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抑或建构——对一位"新启蒙主义"者的质疑

作者对《启蒙论》一书主旨提出质疑 ,不同意该书的基调 :“传统思想资源是对中国近现代启蒙的启蒙” ,不认为对儒学思想本身进行价值重估和重构以及“现代性转换”是个创新命题 ,不赞成把“释放弘扬”与“疏导改造”看作是中国启蒙运作的基本向度。本文作者虽称《启蒙论》作者是新启蒙者 ,但认为其启蒙建构很大程度上不过是虚拟的历史“现实”。     

新学:中国的启蒙观念之内涵

启蒙思潮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而对于启蒙观念本身学界却无定论.以社会史、思想史考察启蒙观念,都带有一定局限性.通过历史语境整合中国自明清之际以来的四次启蒙思潮,可突破这一局限,并彰显以新学为内涵的中国的启蒙观念.     

当福柯的伦理学遭遇中国修身工夫论——从福柯晚期思想看中国哲学语境的现代重构

福柯晚期思想转向伦理学,还原了古典哲学原本内涵的修身目的。现代西方思想中求真意识和道德意识的内在张力,导致现代性中修身工夫维度的缺失,因而他试图以重建伦理主体来纠偏。这一思路对中国哲学话语之现代重构的启示在于,面对中国思想的汉宋之争,传统思想呈现为重伦理道德而轻求真意识的偏颇,五四学人以启蒙理性的求真意识予以矫正。以福柯为代表的西方后现代思潮已开始反思过度的求真,在为启蒙之理性求真矫正之时,中国哲学语境的重构就陷入二难之中:一是继续深化中国现代化对启蒙理性之求真意识的内在需求,它尚未完成;二是需要反思西方对启蒙理性的反思而转向修身工夫的现实根源,它为时尚早。福柯的启示是,此尚未完成的真理和为时尚早的工夫必须与当下现实整合起来,作为中国哲学语境重构之奠基。此即福柯所说的一种当下现实的本体论。     

西方启蒙思想的本质

本文从西方启蒙思想的概念内涵、历史渊源和深层次理论结构方面探索了启蒙精神的实质,指出启蒙不是以教育者的姿态居高临下地对愚昧之见或信仰迷信以及流行的霸权话语进行批判,从根本上说来是指对任何一种意见的话语霸权本身的颠覆,是对思想自由和宽容精神的鼓吹,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怀疑精神和自我意识的成熟之上的,体现了其思想深层次上的人本主义本质。     

从现代性的基础看两种启蒙及其历史表现

作为现代性之基础——资本的世界历史确证——本身包含两个恰相反对的层面——交换价值与人的主体性生产活动,与之相应,启蒙也就呈现出两种态势——确证性启蒙与批判性启蒙。两种启蒙在西方和东方都有体现。中国的两种启蒙正是现代性内在矛盾的现实开展,这也是中国的现代化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原因所在。从长远看,中国不存在救亡压倒启蒙。     

寂寞的先声:开端与回响--论严复与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

在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的背景下,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有其独特的内涵、特色和意义.本文认为,严复不仅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点燃自由圣火的启蒙思想家,而且,他关于自由问题的思考与论述,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化的思想构架.这一思想遗产在当代文化思想语境中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中国资产阶级的哲学启蒙是中国近代哲学史的基本内容

一、中国资产阶级哲学启蒙的历史含义和历史特点 所谓启蒙,顾名思义,是启发愚蒙之意。凡开化愚顽,教授赤子,都可称为启蒙,本身并无时代意义。如朱熹著《易学启蒙》,发挥邵雍《先天图》的思想,大概他以为易学可以由此入门。清人王筠作《字学蒙求》,就是取《周易》“童蒙求我”句,是教授孩童识字的。 我们一般称欧洲十七、十八世纪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文化运动为启蒙运动;称他们的思想为启蒙思想;称他们的思想代表为启蒙思想家。所谓启蒙思想,实际上便具有了鲜明的时     

启蒙五题

回顾中国现代化的曲折历程 ,“启蒙”及其是非功过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世纪之交的文化论争中 ,“启蒙”问题又成为文化冲突和思想交锋的一个焦点。鉴于人们对“启蒙”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的不同理解 ,有必要对“启蒙”内涵的几个基本问题作出理论上的澄清 :一、何谓“启蒙” ;二、西方学人对启蒙的反省 ;三、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的浮沉 ;四、启蒙的障碍与难题 ;五、当下中国是否需要启蒙。只有对以上“启蒙”问题作出准确的界定 ,才能对中国现代化“启蒙”的历史与现状作出合乎逻辑的评价。     

孙中山的海洋政治观

近年来,对于孙中山海权思想的研究是孙中山思想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也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孙中山的海洋政治观,内涵丰富,认识深刻,主要包括海权、海军、海洋运输、海洋资源利用,以及海洋发展战略等诸多内容。通过研究发现,孙中山的海洋政治观,目标高远,具有很强的预见性和前瞻性,但从分析中也可以得出,孙中山的一些想法亦有不符合当时中国现实国情的地方。总之,孙中山的海权思想,对后世中国海洋政治发展的启蒙意义远胜于其思想政治实践的价值。     

启蒙与当代中国——从比较康德与福柯的启蒙思想出发

从康德对启蒙的论证出发,所得到的结果是启蒙的反面。福柯在对康德启蒙思想的批判中,将启蒙定义为对时代永远质询的精神气质和行为模式。比较康德和福柯的启蒙思想可以看到,启蒙作为一种以对时代批判为核心的哲学品格和行为模式将为一切时代所共有,而其批判的对象、方式和目的将永远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是一个永远需要回答的问题。从中国现实出发,由人类理性取代上帝理性并成为文化的核心理念的当前时代,启蒙的需要更迫切。     

中国启蒙:历史、现状与未来--"新启蒙"与"后启蒙"的对话

如何反思并重建中国启蒙,当下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与思路,即“新启蒙”立场与“后启蒙”立场。其争论的焦点问题有:其一,面对中国现代启蒙思想传统,是建构还是解构?新启蒙论者认为,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蕴含着一个自成体系的思想系统,并试图挖掘和再现这一体系;后启蒙论者则否定这一体系的存在,着力批判其理性缺陷。其二是关于当前启蒙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新启蒙论者主张思想启蒙与社会运动的“剥离”,并强调对前者内在逻辑的“整合”;后启蒙论者则反其道而行之。其三是未来中国需要怎样的启蒙,新启蒙论者认为必须在继承现代启蒙传统的基础上整合西方启蒙思想资源;后启蒙论者强调要通过反思现代启蒙传统的理性阙如,耐心打造启蒙的底盘。二者的争论有望使论题走向深入。     

多元智能理论与高校创造性人才的培养

多元智能理论以其丰富的教育内涵为高校创造性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新的思路,多元智能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创造性人才的智能结构是各种智能要素组合、密切联系的一个完整系统,其思维方式不是单一的。高等教育创造性人才培养要从完善大学生的思维结构和优化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入手,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     

亨利·乔治土地单一税制思想评析——兼谈对我国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启示

亨利·乔治的土地单一税制思想始终贯彻公平、正义的原则,是一种由全民共享的土地改良思想。他主张征收地价税,把地租转化为财政收入,以此实现土地国有化。其最终目的是平衡发展带来的收益在各个阶层中的分配,以维护公平和正义。这一思想传入中国后,产生了较大影响。当前我国的城市土地管理应依据以民生为重的原则,改革地价体系和税收政策,最终实现土地增价归公,全民共享地利。     

走在梦中的道路上--论沈从文和他的中国梦

沈从文的中国梦是他基于其审美主义理念对"中国"的艺术想象。他梦中的"中国"是一个完全以人性为原则建构起来的理想社会,文学和教育是他为这一梦想设计的实现方略。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和政治文化语境中,他一直恪守着通过思想文化变革,参与现实政治实践这一"大政治"的胸襟、理念和思维方式,这使他只能宿命般地走在梦中的道路上"向人类远景凝眸"。     

两种启蒙话语的对立与冲突——论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现代性价值观的思想差异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之间所发生的那场思想论争,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把本应该属于"五四"启蒙话语范畴的见解分歧,纳入到了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斗争去加以定论,故而从本质上遮蔽了两者论争的时代意义与深远影响.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之间的思想交锋,集中体现着东洋派留学生与西洋派留学生的不同人生态度,以及他们对于现代性价值观的不同理解,同时也反映着转型期精英知识分子的矛盾文化心态.     

对《新青年》发动批孔及文学革命的再认识

191 6年《新青年》发动批孔及文学革命以推进思想启蒙 ,确立了自身主导民初思想文化变革主潮的地位。但是 ,由于紧贴现实政治 ,使重新评价孔学这一在当时富有变革意义的学术思想文化命题未能得到更深入地展开 ,文学语体变革提出后也被纳入既有的思想启蒙框架中进行 ,并且衍生了《新青年》直接干预现实政治的主导倾向。《新青年》所以由提倡思想启蒙而转向介入现实政治有多方面的原因 ,根子则在陈独秀及其同仁身上根深蒂固的“共和制情结”。     

论李泽厚的实践美学

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50—60年代前期为萌芽和初步形成时期;70年代末—80年代前期为发展完善时期;80年代后期至今为深入时期。对实践美学的主要概念和命题,如主体性、积淀、自然的人化、内在自然的人化、新感性、人的自然化等进行梳理及对实践美学的形成、发展和深化过程的知识社会学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把握实践美学作为一种学术理论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同时也可以使我们对中国的现代性进程研究多了一个视角———一个现代美学学术史的视角。李泽厚对美学的研究从来不是空中楼阁,不是形而上的纯粹思辨,他的所有的问题都植根于现实生活并力图在此基础上为中国甚至整个人类、为每个个体幸福生活寻找出一个方向。李泽厚的实践美学不仅从美学上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命题和学说,而对中国的现代性启蒙产生了重要作用并且必将对新世纪中国社会的精神文化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子思五行说的来源

子思创建的五行说,为儒家的修身、教化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子思五行说的主要来源有三:首先,原始的自然五行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广泛流行,为子思五行说的形成提供了思维范式的借鉴;其次,孔子对《洪范》意义的阐释,从天道思想中寻求礼的支持的思路,开启了子思五行说的理论基础;最后,曾子的五行说把五种孝行与身体结合起来,直接促进了子思五行说的出现。梳理子思五行说的来源,有利于进一步彰显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早期儒家传承谱系。     

新媒体时代中国梦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传播路径探析

新媒休在大学生群体中具有较高的普及率和广泛的受众,中国梦宣传教育形式要求新媒体充当重要角色。在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实践中要充分利用微博平台即时传递中国梦教育信息、利用移动互联网共享中国梦教育资源、利用社交网络传播中国梦教育思想、利用讨论组网络平台讨论中国梦教育内容等四种有效传播路径开展“中国梦”的宣传教育工作,旨在为新媒体时代有效传播中国梦内涵和精神实质、宣传其教育思想及开展“我的中国梦”主题活动提供思路,帮助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他们播种梦想、点燃梦想,鼓励他们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将他们打造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平等与自由——谭嗣同、严复民主启蒙思想比较

在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中,谭嗣同、严复都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君为臣纲"和君主专制,致使民主启蒙成为其启蒙思想的中心内容。另一方面,两人的民主启蒙思想具有明显差异:第一,价值旨趣不同:谭嗣同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围绕着平等展开,严复对君主专制的批判贯彻着自由原则。第二,解决君主专制以及拯救中国的方案有别:谭嗣同幻想"超出体魄之上而独任灵魂",实现平等的途径是消除国界,世界大同;严复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开议院,兴民权。第三,思想侧重迥异:谭嗣同始终侧重思想启蒙,严复则关注制度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