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理”自然到伦理世界——论朱熹自然观的伦理内蕴与价值审视

天理自然观是朱熹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朱熹不是仅从认识论的角度理解自然，而是从主体论、价值论的视角理解自然，把自然作为内在于人的一种存在来体认，朱熹天理自然观充满着强烈的道德意识。所以，对朱熹的天理自然不能仅从实在论的角度作认识论的解读，更要分析其伦理内蕴，并对其价值全面、辨证地加以审视。从伦理内蕴来看，朱熹自然观蕴含的伦理意蕴主要为:“天理”是人伦的最高法则;阴阳二气是“天理”在人间秩序的体现;“五常”是“天理”自然在人伦社会中的呈现。从价值审视上看，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从自然哲学的角度来说，朱熹提出的“天理”是赋予了人格化的内涵，不具有自然的真实性和实体性，因而是荒谬的。从道德哲学的角度来说，朱熹提出“天理”概念，把天人合一道德的价值上升到“天理”的地位，这为当时应对佛家和道家的挑战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功利盛行的当下，深刻理解朱熹天人合一道德理念，为人们心灵的安顿、优秀传统道德的继承和创新，都具有积极意义。     

对朱子“存天理灭人欲”的现代解读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其地位堪比孔子,其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其思想体系包含广大,涉及众多范围,＂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其代表思想之一。＂存天理灭人欲＂也是中国思想史上历来颇受争议的话题之一,众多的学者都是以负面的态度来给予＂存天理灭人欲＂评价,但仔细的琢磨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我们还是能发现也有其合理的成分。     

德性主义的重建--王阳明之良知对朱熹天理的扬弃

朱熹在建立宇宙本体论体系过程中,由于其天理的客观外在性与超验性,导致了道德他律与知性主义倾向,偏离了孔、孟以来的德性主义传统.针对朱熹哲学的不足,王阳明以内在于主体的良知代替了朱熹的天理,否定了天理的客观性与超验性,把理收摄于一心,建立起彻底的儒家心性论,既消解了朱熹哲学的内在理论矛盾,又重建了儒家德性主义传统.     

民国时期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不同观点——以胡适与冯友兰为中心

民国时期,对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既有批评者,也有辨护者。胡适批评朱熹的理欲论,认为朱熹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绝对的推崇理性而排斥情欲",但是又推崇朱熹理学对于理性的倡导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人人平等思想。冯友兰赞同朱熹的理欲之辨,以为朱熹所要"灭"的"人欲"实为"私欲",还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把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看作是对于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     

简论朱熹心性动静的思想

在中国哲学史上 ,朱熹的“天理”、“太极”等范畴是独具一格的。然而 ,天理毕竟是宇宙本体论 ,如何落到心性之中呢 ?心性修养的功夫又何以可能呢 ?这是朱熹必须回答的课题。通过对朱熹心性动静思想的梳理 ,可以勾画朱熹思想从天理到心性到修养功夫的轨迹 ,从而吸取锤炼理论思维能力的有益资源     

朱熹之“理”的价值内蕴与路向

继轨前贤尤其是程颢与程颐,朱熹不仅丰富了"理"的内涵,而且拓展了"理"的外延。他在充分肯定"理"的形上性、本源性与价值性的同时,以"理"贯"三纲"与"理"统"五常"完成了"以天理明人事"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基本建构。他在将"天理"推衍到人伦、社会与政治领域的过程中试图消解"人欲",并以"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为价值呈现进路给追寻终极价值的人们指明了方向。基于此,朱熹不仅为儒家的纲常思想寻找到了形上依据,而且也为现实中的人伦规范与政治哲学找到了颇具说服力的理论基础。细绎之,其实程朱理学论域中的"存天理,灭人欲"隐存着些许的道德乌托邦情结,其现实价值与意义或许并非仅仅在于要在现实社会实然施行之,而是在于引导人们对泛滥的欲望进行节制、对自我的堕落进行反思,以及对日渐沉沦的世道人心有所警醒与关切。     

朱熹融通知识与信仰的思想理路

在朱熹的理学思想体系中，获取知识的直接结果是显示并了解心中的“天理”。“理”是知识的对象，知识是在对万事万物的“理”的认知过程中获得并扩充，扩充知识是完善信仰的过程。因此，在朱熹的知识论思想中，知识与信仰有着共同的对象和目标——“理”。正是在这一认识之上，朱熹倡导涵养、居敬与格物致知、穷理内外并进的工夫，即主体通过致知、穷理等外向工夫，达成从知识积累的“众理”到“一理”的上升与飞跃；通过涵养、居敬等内在工夫则在内心对“天理”的信仰保持虔敬态度，也能对主体获取知识创造条件，从而打通了由现实的具体“理”的知识到超越的终极“天理”的信仰道路，实现了从知识到信仰的融通与飞跃。     

论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

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提出经过了严密的哲学、伦理学理论论证．同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法。这一思想的提出是和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相关的,今天要想正确认识这一思想,必须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来进行。     

对戴震批评朱熹理欲观的再认识

戴震指责朱熹冥心求理 ,致使理与事、理与欲歧而为二 ,从而使天理扼杀人欲。其实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在理欲观上 ,朱熹的“天理”并没有脱离人之欲望。朱熹与戴震一样 ,都主张以理节欲。戴、朱道德哲学有许多内在的深刻的一致性 ,并非根本对立     

"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现代启示--重评朱熹的理欲观

朱熹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理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系统论述上。过去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人们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片面批判,给中国哲学史界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今天我们重新研究朱熹的思想就会发现,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对于我们反腐倡廉、遏制现实生活中因私欲膨胀而滋生的腐败现象,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借鉴作用和启迪意义。     

浅析朱熹“本体论-宇宙论”双层结构系统

朱熹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其思想的出发点是以天理为核心的本体论。如果要对朱熹哲学有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就必须从研究朱熹"本体论-宇宙论"双层结构系统出发,进而理清其整个本体论体系,方可对其本体论衍生而出的功夫论有全面的理解。     

“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现代启示——重评朱熹的理欲观

朱熹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理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系统论述上。过去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人们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片面批判，给中国哲学史界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今天我们重新研究朱熹的思想就会发现，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对于我们反腐倡廉、遏制现实生活中因私欲膨胀而滋生的腐败现象，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借鉴作用和启迪意义。     

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之比较

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以程颐的天理人欲概念讨论义利之辨,大致源于胡安国讲“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张栻讲“无所为者天理,义之公也;有所为者人欲,利之私也”,讲“无所为者”与“有所为者”的对立。朱熹进一步讲仁义为天理之公,利心为人欲之私,讲仁义之心与利心的对立。因此,朱熹与张栻的解...     

关于朱熹天理人欲之辨的几个问题

天理人欲之辨是朱熹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它的评价一般都持全盘否定态度,主要认为它是“禁欲主义”、“将一切物质欲望看做是人生的不可避免的罪恶”,甚至“不是一个哲学问题而是一个神学问题”。“最集中地表现了朱熹哲学思想的僧侣主义实质”,等等。朱熹的天理人欲之辨的主要历史作用是保守的、反动的,这一点有大量史料可证,无可置疑,没有分歧;问题在于它是不是禁欲主义?是否背离了儒家伦理思想传统?它除了保守、反动的历史作用之外,还有无某种合理因素和可以借鉴、批判地继承之处?限于篇幅,这里仅就上述几个问题谈谈要点。     

许谦的宇宙观及其融合朱陆思想的倾向

本文从许谦关于理与气及其关系、鬼神天地之功用与造化之迹、天理之命与气数之命的思想以及对佛老的态度等方面来论述了他的宇宙观，认为许谦的宇宙观基本上是继承、发挥和改造了朱熹的思想，但又具有融合朱陆思想的倾向，并且是朱熹理学向王阳明心学过渡的中介环节。     

儒家仁说及其与耶教思想之比较——以朱熹、黄宗羲、黄百家父子及利玛窦为中心

朱熹的仁说包括本体论、心性论及工夫论三个层面。本体论层面,仁是天理在人性中的呈现,是高于形而下之气(情)的形上本体。心性论层面,仁是兼包四德的心之全德,是孝弟(爱)之所以然的形上本体依据。工夫论层面,朱熹强调以敬存心,去除私欲的障蔽,则天理自然澄明,就能达到仁。另一方面,黄氏父子从其理气、心性、理欲合一的立场出发,批判了朱熹基于理气、心性、理欲二元论的仁说。利玛窦从其天人、灵肉、理欲二元对立的立场出发又批判了包括朱子学在内的儒家仁说,其立场与结论与朱熹及黄氏父子互有异同:在本体论层面较近于朱熹,而在心性论与工夫论层面则较近于黄氏父子。而黄氏父子的思想对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思想也有所吸收。     

朱熹理欲观评析述要

朱熹的理欲观是在两宋时期关于天理与人欲关系的激烈争论中形成的,后人对其内容褒贬不一。1989年5月,我校哲学系师生组织了一次关于朱熹理欲观的讨论。讨论中,一部分同志仍对朱熹的理欲观作出了否定的评价,认为,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把主观中虚构的“理”异化成了宇宙的根本法则,通过这样的“理”来规范约束人心,使“理”具备了宇宙法则和伦理法则的双重属性,实际上是把“天道”同“人道”并提,把“人道”归于“天道”,在“天人合一”这种传统的思想范式中,完成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建构。这     

朱熹理欲观评析述要

朱熹的理欲观是在两宋时期关于天理与人欲关系的激烈争论中形成的,后人对其内容褒贬不一。1989年5月,我校哲学系师生组织了一次关于朱熹理欲观的讨论。讨论中,一部分同志仍对朱熹的理欲观作出了否定的评价,认为,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把主观中虚构的“理”异化成了宇宙的根本法则,通过这样的“理”来规范约束人心,使“理”具备了宇宙法则和伦理法则的双重属性,实际上是把“天道”同“人道”并提,把“人道”归于“天道”,在“天人合一”这种传统的思想范式中,完成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建构。这种伦理建构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展活生生的感性个体,而是为了巩固“三纲五常”的封建秩序,在人与封建伦常中,封建伦常是至上的,人只不过是维系封建伦理纲常的手段和工具。这样,人的主体性被伦理异化了,人的主体失落了。不是对人的个体自由的弘扬和激发,而是对个体自由的压抑和禁锢,这即是朱熹的理欲观的时代特征和理论趣向。     

人心与天理的较量——《论语》朱熹注本与钱穆注本的比较

《论语》的朱熹注本是历来的通行本。虽然钱穆一再称道朱注本,且晚年归宗朱子,但他的思想却明显具有不同于朱熹的以"天理"为着眼点的心学特质。这一特质体现在他的注本《论语新解》中,就是要以自己看重的"人心"来替换朱熹看重的"天理"。基于对两注本的比较发现,无论是朱注本还是钱注本,都是用"一以贯之"的思维解读《论语》的典范之作,为我们深入理解孔子思想提供了好的门径。但不可否认,两注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瑕疵。瑕疵出现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以贯之"的思维是主要原因。在注解经文时如果不能彻底地贯彻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那么"一以贯之"的想法只会让注本偏离经文,成为自说自话。     

论朱熹的阅读思想

朱熹的阅读教育，是为了实现“明人伦”、“穷天理”的目的，以培养巩固封建统治所需的各种人才。朱熹提倡整体阅读与反复玩味的辩证观照等阅读方法，并将阅读看成直接影响个体的智、愚、贤、不肖，以及国家治乱兴衰的重要因素。朱熹认为，阅读者只有兼备立志、勤苦、专注、虚心、勇猛五种品质，才有可能达到良好的阅读效果。朱熹的阅读思想和方法，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