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陆机的“感物”说

陆机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将＂感物＂理论引入到文学创作论中。＂感物＂说以《易经》的阴阳之学为哲学思想基础,并在《礼记.乐记》中以探讨音乐的产生方式被正式提出,随后文人学者在文学创作的实践过程中加以广泛应用。陆机继承并发展前人经验,明确提出＂感物＂理论,并作了详尽阐发,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一个重大创举。     

“物感说”与毛泽东文艺反映论思想

毛泽东的文艺反映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映论的基础上,对于中国传统诗学中“物感说”有清晰的理论传承.“物感”说对于“心”“物”关系的探讨及重情特色,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中体现明显,但毛泽东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理论,对“物感说”有创造性的阐释和扬弃.     

“物感”说与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反思

陈世骧“抒情传统”论从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出发,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自我个体的内心自白与倾诉的言说与解读。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以其主体性哲学为基础,认为情感的表达与抒发并不缘于心物感应的自然触发,而是主体的自我表现,这与建立在中国传统气类感应哲学基础之上的“物感”说有本质不同。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的言说与解读实际上是一种西方理论话语的预设及推演,造成对中国文学“感物兴发”的情感表达特点及传统的误解与误读,并有违中国文学史事实。这使其学说缺乏文学史实的有力支撑,而最终走向自身理论的瓦解。中国文学传统研究应该基于对中国传统话语体系及文学史事实的准确理解和深刻把握,而不是仅仅从某种先在预设的西方理论话语做出推演,这是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及其“汉学主义”理论范式的问题与误区所在。联系中国传统的“物感”说,反思与检视陈世骧“抒情传统”论的问题得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正确理解与认识。     

“情”与“物”的独立——“物感说”何以在魏晋成熟

＂物感＂是＂物＂与＂感＂之间的双向交流活动,其中＂情＂是＂物＂与＂感＂之间的桥梁。正是由于玄学催生了＂情＂与＂物＂的独立,才使＂物感说＂作为一个审美范畴在魏晋时期成熟。＂物感说＂的成熟,为魏晋时期人与自然和谐、亲和关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说“理论感”

搞理论研究的人,必须要有一种理论感。当你读别人的著作的时候,这种理论感会使你一下子抓住其中最有意思的东西。当你自己在研究、写作的时候,这种理论感会帮助你把握自己的思想中出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有的是朦胧的、转瞬即逝的萌芽),它会指引你朝着某个方向深入,作出新的理论发现和理论概括。这种理论感,是一种理论的直觉。爱因斯坦、彭加勒等大科学家     

六朝“兴感”说

六朝“兴感”说萧华荣以＂兴＂为＂感＂，是魏晋南北朝对＂兴＂义的新理解与新规定。它对于汉人以诗比附政教风化的＂兴喻＂说，无疑标志着情的解放，也标志着文的自觉。但它以诗的创作发生之＂兴＂释汉人的＂六义＂之＂兴＂，造成＂兴＂义的极大缠夹，并一直影响于后世。...     

中西美学中的物感说与摹仿说

文学艺术是怎样产生的呢?历来众说纷纭。然而,雄霸西方数千年的说法,是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雄霸中国数千年的说法,是儒家学派的物感说。以下试对二者作些说明和分析比较。关于物感说与摹仿说亚里士多德在他的美学名著《诗学》里指出:“一般说来,诗的起源仿佛有两个原因,都是出于人的天性。人从孩提的时候就有摹仿的本能,人和禽兽的分别之一,就在于人最善于摹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摹仿得来的,人对于摹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     

论“迷狂说”、“摹仿说”与“神感说”

关于诗本原理,古希腊哲学提出了"迷狂说"、"摹仿说"等,中国古代文论倡导"神感说"."迷狂说"和"摹仿说"以纯理性超验主义为核心,"神感说"推崇感性经验主义,两者都不能全面阐明诗产生的根本原因.对于诗本原理的认识还需进行语言思维、神话思维和宗教思维的深入研究.     

论物感说的成因与内涵

在农耕为主的生产背景中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文化心态,受儒、释、道等中国文化传统源头和禅宗的影响,从先秦到当代中国美学在心物关系上强调的都是相互感应,相互融合.在生态危机触目惊心的背景下,重新审视物感说的思想内涵,调适人与自然、文学与自然的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太原白居易”考

“太原白居易”考孟繁仁白居易是著名的唐代诗人，他於唐代宗大历七年（７７２）农历正月二十日出生于河南新郑县东郭宅；于唐武宗会昌六年（８４６）八月十四日逝世于河南洛阳履道里第宅，埋葬于洛阳龙门东山“香山寺”。虽然白居易出生和逝世、甚至埋葬的地点都是在河南...     

中国的“感”、“感物”与日本的“哀”、“物哀”——审美感兴诸范畴的比较分析

作为审美感兴之范畴的中国的感字,至少在8世纪就见于日本文献。在感字的基础上,空海最早将感兴作为概念使用,世阿弥最早将感字有意识地、明确地作为一个戏剧美学概念加以使用。在心与物的关系上,中国是以心感物,心离不开物,心受制于物;日本是以心感心,心可离物而独立。日本特色的审美感兴范畴是哀与物哀。其中物哀之物被置换为物之心,从而将物加以心化,称之为物心。中国的感物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与思想背景,日本的哀、物哀则包含着朴素而又过剩的感性与情绪;感物是天人合一、物我和谐、情理适中,有乐感的性质,哀、物哀则是情理失衡、物我错位、自我倾斜,有哀感的倾向;感物是阴阳和谐,刚柔相济,哀、物哀则具有阴阳失调、阴盛阳衰的女性化色彩。     

“理感”说与中古诗学的突破

"理感"是以理感物,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对象化方式之一。萌芽于玄言诗时代的"理感"说,与"以情感物"并列,是中国诗歌构思模式之一,也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条线索。"理感"说经过了南北朝至盛唐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积淀,至中唐逐渐成为诗文的审美追求,并在宋代得以成型,是唐音向宋调转化的根本动因,也是中国诗学内在的理论突破。     

白居易的“中隐”

白居易所谓"中隐"生活,是他精明算计、交错取用儒道释资源,以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的结果。具体来说,一是以外服之儒行保障俸禄,以维持较为宽裕的物质生活;二是以道家"知足"思想来保障既得利益,不贪心冒进;三是学道教炼药求仙,以乞长生;四是佞佛实为投机,前期所谓习禅读经、交僧游寺只是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只有在晚年求仙心死之后,方才转投净土,以图往生西天。     

朱光潜凝神物我的“移情说”辨析

朱光潜将西方审美移情说与内摹仿说相结合,使审美的理性观照与物我交流相结合,从而将“移情说”作了中国化的、物我之间双向交流、双向沟通、互为交感的阐释和发挥,具有创新意义,但其对美感经验结合审美“距离”说的阐释,有令人难以信服之处。     

白居易“忠州情感”述论

白居易任忠州刺史时间一年有余,其对忠州的情感有明显的变化。刚开始厌恶忠州,不愿融入忠州;一段接触后,逐渐喜欢忠州,积极建设忠州;最后,依恋忠州,细细品味忠州。白居易“忠帅睛感”出现这种变化,是忠州自然山水、珍奇物产、风味小吃、民间歌舞等对白居易影响的结果,也是白居易对忠州认识深化的结果。     

浅谈白居易的粹灵之气说

白居易不仅在诗歌创作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且在美学理论方面也有杰出建树。粹灵之气说是他在《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中提出的一个美学原则.他认为:“天地间有粹灵之气焉,万物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盖是气凝为性,发为志,散为文。粹胜灵者,其文冲以恬。灵胜粹者,其文宣以秀。粹灵均者,其文蔚温雅渊,     

白居易“补察时政”说的评价问题──兼为“政教中心论”一辩

白居易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和诗论家，是唐代诗坛倡导新乐府运动和“政教中心论”的代表人物。他在《与元九书》中提出的最著名的创作纲领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的目的则是“补察时政”，即有助于皇帝了解政治的得失，从而对国计民生有所改善。这个“补察时政”说旗帜鲜明，言简意赅，比“为时”、“为事”更精确地道出了其“政教中心论”的实质。对白居易有关“补察时政”的诗论和诗作，在建国后的众多论著中都是持肯定态度，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但在近年来却出现了异议，有些论者甚至提出…     

王阳明“心外无物”说再辨析

在王阳明那里,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是相互联系的。心外无理说更多地反映了他与程朱理学的分歧,而心外无物说更为直接地牵涉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问题。人心与物同体的说法是王阳明的一个重要观点,它既可以从本体论方面来说,也可以从认识论方面来说。王阳明是从人心与物同体这个本体论的视角来阐述他的认识论的。对于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因其是对西方哲学、特别近代哲学的概括,因其是划分唯物、唯心的唯一标准,不能轻易否定。但是,正因为它毕竟主要是对西方哲学、特别是以认识论为中心的近代哲学的概括,如果考虑到哲学发展的阶段性、时代性和民族差异,这个论述是可以、而且应该加以丰富与发展的。这才是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应有的正确态度,这也是我们研究王阳明哲学时必须遵循的一条方法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