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民爵、吏爵界限森严不可逾越”说质疑

朱绍侯先生《军功爵制在西汉的变化》一文,对西汉爵制的各种变化详加考论,读后甚得启发。然于西汉“民爵、吏爵界限森严不可逾越”一说,却感证据不足,或可商榷。 朱先生认为秦代无民爵、吏爵之分,而汉代自刘邦始即有民爵、吏爵之分。我以为,无论是秦代,还是汉代,都无“民爵”、“吏爵”之名,亦无“民爵”、“吏爵”之分。汉代史籍常有“赐民爵”若干级;“赐吏爵”若干级的记载。如《汉书·宣帝纪》载;元康三年“赐天下吏爵二级,民一级”;     

《商君书》"以奸民治善民"论探析

商鞅等战国时法家人物“以奸民治善民”的政治理论命题,反映了商鞅等人为了加强君主专制,消除世卿世禄的宗法贵族制,强化民间连坐制度等而实行的一种以民为寇仇,卑民辱民以重爵尊官,让民互相监视、告发的社会控制措施。其目的是弱民以强国。     

再谈汉代的民爵与吏爵问题——兼答杨际平同志

河南师大学报编辑部转来杨际平同志的大作《西汉“民爵吏爵界限森严不可逾越”说质疑》,对拙文《军功爵制在西汉的变化》中所谈“民爵”、“吏国”问题,提出异议和批评,拜读之后,很受启发。首先我应该承认,在拙文中并没有把“民爵”和“吏爵”的问题讲得很清楚。所以如此,第一是史书关于汉代赐爵制的资料不多,根据现有资料搞清汉代赐爵制的全部问题,那是不可能的;第二是由于《军功爵制在西汉的     

法治主义与权术主义——《商君书》和《韩非子》的比较分析

读了《商君书》,又读《韩非子》,觉得有两个问题先应该明确一下:一是《商君书》核心在“法”,通过法治而富国强兵,《韩非子》核心在“术”,通过权术来巩固君权;二是两本书都是为君王谋划,倡议通过“法”或“术”督察臣吏去管理百姓.此两点是理解这两本书的关键,下文以此为基点试作比较分析.     

西汉初年军功爵制的等级划分——《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一

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人都知道 ,在军功爵制中有官爵、民爵之分 ,实际上所谓“民爵八级”是西汉中期以后军功爵制轻滥的产物。《二年律令》有关军功爵制的律文记述 ,在西汉初年军功爵曾划分为侯级爵、卿级爵、大夫级爵、小爵四大等级 ,与刘劭《爵制》中所提到的四个等级基本吻合。军功爵制中四大等级的披露 ,使军功爵制研究又向前跨越了一大步。     

对刘劭《爵制》的评议

三国曹魏学者刘劭所著《爵制》,是保存至今最早的研究军功爵制的论著。文中所提出的"商君为政,备其法品为十八级"说和《商君书.境内篇》所说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的级别基本吻合。刘劭在《爵制》中还提出二十级军功爵制四大等级说,与《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所记军功爵制有四大等级基本一致。《爵制》对二十级军功爵各个爵名的解释,也优于东汉学者卫宏和唐代注释家颜师古。然而刘劭的《爵制》也有缺点,如把军功爵制与夏、周的旧爵制相附会,忽视了军功爵制与五等爵制的本质区别,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刘劭《爵制》的学本价值。     

论《商君书》中的“精神重农主义”——兼谈中国佛教“农禅并重”的“普请制”

在中国传统的重农思想中，除了有“经济重农主义”，还有“精神重农主义”，后者在《商君书》中有突出的表现。《商君书》中的“精神重农主义”不象“经济重农主义”那样关注农业的产业特征，而是关注农民的心理特征即“朴”。《商君书》认为“农朴”而易治，所以除了必要的官和兵以外，应该全民皆农，哪怕是“国富仓廪满”，也还是要求民“壹于农”而不得从事非农的职业，唯其如此，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无独有偶，这种重视“农心”的“精神重农主义”在中国佛教“农禅并重”的体制中也有明显的反映，尽管它和《商君书》所关注的“农心”有所不同。     

汉初民间卖爵简述

高中《语文》(第三册)中贾谊《论积貯疏》“岁恶不入,请卖爵子”一句的注解是:“年成坏,不能纳税,(朝廷)卖爵位(来增加收入),(百姓)卖子女(来度过日子)。“不入”指百姓纳不了税。卖爵,汉朝有公家出卖爵位以收取钱财的制度”。我们认为,此     

壮族传统文化本源论

明清之际著名学者顾炎武(1613—1682)有个著名的论断:“壮,乃旧越人。”顾氏此一论断,迄今已为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及历史学资料所证实。越人,如果以考古学资料而论,距今六七千年前即以其具有鲜明文化特点的“河姆渡文化”区别于黄河流域及其以北的诸文化。大约晚至新石器时代,越人已经遍布于现在中国长江以南的大部分省区。如果以文字记载而言,“越”一称最早出现于西周(前1027—前771年)。《竹书纪年》记载周成王二十四年(前1000年)“于越来朝”;西周铜器铭文也有周王巡视南国在“夔(?)”的记录。“夔(?)”即是后来的史书所说的“夔越”。结合1977年在河北省平山县出土的《中山王鼎铭文》将“越”写作“(雨于)”,以及《史记·楚世家》另本将     

《论语》“人”、“民”辨说——兼评赵纪彬《论语新探·释人民》

《论语》中的"人"、"民",在不同情况下,含义有所不同。前者多半泛指一切人,有时特指统治阶级;"民"则多指庶民百姓。两者具有种与属的关系。人中的"君子"、"小人",是对个人品德、学养的评价,指无定则。文章对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论语新探.释人民》一文,把"人"、"民"分别归属于"奴隶主与奴隶"两个阶级的观点进行了批评。与此同时,对《论语》中与"人"、"民"相关联的教、诲、爱、使等词语的含义分别作了论述。     

白居易《新乐府》创作目的、原型等考论

白居易对自己作《新乐府》的动机有一个明确的表述,即"难于指言者,辄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为朝廷乐府机构进献歌词,从而发扬古人以歌言政的传统,不同于其他讽谕诗创作;白居易新乐府创作的借鉴原型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毛诗》,而是取自《尚书.五子之歌》;新乐府创作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很可能被朝廷的乐府机构所采用。     

论商周君权思想的变化

商以前君权合法性的根源在于“帝” ,但也存在君为民设的观念 ;“帝”与民是通过君来沟通的。至周“帝”的权威性动摇 ,产生了“民之所欲 ,天必从之”的观念 ,以民为基础把天帝、君、民联系起来。在君权的传承上 ,商代早中期虽有嫡庶之分 ,但嫡长子继承制并未确立 ;商代末期嫡庶之分才清晰起来 ;周人严格实行嫡庶之分。随着商周社会的剧烈变动 ,君权统治由外在对天帝的依赖走向内在的道德自律     

用责任取代权利——公共行政的逻辑——支援张康之教授“公共行政拒绝权利”的设想

公共权力的"悖论"是指公共权力"善"的目的和"恶"的可能的矛盾.近现代政治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就是围绕如何解决公共权力的"悖论"而展开的,即对公共权力可能的"恶"进行控制与约束,以实现公共权力"善"的目的.其中,责任就是对公共权力的一种最基础性的控制.由于政府的工具状态与"公共人"的角色定位,以及行政权力具有权利与义务的双重规定,公共行政领域应该用责任取代权利.     

机关算尽太聪明，学样不成一场空——从长鼻子故事看“赏善惩恶”模式构成要素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思想常常融入民间故事中,引导民众向善弃恶.<长鼻子>故事就是这类故事的代表文本,它以其特有的赏善惩恶结构叙事,集中体现了民众的善恶观.通过对<长鼻子>故事的分析,可归纳出"赏善惩恶"模式的构成要素,即此类故事多以契约式叙事开始,由两个对立主角、两个对称行动和两种迥异结局构成.这种叙事模式以对比强烈的赏罚效果,在寓教于乐中培养了民众的善恶观.     

《庄子·外物》"两陷"解读

《庄子·外物》中的重要概念"两陷",并非指"陷入利害两端",而是指陷入是非善恶两端的价值偏执,从而造成选择上的困境.庄子试图消解善恶是非观念的偏执,"不谴是非",摆脱人们所面临的道德困境.这虽然满足了一批隐逸之士的精神需要,但就社会整体而言,和谐的社会秩序必须以良好的道德关系为基础,只有重树道德主体的自觉意识和价值信念,才能真正解决"两陷"问题.     

法治必以立宪政体盾其后——从“商鞅难题”到“梁启超方案”

商鞅主张＂以法治国＂,因而强调＂法之必行＂。但《商君书》却发现,＂无使法必行之法＂。特别关键的是,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但他最终无法解决这一制度难题,这也是传统中国无法解决的制度难题。而梁启超以现代民主立宪思想为武器,找到了＂立宪政体＂这一解决之法,可以视为中国现代法治的＂梁启超方案＂。这一方案是中国现代法治的必由之路。     

试析基督教和儒家的罪恶观

在《旧约》(希伯来圣经 )和《尚书》中 ,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以色列人和中国的上古先民在有关上帝的观念 ,以及上帝如何护佑善人和他们的国家 ,如何惩罚罪人和毁灭他们的国家方面 ,存在诸多相似看法。而在《新约》和《论语》中 ,随着保罗阐发“原罪”和“基督拯救”的观念 ,和孔子对“天命”和“君子”的义务的新解释 ,它们间的重要区别就显露出来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表征了基督教和儒家思想各自的特色。本文试以保罗和孔子的观点为代表 ,比较基督教和儒家有关罪与恶的看法     

论中国古代人性论争的症结所在

人性善恶,是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古人先后提出性善、性恶、性无善无恶、性有善有恶、性善恶混等不同主张。对人性的认识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分歧,主要原因是有人把后天的染性与先天的天性混为一谈,把染性等同于天性;而有人又把天性与染性截然分开,忽略了天性中的善恶潜质,从而找不到善恶产生的根源。只有把染性与天性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结合起来探讨,才能够对人性的善恶得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     

简论坡形墓道

坡形墓道或称斜坡墓道 ,是今天考古学中常见的术语。而古人称墓道为“隧”或“羡”。从夏商至秦汉时期 ,坡形墓道的使用存在着一个不断“下嫁”的过程。其存在的作用与“阴宅”构筑的便利、身份等级的差别、“事死如生”的社会心态相一致。     

《周易》中的“主”及相关问题

“主”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重要概念。“主”是天道的代称,《周易》卦象中离、艮、震为“主”。“主”与“常”同义,《周易》卦象中兑、震、坎、离为“常”。商周宗法制社会中的贵族统治者也称为“主”,《周易》卦爻辞中“王”、“君”、“公”等皆与“主”同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