能培训变量在10%和25%分位上对农户收入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系数差均为负,表明参加农业技能培训会显著缩小农户收入差距;家庭经济人口规模的影响力不仅普遍,而且都很显著,这也证实了农户人力资本积累对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性。     

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视角下农户收入差距的微观因素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2-2018年四期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和bootstrap技术,从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视角,分析西部地区农户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西部地区农户收入增长产生正向影响。在不同分位点上,健康人力资本比教育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更大,特别是对于收入处于0.50分位及以下的农户影响作用更强;金融资本中的储蓄资本比农户借贷行为对收入增长的影响显著。(2)人力资本与金融资本相比,人力资本是影响西部地区农户收入差距的关键因素。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和健康水平的分位差异系数显著为负,有利于缩小农户内部收入差距。因此,中低收入组农户需要提升健康水平和教育水平,通过普惠金融发展增加储蓄资本。     

农业机械化促进了农民增收吗?——基于农村人力资本调节效应的分析

农业机械化的推进离不开农村人力资本的支撑。本文基于200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引入农村人力资本作为调节变量,并考虑了农业机械化对农民收入影响的滞后性,探究农村人力资本对农业机械化在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农业机械化和农村人力资本均对农民收入有促进作用,而农村人力资本与农业机械化水平存在负向调节作用,在使用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村级数据后仍可得到相同的结论;第二,农村人力资本对农业机械化促农增收的调节效应受到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为负向调节效应,而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为正向调节效应;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农村人力资本对农业机械化的负向调节作用对粮食主产区、人均耕地面积更大的地区效应更大;第四,农业专业技术人才与农业机械化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性。本文的政策启示是：应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教育投入和加速提升农村地区的市场化程度;针对我国农村可能存在的人力资本结构错配问题,要加强农业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以更好地匹配并推进我国农业机械化进程,促进农民增收。     

农业机械化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基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中介作用的实证分析

基于全国31个省份1978-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全面FGLS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农业机械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及其在农业主产区和非农业主产区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农业机械化能显著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农村劳动力转移在该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与非农业主产区相比,农业主产区的农业机械化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效果更明显、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发挥的中介作用更明显;农业机械化是通过增加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使农村居民收入增加,而农村劳动力转移是通过增加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使农村居民收入增加。     

湖南省农业经济发展的灰色系统分析——基于农业现代化物质技术手段视角

运用灰色系统理论中的灰色关联分析和灰色GM(1,1)模型,分析农业现代化的物质技术指标对湖南省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化学化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电气化、水利化,机械化;利用GM(1,1)模型对这些因素未来的发展走向进行预测,能动态地反映湖南省农业经济的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湖南省农业经济发展的相关建议.     

农业保险保障水平的反贫困效应

农业保险保障水平的反贫困效用已经逐渐达成共识。基于农业风险管理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理论剖析农业保险对不同农业经营主体反贫困的影响机理,运用2007—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对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反贫困效用进行测度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可以有效防止农户陷入贫困;农业保险保障水平提高1%,农户经营性收入正向变化0.26%;种植品种数量与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反贫困效用呈负相关:种植品种数量增加1%,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反贫困效用降低0.13%;人均种植面积与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反贫困效用呈正相关:人均种植面积每增加1%,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反贫困效用增加0.132%。     

基于农户视角的人力资本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为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我国明确指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在此背景下，中国农户人力资本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尚不明确。因此，文章选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等方法，采取来源于2013—2019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将农户人力资本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上，农户人力资本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农户健康人力资本以及教育人力资本的增加，对平抑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效果；在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农户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效应十分显著，具体而言，教育人力资本及迁移人力资本极大地缩小了东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验证了人力资本投入受经济发展水平及政策导向方面的增量作用。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三点政策建议：(1)增加农户人力资本投入，尤其是教育人力资本、健康人力资本以及迁移人力资本；(2)更加重视中、西部地区农户人力资本投入，实现各项人力资本同时发力；(3)重视偏远农村地区卫生医疗保健服务，提高农民受教育水平，培育职业农民，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就业市场机制等。     

新形势下农户粮食规模经营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粮食主产区的调查数据

“未来谁来种地”是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农业规模化经营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利用河南、黑龙江、四川、浙江四省农户调查数据,基于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种粮农户规模化经营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粮食规模化经营行为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规模经济激励是农户粮食规模化经营的驱动力,土地资源约束是其基本制约因素,土地流转市场的发育对农户粮食规模化经营有显著促进作用;较高的非农比较收益对农户规模化经营行为有显著抑制作用;良好的金融信贷、保险等社会资本的可获得性、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以及较高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户粮食规模化经营有显著正向激励作用。据此提出培育以规模化农户为重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政策建议。     

生计资本与农户收入:来自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经验证据

生计资本是农户维持生计的基础和实现全面发展的保障。该文基于2015—2017年新疆深度贫困地区农户调查数据,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和夏普利值分解等方法,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并得到以下研究结论:(1)生计资本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家庭的总收入水平,其中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增收作用更为显著;(2)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与心理资本拉大了农户家庭总收入差距,而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能够缩小农户间的收入差距;(3)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心理资本是提升农户农业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更有助于增加农户非农收入;(4)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是造成农户收入差距的主要微观基础,相比之下心理资本虽然不是造成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但其对收入水平差异的影响呈现逐年增强趋势。     

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匹配倍差法

基于江苏省盱眙县乡村旅游地区农户2015年和2020年的调查数据,运用DID模型、PSM模型和PSM-DID模型,评估发展乡村旅游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农户参与乡村旅游业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均有显著增收效应;参与乡村旅游业的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其经营性收入,说明大多数农户参与乡村旅游业主要是通过打工获得收入的。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家庭劳动力人口和家庭资产等变量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产生了差异性作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随着从业家庭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参与乡村旅游业带来的收入效应逐渐降低,呈现边际递减效应;参与乡村旅游业对高年龄家庭的总收入及经营性收入有着更大的正向影响,但对其工资性收入产生了负向影响。总体而言,参与乡村旅游业的农户家庭收入质量尤其是收入的结构性和知识性还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最后,依据研究结论和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与农户内部收入差距——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数字金融打破了传统物理网点的局限,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从而直接或间接减缓了农村贫困,然而其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究竟有何具体影响?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RIF)方法,从收入结构性角度细化剖析数字金融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及贡献。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存在显著的减贫增收效应,且能够拉大农户内部收入差距;从收入结构性分析,数字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带动非农就业增加,但农户存在教育程度和社会关系网差异,从而导致农户工资性收入差距呈现拉大趋势;数字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贷约束对农户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的资金投入限制,但由于存在“使用差异”,农户内部经营性收入差距拉大;数字金融通过拓宽金融产品和理财的渠道,虽弥补了“二重排斥”中的“工具排斥”,但由于农户“自我排斥”依然存在,导致财产性收入进一步拉大;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物质资本、高社会资本或高人力资本农户群体中,数字金融拉大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效果更为显著。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应主动关注农村基础教育水平,扩大农村受教育的人口基数,提高数字金融知识宣传的广度与深...     

农户产权抵押借贷行为及对家庭福利效果影响分析

文章以我国西北地区产权抵押试点地区农户2013年的调查数据为样本,研究分析农户产权抵押融资借贷及其福利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农村产权抵押借款对于农户家庭的福利效应显著,农户借款促进了农户家庭收入的增长并带动了农户家庭生产支出的增加;目前我国西部地区形成的两种产权抵押融资模式对于农户福利水平的影响不同,农户自发、自下而上推动的抵押融资模式对农户家庭农业收入及年收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引导的抵押融资模式对于农户非农收入具有显著拉动作用;此外,土地规模化经营模式能有效促进农民增收。     

宅基地退出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PSM)的反事实估计

基于宅基地退出试点区安徽金寨县626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在考虑样本选择偏差和农户异质性基础上,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分析宅基地退出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宅基地退出对农户经营性收入有负向影响,对农户工资性收入和家庭总收入有正向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一方面通过缩小耕地经营面积、提高农业生产成本和减少亩均收入降低其经营性收入,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外出务工人数、提高外出务工时长提升其工资性收入;由于农户工资性收入增加强度大于其经营性收入降低强度,故对其家庭总收入有正向影响;此外,不同教育背景、年龄段农户宅基地退出后收入变化存在差异,因此,应增强宅基地退出就业帮扶政策针对性,宣传宅基地退出政策的增收效应,实施差别化的宅基地退出政策安排。     

支农贷款影响农户收入增长的路径分析——基于2 126户调研的微观数据

通过分位数回归方法（QR）对支农贷款影响农户收入的机制与路径进行研究,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对结果的稳健性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对于高收入农户,支农贷款通过增加其经营性收入而使总收入增加;对于中等收入农户,支农贷款虽然增加了其牧渔林业收入,但是更大程度减少了经营性收入,总收入表现为下降;对于低收入农户,支农贷款仅被用于生活性消费支出,总收入水平下降。这说明,即使面临相同的融资机会,农户的增收能力却各有不同。因此,要想缓解农户收入的内部不平等问题,还需要从实施瞄准性的金融扶持政策、提高农户生产率水平和持续拓宽农村融资渠道几个方面来考虑。     

毛泽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思想论析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丰富实践中形成了具有开创性的系列思想。他着眼于中国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立足发展“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化”的社会主义新农业,以期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贫穷落后的农村,打造成一个富裕、文明、美丽、幸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并着力培育“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有技术、有全面才能”的新农民。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丰富的历史经验,对新时代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