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法律文化传统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与“法家”曾被认为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实际上,自荀学开创儒法合流先河之后,就已经改变了先秦传统儒家思想的霸主地位,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政治法律文化。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文化传统主要有四大特征,即法自君出、司法从属于行政、刑法为主、法势术相结合。这些根深蒂固的旧法律文化传统,以其强劲的历史惯性,严重束缚着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彻底肃清旧法律文化糟粕之影响,是实现法治目标不可忽视的重要前提。     

法治的界域：由“法治××（区划）”引发的思考

现在某些地方在套用"依法治×"模式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建设"法治××(行政区划)"的地域性口号或决策,这不仅仅是提法上的不当,更可能使"法治"的精神与内涵发生错位.法治的实现固然有赖于地方的法制化,但法治的行政区划化却可能导致架空国家法治以及悖离我国政体的恶果.行政区划化"法治"存在着一系列危害和弊端,因而必须予以否定.为了推进法治以及保证法治的统一,在地方法治建设中,地方化不得进入司法的"领地",而只能在立法和行政的空间内展开.但法治国家的建设,除了建构法律制度之外,更少不了民众对法治的认同,因此更要注重民众法治意识的培养.     

法治视野中的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改造社会和实现自身完善过程中创造以及积累的所有积极政治成果,是与先进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政治进步状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应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涵,充分认识法治对政治文明的价值,充分认识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应以法治建设为根本。     

论“法治”和“德治”的内涵及其关系

“法治”和“德治”是人类历史上两种基本的治国手段 ,两者各有优特之处 ,也各有片面性 ,因此必须相互补充。事实上 ,两者完全可以互补 :“法治”的鞭长莫及之处 ,正是“德治”可以展现其社会功能之处 ;“德治”的缺失之处 ,又正是“法治”能够加以弥补之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 ,“法治”和“德治”都应当并举 ,而且可以并举。当前 ,我们必须同时大力强化公民的“法治”和“德治”意识 ,同时实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 ,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而努力     

法社会学比较视野下的中西方法治观念差异研究

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美国人也存在着三种对待法律的叙述:法律面前的求助者、法律游戏的参与者、面对法律困境的反抗者。当下的国人对待移植而来的法律,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水土不服。对美国与传统中国的法治观念进行一番比较,对于完善我们的法治建设有所裨益。     

“法治运动化”现象评析

“法治运动化”现象的产生和出现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根源 ,本文就我国在推进法治的过程中 ,存在的运动化倾向及其种种表现进行了理性的分析 ,以期能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不断发现问题并剔除各种不合理的和障碍性因素     

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一个新的治国方略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 ,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新的治国方略。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具有紧密联系、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学习和贯彻这个新的治国方略 ,是建设文明、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     

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法治解读

实现法治中国要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信仰;公平正义是法治中国的根本追求;法治中国应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改革行政执法体制,使执法更高效、更权威;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的罪名,体现司法文明;依法破解社会矛盾。     

西方人文精神及法治信仰对我国法治之路的启示

古代西方社会以人为中心的人文思想和文艺复兴以来所确立的自由、平等、人权等为内容的人文主义及法治信仰对西方的法治传统与法治模式的形成和完备起了无可比拟的催化和支撑作用。这对架构和推进我国法治之路不乏启示和多有助益。     

法学的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在给2005级山东大学法理学博士生授课时,我们讨论了一个命题:如何认识"中国法学"?有没有中国法学?如果说有中国法学的话,它指的是什么意义上的中国法学?如果坚持属地主义,中国大地上确实存在着产量丰富的法学作品。我们的各种法学杂志、综合性杂志上发表了可能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被冠以法学招牌的文章,尽管这里面充满了重复的内容。各种出版社近20年来也出版了大量的法学著作与教材,可以说中国的法学出现了繁荣的局面,法学成了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显学"。如果我们认真研读这些法学文章与著作,我们会发现,这些被视为中国法学的"产品"使用的多是源自西方的法学术语,叙述的是西方的法学故事,讲解的是西方的法学原理和精神。这无疑使中国境内的法学内容更加丰富。但我们也发现,西方传来的法学被当成了中国法学的主流,而传统中国文化与当代法学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明显,起码从形式上看,出现了与传统中国文化的断裂现象。一百多年前,中国人确定了向西方学习的信念,所以全方位引进学习西方法学似乎不会产生太多的立论方面的困惑。但如今,有的西方学人也看到了所谓西方的没落,因而出现了各种批判与反思的理论,这使得我们感到茫然,再加上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冲撞,使得我们的思想呈显更多的矛盾。于是,处于成长与发展阶段的各个学科(包括法学在内)似乎都存在"向何处去"的问题。带着对法学将走向何方这一问题的思索,我们与《山东社会科学》杂志社共同组织了"法学的中国化"问题笔谈,以期呼应"中国的法学向何处去"以及目前兴起的国学热潮,欢迎各位学人参与讨论。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法制现代化的关系

当前中国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法制现代化革命，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这片土壤培育出来的文化“植物”，是中国法律观念的历史沉淀。因此，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客观地看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其有用的优秀成分加以继承利用，对于不适合社会法制现代化的部分坚决地予以批判，甚至抛弃。     

中国传统文化对法治思想的缺失分析

法律是整个社会文化的窗口,任何时代的法律必须置于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整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特征必定在法律中得以体现。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种传统文化对法律制度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我们在继承传统文化时,只有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才能为我国的法制建设注入时代精神,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     

法的合法性视野中的中国传统法文化

法律必须被信仰,而对法律的信仰是建立在对已有的法律合法性确认之上的.当前我国存在的法的合法性问题,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现代法治观念与传统法文化的关系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法治要唤起并维持人们对它的"合法性"信仰就必须重视传统法文化的作用.如何从法的合法性视野中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法文化,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创造出一套融合传统观念与现代精神为一体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文化,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又一贡献.     

论法治的文化基础

任何制度都是特定精神和文化的载体。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未能走上法治之路,不仅仅是政治认同问题,关键在于法治文化基础的缺失。面对中国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通过政府推动的方式加强道德建设,转而致力于社会文化底蕴的塑造,以及更深层的社会心理、观念的变革,是一条中国特色的法治现代化道路。     

中国传统社会民法缺失的法律文化分析

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文化,其特征分别表现为集团权力本位,注重法律的惩罚功能和对法的本质认识上的“法自君出”观念。这种特征的法律文化,与民法的形成和存在所需求的以个人权利为本位、以保障人民自由为功能、以理性为法律建构的灵魂的法律文化存在着根本的背离和冲突,在这样的传统法律文化背景之下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民法。     

简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和依法治国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既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辉煌成就的过程,也是党本身的执政地位不断获得历史合法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成熟,治理国家的水平不断提高。而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更加突出了社会治理中法制方式的地位。能否坚持依法治国,也就成为一个执政党是否进步的重要标志。依法而治,既是党的自身建设的基本方式,也是中国社会建设的必由之路。新时期依法治国原则的贯彻落实和总体目标的真正实现,将成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和中国社会进步的双重标志。     

论法治文化的作用机理

法治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其力量是巨大的.其作用原理体现为法的作用、法治的作用及法治文化的作用三个层面,分别对应着"书本中的法"、"运行中的法"与"生活中的法"等法治文化运行的"三步曲"."三步曲"由浅到深、由易到难、由外到内.法治文化对于人们思维方式的作用特性主要表现为隐蔽而非公开性、彻底而非肤浅性、持续而非短暂性、曲折而非顺利性、感染而非无情性等五个方面.     

人文主义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可以概括为人文主义,它支配着中国数千年来法律实践活动与思维活动的方向与进程。本文以人文主义为视角,探讨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人为本、关怀人生的基本精神。     

论中俄传统法律文化的差异——以法典编纂为研究视角

中俄同属欧亚大国,历史源远流长,法律文化博大精深,但两国法律在法律源流和体系、法律精神、法律观念上存在较大差异.法典编纂作为法律文化的表现形式和外部载体,深刻地反映和展现了中俄传统法律文化的不同特点,即中华法系和大陆法系、伦理法和宗教法、刑法文化和民法精神、法律的民本观和人权观等.多层次探讨中俄传统法律文化的差异,对于欧亚合作背景下中俄两国开展更为密切的法律合作具有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