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族群”与“族群政治”析论

在台湾 ,“族群”一词初用于民族学界对少数民族 (山胞 )的研究。 1 970年代后期台湾出现“反对运动”以后 ,随着台湾政治格局的变化和民进党的建立 ,“族群”一词进入政治生活领域 ,并在后现代“差异政治”和“认同政治”的交互作用下 ,成为构建“政治族群”的“文化”工具 ,在“国家认同”层面和“统独争议”之中发挥着“族群政治”的分化作用 ,是“台独”势力挑起“省籍矛盾”着力利用的工具。这是大陆学界在应用“族群”概念和认识族群理论时所不应忽视的政治向度。     

政治本土化与台湾政治转型

台湾政治转型从一开始就与本土化联系在一起 ,本土化体现了岛内民众希望当家作主的民主诉求 ,有其正当性的一面 ,但本土化运动常常被岛内政治利益集团所利用 ,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台湾政治转型始于蒋经国时期的政治民主化 ,基本上顺应了西方民主化浪潮 ,但到了李登辉主政后期和陈水扁执政时期 ,政治本土化成为他们推行分裂主义的政治工具 ,台湾政治转型正在被引向极端本土化方向。     

清朝台湾开发过程中的族群冲突

清政府将台湾收归版图后 ,推行海禁政策。因闽粤人多地少 ,闽粤居民多偷渡台湾。在开发台湾的过程中 ,为获取生存空间 ,闽粤移民与原住民族发生冲突。闽粤移民逐渐占居主导地位的过程中 ,漳州人、泉州人、客家人之间因经济利益、文化信仰等问题产生矛盾与冲突 ,引发大规模的分类械斗。游民充斥 ,是台湾的变乱之源。清朝台湾开发过程中的族群冲突 ,与移垦社会的结构密切相关     

社会资本与政治态度:新加坡三大族群比较研究

在社会资本理论框架下,新加坡的公众价值观调查(WVS)数据表明,新加坡的华人、马来人和印巴人的社会资本存量有明显的差别,而且社会资本对于新加坡3个族群的政治态度具有显著的影响.     

从台湾客家族群记忆溯源河洛文化底蕴--以台湾客家文学为观照对象

台湾客家精神特征的形成,来自客家族群开山拓土的迁徙历史和悠久的文化记忆,又可追溯到源远流长的河洛文化底蕴。透过台湾客家文学创作,在铭记故乡的祖根文化记忆、传承耕读文明的客家庄生活方式以及坚守客家的语言、族谱和民间崇拜等方面,都可寻觅客家族群生活中保留的河洛文化遗风,也由此见证了客家“根在中原”的历史文化渊源。     

唐朝的地缘政治与族群关系

本文通过对唐朝地缘政治与民族势力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的研究,认为决定唐朝地缘格局的因素主要是前朝政治影响的结果,但其格局一旦确立,外族政治势力的活动,就成为制约并影响唐朝地缘政治的首位因素,具体说唐朝前期关中北部的战略格局之建构与后期长安西部战略地位之转移,均是突厥、吐蕃这样有影响的政治势力促成的.     

政治文化语境与20世纪30年代特殊文学文体的盛行

20世纪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导致了独特的文学风尚的形成,这种文学风尚既体现在作家的审美选择、文学创作的整体性美学倾向方面,同时也具体地体现在文学的文体形式甚至表达方式上。30年代文学有着特殊的文学文体形式和文学表达方式的特点,而这些文体形式和表达方式得以盛行又有其深广的政治文化语境的根源。     

政治文化意识与夏衍30年代剧本创作

夏衍的30年代剧本创作内涵了一个审美文化特征:政治文化意识。本文试图引进政治文化研究视角,从剧本文本、人格政治化、大众阅读期待三方面来分析夏衍30年代剧本创作如何表现了这种政治文化意识。     

台湾媒体与政治发展

媒体被称为“第四权力”,不仅具有表达民意、监督“政府”的功能,而且可以影响与主导社会舆论,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相当重要。台湾媒体政治色彩十分浓厚,与政治、权力存在着密切关系,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     

族群文化现代化与族群社会现代化

族群是构建中华民族统一体的重要单元,又是相对的独立实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使各少数民族群体也不可避免地迈入这一变革轨道,他们特有的族群文化在经济社会的竞争中将面临种种冲击。本文认为,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化的世界趋势之下自然会受到理性文化的改造,但是经济进步与文化传统并非简单对立,世界现代化的模式也非同一,在保护宝贵遗产与社会变革之间找到平衡是社会现代化的最好途径。     

闽南文化与台湾社会

闽南人是汉族开发台湾最早的民系。闽南文化随闽南人的迁移而播迁台湾。闽南文化在台湾的发展经历了日据、国民党治台、李登辉、陈水扁推动台独等几个时期。加强闽南文化的研究和建设,加强对台宣传闽南文化,是争取台湾民心的重要工作。     

政治文化与20世纪30年代作家的文学选择

在 2 0世纪 30年代政治文化氛围和特殊的文学语境的制约下 ,诸多作家主观上的政治意识的加强或为数不少的作家们为环境所迫而导致的对“政治”问题的关注 ,形成了 30年代文学创作的一系列新的变化 ,这种变化最为明显地体现在作家创作动机、创作目的上历史使命感的加强。这带来了 30年代作家文学选择的一系列新的特点。与 2 0年代相比 ,文学创作题材的转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文学趋向 ,这体现了 30年代作家在文学题材选择上的政治价值取向。而作家们对题材进行处理的独特角度和独特方式更标示出了作家们的政治眼光。     

台湾利益集团与政治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

利益集团是台湾政治发展的产物,岛内政治体制的转型、政党政治的形成以及政治环境的变迁对利益集团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利益集团作为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尺也对岛内的政治变革、民主化进程及政治局势产生独特的影响,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内在联系。深刻揭示利益集团与政治发展的互动关系,有助于准确把握岛内政治发展的脉络和方向,理性评价台湾利益集团的基本特征与功能。     

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变奏——我国少数族群问题研究的基本理路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族群国家。我国的少数族群问题研究既可以是文化层面的,也可以是政治层面的,不能简单地"政治化"或"文化化"。在少数族群问题研究中,需要提防的是借文化研究实现政治目的,或利用政治研究消解文化研究。     

“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政治文化意识——三十年代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特征研究之二

在三十年代独特的政治文化氛围下,因其成员共同的政治文化意识,使三十年代文学群体事实上都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呈现出“亚政治文化”形态,或体现出“亚政治文化”特征。在这方面,对三十年代自称为“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群体来说,也未能成为例外。本文通过三十年代“自由人”、“第三种人”文学群体所呈现出的“亚政治文化”特征的揭示,论证了在三十年代特殊政治文化语境中,文学组织或文学群体的政治化趋向的不可避免性。     

台湾学者与台湾研究

目前有许多地方和许多人都在研究台湾,台湾学者从各个学科的角度又是怎么研究台湾问题的?也许从台湾刊物的某一论文或某一位台湾学者的意见中,我们可能感觉不到台湾学者探讨台湾问题的特殊之处,但是我们若从宏面的历史的角度来看,台湾学者的台湾研究自有其观念表述的特定指谓、有其生存环境影响下的特定思想脉络、有其分析体系建构上的特殊形态。     

族群、文化差异与学校课程多样化

关于学校“课程”的定义,教育学家给予了许多不同的阐释。在人类学家的视野中,他们将学校“课程”视为人类“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定义表明,课程并不是人类文化的全部,但是它却应是人类文化的精华。尤其是面对一个多民族有不同族群文化的国家,我们应将何种文化放到教材中去作为一门课程,并以何种形式进行代际文化传承?在学校教材编写与课程设置上,如何处理主流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如何处理国家一体化与族群文化多样性的关系?这是本文想阐述的,也是我们该重视的问题。     

论“渐进式台独”的成因及其在台湾社会政治中的表现

2000年台湾大选后,“渐进式台独”活动日益猖獗,这些活动已经渗透到了台湾社会的各个层面,对祖国的统一大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解读了“渐进式台独”的成因,并归纳了其在台湾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表现。     

访王晓波教授：台湾保钓运动与台湾大学哲学系事件

1970年代的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空间日趋逼仄,而岛内又因奉行“戒严”时期钳制言论、打压结社的高压政策而暗流涌动。1970年10月,因台大哲学系研究生王晓波在《中华杂志》上发表了《保卫钓鱼台》的檄文,而催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保钓运动。1972年底,台大举行“民族主义座谈会”,在校园里首次开展关于统、“独”的论战,后因政治势力的介入逮捕王晓波、陈鼓应等多位台大师生而结束,人称“台大哲学系事件”。本期访谈对象王晓波教授是台湾保钓运动的推动者和“台大哲学系事件”的受害者,他对两次事件的背景和始末的口述,不仅展现了台湾高层的政治斗争和台大哲学系的学术流派纷争,也揭示了两次事件的内在联系及其对台湾哲学学科发展乃至学术发展的深远影响。通过这篇访谈,我们可以管窥台湾民众在民主化进程中爱国意识、民族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台湾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干预学术、学术影响政治的双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