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程序中的"刑事免责"制度

"刑事免责"制度和"证据强制"规则有利于弥补"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特权"和"沉默权"制度对侦查工作造成的不利影响。"刑事免责"制度有利于侦查机关获取证据、打击犯罪;有利于侦查机关分化、瓦解有组织犯罪;符合我国的"坦白从宽"政策和相关法律规定;有利于对特定案件的侦查。在我国侦查程序中确立"刑事免责"制度应当注意规定具体的目的、范围、原则和适用程序。     

侦查程序中辩护律师在场制度的构建

建立侦查程序中的辩护律师在场制度,是诉讼主体理论、程序正义理念和无罪推定原则的必然要求.刑事诉讼法应明确规定侦查程序中律师在场的案件范围,开始时间及辩护律师的身份,明确规定律师在场权行使的具体程序,建立值班律师制度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该制度的保障措施.     

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正义与权力法治化

权力法治化在刑事诉讼中的关键是审前程序,其中又以侦查程序中的权力法治化和起诉环节权力法治化为最关键。“程序正义”是现代司法的基本理念,是诉讼制度文明化、人性化的必然要求和重要表现,而程序正义的关键是程序中的权力的正当性,可以说,权力的正当性是程序正义的基础,而权力正当性只能通过法治化来实现。     

从"佘祥林冤案"看程序正义与我国司法改革

程序正义是一项要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实现的价值,没有程序正义,也就很难实现实质正义.也正是由于对程序正义的漠视,最终导致了本该可以避免的佘祥林冤案,从该案的全过程可以看出刑讯逼供、法院先定后审的审判程序、有罪推定、疑罪从轻以及没有正确对待民愤是违反程序正义的具体表现.只有从根本上改变"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和做法,在司法实践中遵守程序正义,才能避免类似悲剧重演,真正实现法治社会.     

大数据侦查的风险防控与"意识"匡正

在大数据侦查中,现有以数据为中心的侦查理念,极易产生数据独裁、算法偏见和技治主义的错误倾向,造成对侦查理念的背离.对大数据侦查风险进行规制的实质在于对技术风险的防控,规制的对象为算法与侦查理念,在具体的路径选择上应当采取理念匡正与程序规范的双重路径.在侦查理念方面,应当秉承侦查公开和权利保障的正义理念,谨防"大数据极权"的错误逻辑,以数据背后正确的价值理念作为侦查思维确立的指导.程序规范方面,在对算法进行规制的同时主张在当下国家大数据和商业大数据二元信息收集主体的框架下,进一步引入"侦监"这一信息监控主体,形成"蝎型"信息监控与预测性犯罪防控模式.通过对大数据侦查监控模式的正当程序控制以匡正侦查理念,确保大数据侦查在正确的理念指导下进行.     

从效率到公正:价值转换下反垄断执法程序之嬗变

反垄断执法程序长期从属于以效率为主导的实体内容,主要表现为立案前调查与评估程序缺失、经营者承诺制度的参与性不足、裁决书欠缺说理性,其价值需求的独特性未受到应有重视。反垄断执法程序的本质应属程序正义,当下程序正义的式微造成反垄断执法的合法性和可接受度降低。增加反垄断执法活动合法性与可接受度的根本路径不是对现行规则的修改和弥补,而在于价值层面从"效率价值"主导到"程序公正"的转换,并实现制度设计的相应变革。完善后制度应以程序正义与协商参与为基本要素,补充立案前调查评估程序作为正式制度,同时改进反垄断执法中的立案制度、调查制度、经营者承诺制度及裁决书的说理性等制度。     

刑事回避程序之比较研究

"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都能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因此,刑事程序正义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刑事回避制度正是体现与保障刑事审判正义的基本诉讼制度。如何设置回避的程序,使回避制度得以顺利实施,已成为各国刑事回避制度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内容。本文对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刑事回避程序进行了比较考察,并针对我国刑事回避程序现行规定的不足之处,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     

从程序正义的角度看刑事诉讼法修改

程序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它要求与案件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在诉讼过程中被公平正义地对待。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目的与程序正义的要求应当是不谋而合的。在刑诉法修改之前,我国程序正义缺失现状严峻,而本次刑诉法的修改与程序正义的理念相契合,通过对辩护制度、证据制度、审判制度等制度的修改,推动了程序正义的完善。     

罗尔斯程序正义思想研究——以《正义论》为中心

程序正义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核心。在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中,罗尔斯将程序正义分为完善的程序正义、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和纯粹的程序正义三种不同类型,以程序正义、尤其是纯粹的程序正义作为正义原则证成与实现的基础,使程序正义取得决定实体正义的优先地位。但在后正义论时期,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发生了"去程序化"转向,从单纯重视程序正义转向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重。     

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法理学思考

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过程是追求程序正义,发挥程序正义功能的过程,程序正义构成了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主旋律,其他的制度设计都依此进行。在证明模式方面,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相比更直接地体现了对程序正义的追求,而证据制度的完善是有效实施法律真实模式的制度基础。法院职权的弱化与强化则映射出国家与诉讼当事人在程序正义追求方面的冲突与衡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