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时期清词选本的特征与意义

民国时期的清词选本选型多样,各阶段的清词选编选也显示出各自特点。清词选本在词学史与民国词史等方面,具有多重意义。它既有助于我们对清词文献的整理,也有利于对清词史的把握;既可为清词的编选提供借鉴,也有利于从考察民国词人的创作理论来探寻民国词坛、词风的渊源。     

《广箧中词》的编选特色与词学意义

叶恭绰的<广箧中词>是继谭献<箧中词>之后最重要的一部清词选本,其主要特点是以常州派的方法解词,彰显疆村派的艺术特色,注重对清词史的建构,同时也适当关注疆村派以外的词家. <广箧中词>是一部颇具特色的词选,对于我们了解清词尤其是清末民初词坛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此在清词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论清词中兴的原因

清词中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与明代词坛的长期沉寂和明末江浙词坛的开始崛起有关；二是与明季的历史现实有关；三是由于清初的社会现实和词体特有的抒情功能相契合；四是缘于清代学术风气发生彻底变化的背景；五是基于清初词坛上作家群体的形成和壮大。清词的中兴是由多方面的因素相互撞击、共同触发，后经有声望者的推动而形成的。     

豪放派词学理论的"集体失语"与格律派词人的"群体传播"

无论是从创作实践还是从理论而言,豪放词都只是以婉约为正宗的词坛"别格"或"变体".导致这一"正变"观形成的主要原因除了词传播性质的决定性影响之外,与豪放派词学理论的缺失和群体传播力量的薄弱有直接关系;南宋格律派词人则上承北宋大晟词派,创作上以"结社"唱和等为主要途径形成了强大的群体传播力量,理论上则通过群体讨论等方式建立了系统、丰富的词学理论,最终奠定了婉约词在词学发展史上的正统地位,以群体影响的力量成为当代和后世词创作与理论奉行的圭臬.     

声韵探讨与词风演进——兼论戈载《词林正韵》的尊体策略

词是专门之学,除了抒情诗一般的特点外,还涉及到声律、音韵等方面的问题,这些在清代词学的建构中,都曾受到极大的关注。戈载《词林正韵》是清代词韵探讨与编纂的集大成之作,标志着词韵规范的确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词史地位。首先,《词林正韵》继承李清照词"别是一家"之说,由词的体性入手,从声韵的角度,强调词曲辨体,从而保证词体的文体特殊性,具有重要的尊体意义;其次,通过声韵探讨,影响清代词风演进,从整理上而言,清词创作存在着前期疏于声韵、中后期严于声韵的变化,而这一转变与《词林正韵》的编纂有着重要的关系;复次,清词的中兴与词律、词韵的探讨密切相关,《词林正韵》也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清代词学之盛。     

论清词复兴之端绪

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词派承继七子之风 ,以复古为旗号 ,提倡古雅 ,反对俗艳和俗谐 ,通过对从宋至明某些词学现象的批判 ,提出向上一路 ,确立创作榜样 ,应接了晚唐五代的词学传统 ,并在新的时代中予以升华。云间词派在创作和理论上的探索 ,开创了推尊词体的清词复兴之路 ,启发了朱彝尊、陈维崧、张惠言等人在词学上的进一步思考 ,对清词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论陈迦陵对辛稼轩的接受

在清初词坛上 ,伴随着易代鼎革的风云 ,在以陈迦陵为宗主的阳羡词派那里又鼓荡起“稼轩风”的洪音巨响。迦陵以稼轩为旗纛而纵横于词坛 ,充分显示了“中兴”的清词那旺盛的生命活力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迦陵对稼轩的接受 :一、生命际遇与词风 ,二、词风之渊源 ,三、语言和笔法。     

《浙西六家词》对浙西词派形成之影响

浙西词派是清词坛坫之上影响巨大的一个流派,其形成与《浙西六家词》的刊刻有着重要关联。《浙西六家词》是朱彝尊等人相与交游唱和的阶段性总结,六家词的结集为词派作出定名。六家词序标举姜张,推尊南宋的共同倾向,奠定了浙西词派之理论基础。而其长于咏物的创作实践更对词派之形成与发展等问题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浙西六家词》的刊刻标志着浙西词派作为一个词人群体从此正式登上清词坛坫之上。     

如社与民国金陵词学

民国金陵词社繁盛,如社最具代表性。如社词人大都为金陵籍或长居金陵者,彼此有师友关系,与晚清四大家渊源甚深,与沪词社词坛联系甚密。如社重声律,大多使用僻调,填词严守声律。重声律的词学理念远接以戈载为代表的吴中词派,近承同乡端木埰之说,直接受晚清四大家影响。如社在抗战前夜成立,其词作忧时伤怀,词旨厚重,偏重寄托,无小慧侧艳之风,与晚清四大家“重拙大”观念一脉相承。以如社为代表的金陵词社在民国词坛别具一格,金陵词学在民国词坛中有特殊意义,其实质就是晚清四大家词学的发展和延续。民国金陵确实存在金陵词人群,但称为金陵词派有不妥之处。     

试论古代词苑中的第三派——兼谈姜白石诗词评论中的几个问题

一、姜词当属于清雅派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词划分为豪放、婉约两派,有些论者还把姜词划入婉约派。这种“两分法”对于南宋以前的词派也许是适用的,对于南宋及其以后的词派就很难适用了。其原因就在于南宋词坛上出现了一颗光芒四射的新星姜夔,又出现了一批姜氏词风的后继者。他们的词分明是在豪放、婉约两派之外别树一帜,自成另一新的词派。 早在南宋末期,柴望在《凉州鼓吹》(即《秋堂诗余》)的自序中,就把词分为三类、三等,认为“大抵词以隽永委婉为尚,组织涂泽     

审视科学禁区之争

在科学研究是否有禁区的问题上,反禁派的观点是无禁区有规范,挺禁派的观点是有禁区,折中派的观点是只有相对禁区.可经逐一分析表明,它们的立论都难以自圆其说.稳妥的说法应是:科学在研究方式上有规范,在研究领域上则是运思无禁区,验证有禁区.     

文化分区与湖北文化

湖北作为一个机能文化区的区域形成,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湖北”之得名,源起宋代。但直到清康熙六年(1667年)湖广分省,湖北成为独立的高层政区,方有真正意义上的“湖北文化”。宋以来尤其是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湖北文化,具有以下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宋以来尤其是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湖北文化,是对今湖北境内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第二,宋以来尤其是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湖北文化,文化交融性更为鲜明突出;第三,宋以来的湖北文化,有一个起伏跌宕并长期处于中流的发展过程。     

五指山解放区的建设与党在民族地区的执政经验

本文论述中国共产党在五指山解放区的执政经验。     

大理地区白族习惯法研究

白族习惯法是独立于国家制定的法律之外,在白族人民生产生活中形成的、调整白族社会生活各方面社会关系的、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的总和。白族习惯法是白族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白族法律文化的主要载体和表现形式。白族习惯法往往以不成文的方式存在,它的内容涉及各种社会关系的各个层次和生产生活,如民事、刑事、宗教、环境保护、司法等内容。因此,白族习惯法具有多元性、民族性、开放性、地域性、历史性的特点。     

避免走进语言文化交流的误区

语言与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国度、不同种族之间以相同或相似的语言形式传达不同的信息。因此,中国与西方进行交流时应注意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避免走进交际的误区。我们不但要承认差异、理解差异,还要学会逐渐地适应差异,将对方的文化融入自己的母语文化之中。     

法律视域中的苏鲁克制度

苏鲁克制度是蒙古族畜牧经济中产生的一项畜牧经营方式。从法律角度而言是一种物权制度,也是延续至今的重要的民事习惯。苏鲁克制度在以畜牧经济为主要特点的游牧文化中创造了新的契约模式,改变了原有的单一所有权物权体系,创造了新的用益物权模式,解决了游牧社会中最主要财产——牲畜的用益问题。转型时期苏鲁克制度的发展和变化需要倾注必要的法学关注,这将有助于维护苏鲁克双方的合法权益,给司法机关解决苏鲁克纠纷提供必要的法理分析知识,对完善物权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九峰山地区兽类研究

本文叙述了内蒙古九峰山地区兽类的种类、数量及分布情况,并且对在各种生境和不同季节其种类和数量的变化进行了详细分析.对一些种类的经济价值及如何保护和利用也做了说明.     

楚地水神研究

楚简资料和文献记载的对证表明,楚人所祭祷之水神并不限于江、汉、雎、漳,另有"江"、"大水"、"大川"、"汉女"、"湘君"及"湘夫人"、"大波"、"淮河"、"曲池"等,北方常见的"河伯"、"玄冥"、 "罔两"和"水上"、 "溺人"等厉鬼,亦偶享祭祷.楚地水神的祭祷巫术,包括沉玉和沉牲两类,没有超出一般的文献记载.楚简中的"昭告大川",则是新见的水神祭祷记录.经过秦汉帝国的文化大一统,南方楚地的水神最终纳入到全国祭祀系统中.尤其是汉代,江、淮的享祭地位明显抬升.     

康熙皇帝与包头地区渊源研究

康熙第二次亲征噶尔丹并没有到达今包头地区,而是到达了今达拉特旗吉格苏台地区,因民国时期达拉特旗曾归包头县管辖,《清史稿》修撰时,达拉特旗正辖于包头县,因此被民国时的学者称为包头地区。康熙皇帝真正到达今包头辖区,是在第三次亲征噶尔丹时。两次亲征噶尔丹时所经过的内蒙古西部地方历史地名,绝大多数是用蒙古语标识,释读这些蒙古语地名,可以反映出以包头市为中心的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历史变迁。     

关于贫困地区女性人力资源开发的思考

提高贫困地区女性人力资源质量,是消除贫困的关键之一。目前,影响贫困地区女性人力资源开发的因素是:健康状况不佳、教育投入不足、生育观念落后、人口迁移迟滞。对此,应采取以下对策:首先,要创造一个贫困地区女性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健全法律保障体系,开辟多层次、多渠道的教育途径;其次,要强化贫困地区女性的自我开发意识,增强其进取意识、拼搏意识和自信意识;再次,还要认识到贫困地区女性走出贫困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