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七年”文学中的日常生活书写

"十七年"文学对"日常生活"的书写总体上呈现出一体化的面貌,"反日常生活"是其主导的书写方向。从人物形象的建构到生活空间的营造,从对性别的想象到对物质的阶级属性的归类,这一时期文学建构意识形态化的"日常生活"的话语策略是全方位的。不过,在政治允许的限度内,"十七年"文学中也存在一些真实的日常生活书写,它们的存在不仅丰富了"十七年"文学的日常生活书写,而且也意味着文学对日常生活的真实书写可以对政治的构造起到反作用。     

“十七年文学”的历史重构

“十七年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段独特的存在,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怎样言说叙述这一段文学的发生以及存在的情况,必然与其相关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的文艺评论思想相关.从1949年到1966年,这17年间的中国文学,在其后接近50年的历程中出现了多个不同的声音,“十七年文学”被一次又一次地在不同的语境中重新建构.这也说明了特定时期内文艺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甚至其他各种评论性因素对文学作品不同阐释所起到的影响制约作用.“十七年文学”在接近50年历程中出现的多次“重构”,充分表明了对“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就导致了“十七年文学”在文学史的叙述之中就仍旧还处于再次“重构”的可能之中.     

评《十七年文学的时代性思考》

“十七年文学”是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 ,是整个 2 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必要环节 ,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刘克宽先生的新著《十七年文学的时代性思考》 ,给当代文学研究带来诸多宝贵启示。“十七年文学”具有极强的政治性 ,所以对“十七年文学”的考察 ,必然要放置在总体化的政治语境中去理解。如果仅仅关注所谓非政治性的文学性 ,那么我们就会在丰富的当代文学话语实践的历史面前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贫乏。我们看到本书作者充分尊重文学发展的历史客观事实 ,正是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作为考察“十七年文学”的一个最基本的视角。由于…     

略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主流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根据解放区文学经验建立文学审美态度的同一性 ,从而赋予全社会一种新的文学眼光和审美情趣。这时期文学批评的聚焦点在于文学的政治目的、政治功利及其相应的作家创作中的合法性。这种一体化批评格局主要是通过批判文学创作中的“个人主义” ,并通过作家的自我否定和创作上的“反精英”倾向而完成的。确信人的力量可以主宰全部历史发展 ,并以此督促文学不断创造出作为无产阶级文化代表的完美的“新人”形象 ,是“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傲慢与偏见。在此意义上 ,对“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研究 ,指向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中“左”倾文艺思潮和文化观念的反思与检讨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的研究,自从“文化大革命”收场以后,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一直在进行中.不但报刊上经常有有关论文,一些当代文学史、文学思潮史著作均辟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的专章加以陈述,而且、最近还出版了一本题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的“长篇纪实报告”,“报告”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文学现象,受到广泛注意.据我所知,有的学者正在搜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资料和文学资料,准备做深入研究,撰写有分量的专著.这些情况表明,国内学术界还是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放到一定地置上来加以对待的.不过,这不能说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够了.不,恰恰相反,是很不够!在新时期,当代文学研究有一个特点,也可以说是缺点,那就是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兴趣和精力基本上投放在新时期文学或“后新时期文学”上面,相比之下,“十七年文学”和“‘文革’十年文学”的研究则相当薄弱,或者说是不成比例.我所工作的单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代文学室曾经多次讨论“分工”问题,想要明确谁来搞“现状”,谁来搞“史”,讨论来讨论去,始终弄不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来.说白了,就是没有谁愿坐在冷板凳上去进行“十七年文学”和“‘文革’十年文学”这种“史”研究.这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说     

劳动、性别、身体与文化政治——论“十七年”文学的“劳动”叙述及其情感与形式

“劳动”叙述是“十七年”文学尤其是“农村题材”叙事领域中最重要的一种话语类型。作为一种话语和价值现象,“十七年”文学的“劳动”叙述隐含着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化逻辑、文化政治以及道德和审美的观念。     

九十年代世界华文文学的格局和走向

1979年以后，中国实行对外开放，人们开始关心海外华文文学。经过十几年的交流，大陆与海外的华文文学研究者有了共识：世界华文文学是一个整体。这不仅因为它们都以汉语（华文）进行创作，都受到“五四”新文学的影响，而中国国力的强盛与国际地位的提高，又给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积极的背景。于是，到九十年代，遂有“世界华文文学”的提法。目前，中国大陆正在筹备成立“中国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会”。这说明，世界华文文学已经成为世界文学中的一股巨大的洪流。现在需要做的，是如何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九十年代的世界华文文…     

建立起个体生命与历史进程的紧密关联——“十七年文学”的爱情叙事与延安文学历史联系的一种诠释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爱情叙事是当代文坛的重要话语现象之一。将爱情叙事在功能上与革命叙事、国家叙事、历史叙事实现重叠,促进整体叙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十七年文学”爱情叙事的主导价值取向。“十七年文学”的叙事起点,其爱情叙事的历史性诉求及建构,离不开延安文学深远的历史传统。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的先锋品质

本文以先锋品质为切入点,对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女性文学进行了一番巡视,从中洞悉此阶段女性文学在艺术探索和主题表现方面的反叛色彩和创新特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的先锋品质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荒诞实验与黑暗王国的舞蹈、伊甸园的追寻、生命体验的书写。     

"文学史意识"与"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文学"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界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所谓的“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重新变成了一个“问题”。最近一段时间，在接连参加几次有关的学术讨论会的过程中，置身于辩论激烈的会场，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因为这样的场景在８０年代是不可想象的。在８０年代，“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根本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甚至在大学中文系的课堂上，它们都会被毫不犹豫地忽略乃至省略。在８０年代的文学史叙述中，公式化概念化、政治化的“文革文学”，乃至“十七年学”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     

新古典主义的成熟与现代性的遗忘——对中国20世纪文学中“十七年文学”的一种阐释

与五四以后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相比 ,“十七年文学”在面对现实的态度、艺术的运思方式、以及对生活的感知方式和形成的美感特征上 ,都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从而使之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呈现了中国文学古典化的素质 ,形成了新古典主义并最终成熟。把“十七年文学”放在20世纪文学进程中来考察 ,我们就会发现 ,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进程并不是直线式或递进式的 ,而是迂回性的 ,具有自我律动的特点 ,这说明在一定的生存环境下 ,一种文学会按其自身规律发展并不断强化特定历史文化所赋予它的审美特征 ;同时我们也会看到 ,“十七年文学”中的新古典主义美学原则并没有彻底消失 ,它仍然会在当前新的文学环境中得以存在。     

比较视野下的历史书写及其形态--以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为中心

当下对于“历史”概念的理解,并非全指历史学视野中的历史,还应涵盖文学、美学语境下的“历史”;根据所涉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的具体文本情境,它具体呈现为三种书写形态,即“文革书写”、家族书写和加华史书写;这三种历史书写形态,在北美华文文学、北美华裔文学、中国本土文学等文学语境的综合参照下,呈现出中既传承又变异的特征。具体来说,“文革书写”蕴含“隔洋视角”,并由此在文本中生成离散语境;家族书写除具有传统中国文学中的特指性与历时性特征外,又含有跨界性与未来性特征;加华史书写因历史时空的阻断与隔离,与前两种书写形式相比,脱离了这种主观式的俗套,最大可能性地接近于“不即不离”的艺术理想。     

中国学术信息

本刊讯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 ,各地评论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聚焦在对九十年代文学的审视和评价上。十月下旬 ,上海市作家协会继成功发起、组织了“全国百名评论家推选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作家作品”活动之后 ,又与华东师范大学联合在沪召开了“九十年代文学研讨会” ;十一月初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年会在广东肇庆举行 ,年会的一个中心议题 ,便是“对九十年代文学的考察”。两个较大规模的研讨活动上 ,来自全国各地的近两百位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学者 ,就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所呈现出的新变化、新特点、新现象以及存在的问题 ,展开了…     

文学启蒙与性别困境——对十七年文学女性形象的背景分析

肇始于新中国成立的十七年文学对女性文学研究者来说是一个相对独异的时期,它一方面担负着某种“无性化”的指责,另一方面则以众多的革命女性形象塑造继承了“五四”启蒙主义传统,使一种“新社会意识”真正走向广大农村。基于以上考虑,本文试图在“革命”文化的背景上来考察“五四”启蒙主义与十七年文学中女性启蒙的关系,因为当革命话语抑制了知识分子的启蒙信念时,反而使性别问题更见突出。一女性成为革命作家的叙述中心并不是从十七年文学开始的,它在４０年代的战争文学里已经有了明确的表露。钱理群在《“流亡者文学”的心理指归…     

“十七年文学”是非得失谈

如何公正地评价“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文学”(1949—1966)的成就,是当今理论界客观存在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当代理论工作者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几经起伏和变化。“文革”前多为满堂喝彩;“文革”中则是一概横扫;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恢复名誉,评价甚高;进入80年代后不少理论工作者,特别是一批年轻的评论家对“十七年文学”多持批评态度。为何在短短的数十年间,对同一研究对象的评价竟会如此翻来复去、起伏不定、褒贬悬殊?这符合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规律吗?这是中国当代文坛独有现象吗?这与评论家自身的政治素…     

五四文学论争与新文化人的中国文学史书写

在五四时期的文学论争中,新文化人以“情之文学”为正宗,以“平民文学”为主导,显示出了较高的共识度。但从五四之后新文化人的文学史书写来看,“情之文学”的标准未能贯彻始终,“庙堂”的“文人文学”也依然占有显著地位。究其原因,或由于冷静的文学史书写不同于偏激的文学论争,或由于西方文论运用的水土不服,或由于个体之间的才识之异。新文化人的文学史书写,在入史标准、叙述方式、叙述风格等方面,相互之间多有不同。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的侠义文化

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侠义文化有着锄强扶弱、周穷济困与揭竿起义等较为丰富的内容或展开方式。作为千百年来民族集体无意识积淀与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学传统,它内在地渗透到革命历史小说的文本中,并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接纳及改造。对革命历史小说来说,侠义文化的书写有着多方面的文学意义,不但适度消解了阶级话语,超越了阶级话语的历史局限,而且对革命英雄人物进行了文化还原,增强了其艺术生命力,促进了大批亚文化文学叙事文本的涌现,丰富了十七年文学的创作形态或格局。     

艺术与政治的角力——论“十七年”美国文学译介与研究

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年)文学发展的总体态势可以描述为文学对主流话语和国家意志的趋同.但是,在政治驯化的表层之下,文学工作者私人的审美旨趣成为一股潜在的暗流,与国家话语在文学领域进行角力.只是后者太过强大,以至于令人忽略了前者在“十七年”文学活动中的存在.文章旨在对这种力量悬殊的角力进行分析,描绘出一个多种力量作用下的美国文学接受史.     

“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学科史意义

“十七年文学”(包括“文革文学”)已日益成为学界关心的话题。有论者认为这是90年代以来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文学史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但事实上,90年代尤其是近几年来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卷土重来”不过是个“形式”,“形式”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才是评说之意义所在,如福柯所言:“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话语的时代。”“评说的距离”(时间)将决定着“距离的评说”(结论)。许多曾经参与“十七年文学”“事件”构造的“当事人”,后来成了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悖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间”维度与文学史书写

文学史是文学时空的再现,其变动主要源于文学观念的改变;1980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出台本意是对过去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文学史书写的反拨,它带来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史转型与巨大飞跃,这在文学史书写中具重要历史意义;站在21世纪的今天,从时间的视角进一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发觉它照样建筑于意识形态之上,这是一个带矛盾、悖论的文学观念,它所深具的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积极意义与消极性相伴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