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倭患”再议

明代素有“北虏南倭”边疆之患,其中“南倭”为患一度甚烈,前期可举洪武朝,后期则为嘉靖朝。不过,“嘉靖倭患”究竟始于何时,学界尚有不同意见。综合分析可以看出,“嘉靖二年”说与“嘉靖二十六年”说,不仅存在对中日勘合贸易制度以及当时中日关系过度解读的问题,亦是视明清时期中国“闭关锁国”观念的进一步固化,并将倭患爆发的原因指向明王朝实施的海疆政策,进而淡化了日本在东北亚海域侵略扩张的史实;“嘉靖三十一年”说则只是关注到了是年倭患爆发的表象,而忽略了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日本方是“嘉靖倭患”的始作俑者。实际上,嘉靖三十年,日本大内氏灭亡造成日本国内局势失控、明政府诏准“请宽海禁”造成中国海防废弛,在这样的双重作用之下,才最终导致了嘉靖三十一年的倭患爆发。     

论明嘉靖中期倭寇的性质

明嘉靖中期,国内外贸易状况日趋复杂,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倭寇猖獗,海禁与反海禁斗争,错综复杂地交织一起。明统治者把这种状况简单地概括为倭寇问题,从而增加了识别的难度。一为了更好地认识嘉靖中期倭寇的活动及其性质,需要简略地回顾倭寇的发生以及与其相关联的但又必须加以区别的一些基本情况。首先,倭寇(日本称为海寇)起源于元代以前,成长于元军侵日之后,发展壮大于日本的南北朝和战国时期亦即明嘉靖中期以前,而消亡于明万历时期亦即日本丰臣秀吉统一全国之时。明成化、正德时期,出使日本目睹倭寇实况的朝鲜通信使朴瑞生估计,对马、壱岐、北九州及濑户     

明代倭寇海盗、海禁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读《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十六世纪明代嘉靖隆庆年间的倭寇海盗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明清统治者从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把东南沿海地区人民不顾封建政府海禁前往日本、东南亚各国从事海外贸易,诬为倭寇海盗,并进行了残酷的镇压。长期以来,很少有人对此进行专门的研究;解放后,一些书刊仍沿袭旧的观点,把一场人民的正义斗争,也说成是倭寇海盗,对封建统治者镇压人民的行动,不加分析地一律给予肯定和赞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山大学戴裔煊教授《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澄清了一些历史事实,为深入研究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倭寇海盗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一、嘉隆期间的倭寇与明初、万历年问的倭寇不同,前者是假倭寇,后者是真倭寇。戴裔煊教授认为:明初日本人入寇山东,以及派人与明左丞相胡惟庸相勾结进行谋反,是由日本当权者所主谋指使的,是真倭寇。万历年间日本虽没有直接派兵入侵中国,但当时     

面子与里子:明洪武时期中日“倭寇外交”考论

纵观明初中日外交,倭寇所引起的海防安全问题始终是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明政府几乎每次遣使都会提及倭寇问题并在国书中明确要求日本禁倭,另一方面日本虽然多次呈贡厚礼并送还一些被虏人,却一直不能全面出击平息倭寇,致使倭寇连年屡犯中国沿海,给海疆安全带来极大威胁。双方在禁倭问题上不能达成默契,导致明太祖对倭寇外交失望之极,最终决定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转而重点加强防倭军事力量以维护国防安全。明初中日关系不仅有封贡与朝贡,也有冲突、敌对甚至绝交,双方之间复杂曲折的外交关系是理解古代东亚国际秩序多样性和动态性的一个极佳范本,它使我们认识到在中国与邻邦交往中,朝贡礼仪只是表面虚像,而国防安全才是实质内容,是影响两国外交最深层次的核心要素。     

倭寇记忆与中国海权观念的演进——从《筹海图编》到《洋防辑要》的考察

明代的“倭患”经历,留下了持续的“倭寇”记忆,对明清时期的海权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明嘉靖年间郑若曾的《筹海图编》,到鸦片战争前夕严如煜的《洋防辑要》,自明中后期又以迄清中期的海防论述多以“倭/寇”为假想敌,以“备倭/防寇”为基本着眼点。这些海防论著表达了一种“眼光向后”的海权观念:多以数百年前的历史经验为准绳,而不是密切关注变化中的现实形势;多以陆权为中心,目标在于如何“防”海,而不是如何经略海洋。结果,16～18世纪,中国政权的海上关注焦点一直放在东亚秩序圈内的传统挑战者(“倭/寇”)身上,却忽略了正在膨胀的欧洲商业殖民主义的挑战。对手意识的错位,埋下了中国在近代中西海权竞争中失败的深刻缘由。     

一段不该遗忘的现当代学术史--中国大陆学者独立提出了倭寇"新论"

20世纪30与50年代,中国大陆学者提出,所谓的嘉靖"御倭"战争,实质上是由中国商人主导的反海禁的国内战争等观点,在学术界处于领先地位.近几年,海内外出现的那些内地80年代关于嘉靖"倭寇"的新论,受日本学人的影响;战后,台湾学者在此领域探索,比海内领先一步;大陆80年代以前倭寇研究的看法"基本一致"或"没有新的观点"的结论,需重新审视.学术问题,切忌"上纲上线",需要转变观念,开展争鸣.     

倭寇与中国

发生于元代末年(十四世纪中期),与有明一代(1368—1644年)相始终的倭寇对中国、朝鲜的骚抗和侵略,给中世纪后期的东亚世界带来动荡和不安。同中国历史有关的倭寇,分别出现在元末明初、明代嘉靖年间(十六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和万历年间(十六世纪九十年代)。然而,同是倭寇,在不同时期,实质不同,意义也不同,不能一概而论。笔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把倭寇分几个时期作具体分析。     

明代的中日勘合贸易与倭寇

明代中日勘合贸易的兴始和断绝 ,都与倭寇问题相关联。永乐年间 ,明廷希国以勘合贸易换取日本政府对倭寇的抑制 ,然而 ,由于日本政局的变化 ,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 ,并导致了勘合贸易的断绝。宣德八年以后 ,以消弭倭寇为切入点 ,中日勘合贸易再度恢复 ,由于在勘合贸易中日本实际上占据着主动地位 ,使勘合贸易成为明朝沉重的包袱 ,并最终因倭寇问题导致了嘉靖年间勘合贸易的再一次断绝     

也谈“倭患”问题——与陈抗生同志商榷

《江汉论坛》1980年第3期发表了《嘉靖“倭患”探实》一文。主要论点是:“明中叶,特别是嘉靖年间的所谓‘倭寇’,从领导者到基本群众都是中国人;这些中国人是为了冲破明王朝反动的‘海禁’政策,才被迫拿起武器的;他们的斗争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具有进步意义,而他们之被镇压是历史的悲剧。”还认为:朱纨、王忬、张经、李天宠、戚继光、俞大猷等在抗倭斗争中立下殊勋的人物,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朱厚熜的爪牙”庵致鄣?我们无法苟同,觉得     

为李如松军杀朝鲜人以冒军功辨

公元一五九二年(明万历二十年,朝鲜宣祖二十五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了大规模的侵朝战争.不到两个月.三京尽陷,八道几没.朝鲜派往明朝求救的使者相望于道,络绎不绝.明政府以为朝鲜“为我之藩篱”,“唇亡则齿寒”,所以于一五九三年一月二十七日(阴历十二月二十五日),派出以兵部侍郎、经略宋应昌,提督李如松为首的御倭援朝军队.明军于二月八日(阴历正月八日),在平壤和倭寇激战一昼夜,敌人受重创,小西行长率残兵败将当夜逃窜.在平壤之战中,杀死不少倭寇.明军南方军队认为李如松率领的辽东军队,为了冒领军功而杀了无辜的朝鲜人民.个别朝鲜官员也有类似看法.平壤之战在御倭援朝战争中举足轻重,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结论,足以影响对平壤战役的评价,笔者试图加以澄清.     

论嘉靖时的倭寇问题

<正> 倭寇是明代的大祸患,对人民生命财产、生产事业、海防、交通都带来巨大损失,经数十年才平定。历来人们都认为御倭战争及其将领是值得赞颂的,但是近年来有人提出这是传统的旧看法了。他们则从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和海禁政策的弊端来探讨倭寇问题,认为倭寇具有“反海     

谭纶抗倭事迹探论

谭纶抗倭事迹探论□胡长春明代中叶，倭寇猖獗于东南，沿海数千里，遍遭荼毒和蹂躏，而其中又以苏、浙、闽、粤四省为甚。尽管近年来学术界对倭寇的来源、组成、性质等歧见纷纷，观点各异，但从长期的倭患使东南各省元气大伤，社会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了巨大损失这一点...     

论明代嘉靖间的提编与海防

提编是嘉靖三四十年间,经明朝廷同意,由倭患总督主要施行于南直隶、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等遭受倭患的沿海省份,派向人丁或田地,预征银、力二差,民壮、弓兵、里甲折银,充作海防费用的一种方法和措施。它有助于管窥嘉靖后期明代海防军兵制度与王朝国家财政赋役制度变革的互动,反映了从世军制向募兵制转变的过程中,支撑此种转变的国家财政赋役制度也发生相应的转变,即由实物劳力为主向白银货币为主的转变,两种转变结合互动,促进明代后期海防军兵的编制、领导体制和海防战略的改变。     

明代军事活动与关羽信仰传播

明代是关羽信仰传播和普及的重要时期,明代军事活动由于其内在较强的流动性,在关羽信仰的传播和普及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明初的卫所移民,到明中期的嘉靖倭变,以及其他军事活动,对关羽信仰的传播,特别是对边疆、沿海等关羽信仰薄弱地区的传播,其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从而为清代关羽标准化的国家崇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言官与明嘉靖朝政治

嘉靖之世,明世宗刚愎自用、果于刑辱,长期厌恶言官、拒纳谏言。在嘉靖朝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中,言官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谏阻和抗争,表现出顽强不屈的抗争精神和正色立朝的浩然正气。然而,由于世宗对正直的言官大加摧抑,至嘉靖朝中后期,言官队伍发生了严重分化,言路风习日渐沉寂,标志着明朝统治集团的腐朽程度不断加深,明代言官制度的缺陷也尽显无遗。     

密疏政治与嘉靖朝内阁倾轧之新探

嘉靖朝的内阁倾轧是明代内阁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嘉靖朝的内阁倾轧原于正德、嘉靖之际首辅之权的膨胀,而嘉靖朝广泛存在的密疏政治使内阁倾轧更加激烈。密疏成为内阁诸臣与世宗皇帝议政言事的主要方式,也是用于打击政敌的秘密武器。内阁的倾轧对嘉靖朝的皇权与内阁的关系、内阁与六部的关系、内阁与宦官的关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非奉公差,不许借行勘合”——谈张居正对驿递制度的改革及其现实意义

一明朝嘉靖年间,明室的中衰已经严重威胁到国家的生存。太祖、成祖的武功早已隐退,仁宗、宣宗的文治销声匿迹;内有严嵩乱政,北有鞑靼侵扰,东南沿海倭寇猖獗……所有这些都摇撼着明室的根基,同时也呼唤着治国的能臣。历史造就了张居正。他大刀阔斧推行的政治经济制度改革,特别是     

“制倭”与“通贡”：嘉靖倭患时期的“宣谕日本”问题研究

嘉靖“大倭寇”发生后，明朝廷在抗倭同时也讨论了通过宣谕日本政府寻求协同禁倭的计划。但因考虑到“国体”问题，暂时予以搁置。之后胡宗宪等提出以“地方有司”名义宣谕的建议，被明廷采纳并相继派遣蒋洲、陈可愿等出使日本。同时也计划通过朝鲜进行转谕作为补充，但因朝鲜的婉拒及抗倭战争的暂时胜利也暂时予以放弃。随同蒋洲、陈可愿归国的不仅有王直部属，还有日本大友氏使团人员。明朝政府虽然诱捕了王直，但对大友氏使团却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式，并希望通过大友氏的转谕，能与“日本国王”重新展开“制倭”与“通贡”的交互协作。后来的唐顺之等人还曾有过通过朝鲜再次“招谕”的计划，但终因唐氏的突然离世而作罢。明朝对大友氏的“却贡”并非为了断绝与日本的交往关系，而是对合乎东亚传统“礼治”秩序的中、日关系的一种期待。丰臣秀吉在制定征明计划并发动侵略朝鲜战争时，将所谓“大友氏朝贡被拒”作为借口之一，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政治狡辩。     

从嘉靖朝大礼议等事看阁权对皇权的制约

从嘉靖朝大礼议等事看阁权对皇权的制约孟广军极端君主专制状态下的君臣关系，历来是史学界的热门话题，其中阁权与皇权的关系更是突出的方面。本文拟通过对正嘉交替之际明世宗人继大统及大礼议等重大事件的剖析，就明代内阁对皇权的制约问题试作探讨。一正嘉交替之际，内...     

明代抗倭战争的诗人徐文长

明代中叶的抗倭战争是中国沿海地区反侵略的爱国战争,经过十二年的长期的战斗终于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它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证明中华民族具有反侵略斗争的光荣传统。抗倭战争,在明史上称“倭寇之乱”,开始于嘉靖三十一年,至嘉靖四十三年胜利结束(公元1552—1564年)。在这十二年当中,抗倭战争从被动防御转到主动歼灭敌人,经过了曲折的艰苦的斗争过程。当时沿海各省如南直、淮扬(即今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的人民都受到倭寇疯狂的屠杀擄掠,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也因此激起了中国人民保家卫国的斗争精神,涌现出许多反侵略战争的英雄和战士,他们挥洒热血捍卫民族利益,对倭寇进行了长期的残酷的搏斗,终于将倭寇大量歼灭,恢复了社会生产和海上的商业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