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薰"与"驹子"--川端文学中两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形象

"薰"与"驹子"分别是川端康成早、中期代表作<伊豆的舞女>和<雪国>的女主人公."薰"的形象塑造奠定了川端康成整个创作生涯中女性人物的基本模式,是一生热衷于少女形象创作的川端康成的巅峰之作;而"驹子" 这一成熟女性形象的塑造,则是川端在女性形象塑造历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自我超越",已达到了一种"非川端式"的境地."薰"与"驹子"是川端文学中两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形象.     

视觉转向与当代诗人的自我塑形

在视觉文化转向的背景下,当代诗人谋求以新的方式建构自身形象。一些诗人积极利用绘画、摄影,甚至电视、电影等视觉媒介展示和传播自身形象,以"袪魅"或"返魅"的修辞,试图提供一种视觉模式的"诗人的阐释学"。诗界正尝试一种倚重诗人视觉形象的"泛化"传播策略,通过重塑诗人形象来改变中国新诗的边缘化处境。但在诗人的"明星化"塑造过程中,诗歌文本可能面临被视觉形象"僭越"的危险。     

强力的颠覆:金斯堡与哈斯母亲诗歌的影响诗学解读

同为以母亲为主题的诗歌,"垮掉派"诗人金斯堡的《祈祷》和当代诗人哈斯的《母亲的乳头》均以反传统的手法塑造了有别于文学传统的另类母亲形象,揭示了迥异于传统的母子关系。两诗的发表相距近半个世纪,然而在创作手法上却表现出诸多共性,因而背后的创作动因和创作策略引人深思,两首诗对两位诗人经典地位建构所起的作用亦值得探讨。基于布鲁姆影响诗学理论,特别是有关修正和修正比的阐述,金斯堡走向强者诗人之路的历程是要突破强大的先辈诗人的巨大影响,而哈斯则要在诗歌创作中展现出双重颠覆——基于金斯堡对于先辈诗人的颠覆的再度颠覆。     

五四译诗与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

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得益于译诗的启示:一是在观念上,译诗显示出来的新型诗歌的文体特征冲击甚至瓦解了中国固有的诗歌形式观;二是在形式上,译诗是早期新诗形式观念的实践者,是新诗的参照和模仿对象,促进了新诗形式的多元化;三是在创作上,译诗逐渐成为中国新诗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带来了有别于传统诗歌的形式资源,诗人的译诗过程也为他们的创作积累了形式经验.     

宋孝宗前期词坛纵论

宋孝宗前期,曾觌、张抡等人的应制、颂谀词,多歌颂高宗与孝宗"父尧子舜"、"两宫交欢".此期法曲、大曲较兴盛,史浩的大曲,有歌词、乐语,载歌演之状,为此前的摘遍形式所未及.洪适以联章成"转踏",一诗一词,用作演唱.此期诗人为词者不少,范成大既善写田园生活,又因曾使金,其词也能跳出"令人心平气和"之外.杨万里的诗被称为"诚斋体",其词有近似之处.南渡时,因家国之变,留下了较多表现自身不幸的女性词.高、孝相交时期,女性词的创作持续兴盛,虽作品不多,却各有特色,其中最杰出的女词人是朱淑真.     

李白诗歌中的女性形象

李白作为有唐一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一生创作了近千首诗歌。其"浪漫"的特质除了整体作品风格的飘逸之外,还与其大量写作女性诗歌有关。李白900多首诗中,就有100多首诗涉及到女性形象。他诗中的女性形象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历史题材意象;一是现实题材意象。     

晚唐诗学思潮与唐诗中女性形象的审美观照

晚唐诗人有大量描写女性形象的诗歌作品。晚唐诗人在作品中塑造女性形象时，深受当时的时代风气、诗学思潮以及诗人的价值取向、意趣追求、创作心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晚唐诗人塑造女性形象的诗歌作品，与诗坛上盛行的缘情绮靡、回归齐梁、市民通俗、消闲娱乐的诗学思潮应节合拍，与诗人尚奇、尚怪、步趋“长吉”的审美新变同鸣共奏。     

文学脸谱与历史真容： 陶诗自传形象的双重阐释

陶渊明的诗普遍带有自传特征,不少作品被后人视为"实录",这是解读陶渊明其人的关键。文学作品自身的艺术特质导致陶渊明自传诗不但在表现手法上写实与虚构并存,而且诗中所塑造的自我形象具有双重性。这种形象或隐或显,在一定的时空情境中还可相互转换,呈现出临时性、可替换性和不稳定性的特征。陶渊明诗中的隐士、农人,是一种表面角色,相当程度上是诗人绘就的文学脸谱,其本质身份则是东晋门阀政治中为人所轻的"寒士",这是其历史真容。"寒士"的身份、性质,决定了陶渊明的现实处境和人生选择,那些自传性的诗作以隐晦的方式反映了其在东晋门阀政治中独特的心理诉求。     

盛唐送别诗略论

送别诗有着悠久的发展史,至盛唐得以繁荣发展,产生了边塞送别诗、漫游送别诗、官场送别诗等风格多样的送别诗.边塞送别诗写"死别",同时表现了盛唐边塞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的复杂心态;漫游送别诗写"不忍别",同时也表现了漫游诗人对祖国奇观异景的热爱;官场送别诗写"喜别",表达了隆重场合饯别友人时"勉之忧国恤民"之情.送别诗在大量创作的同时,其交往功能不断加强,并且在"燕集祖送"的特定场合下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创作规范,为中晚唐送别诗的模式化打下了基础.     

从汉诗英译到诗歌创作——论雷克思罗斯之“汉风诗”

肯尼斯.雷克思罗斯是美国著名的现代诗人、诗歌翻译家。他译介了大量汉诗,翻译策略颇具创意。他的汉诗英译体验深刻地影响着他的诗歌创作。而且,雷克思罗斯十分推崇汉诗与汉文化,并将其融入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形成了极富中国韵味的＂汉风诗＂。他的英译汉诗,尤其是创作的＂汉风诗＂,奠定了他在美国诗歌史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对美国现代诗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新诗自觉:晚清"新学诗"的诗史意义

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创作于1896至1897年间的"新学诗",原称"新诗",又名"新学之诗".他们不仅首次提出了"新诗"这一诗歌史上具有变革语言和解放诗体内涵的诗学概念,而且还进行了迥异于古典诗歌的"新诗"创作实践,成为诗体探索、新诗尝试的肇始和走出传统、面向世界的起点,并由此构成了中国诗歌近代化历程的第一阶段."新学诗"不等同于"诗界革命",它是"诗界革命"的先声,同时也对20世纪初年南社青年诗人的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从概念、理念到创作,"新学诗"的出现,都意味着新诗的自觉.     

主体性的凸显:从清代才媛诗看抒情传统的承继与嬗变

中国的抒情传统自诗经起源,由屈原在《楚辞》中唱响"惜诵以致愍兮,发奋以抒情",顺承而下形成以中国诗歌作为代表的文化大观,近来由陈世骧、高友工、王德威诸君详加讨论。但当下对抒情传统的探讨缺乏对古代女性作者的关注,研究亦明显不足。事实上,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在我国文学史占有重要地位,《诗经》、汉乐府中皆不乏女性创作的作品,许多成为后世反复摹拟的经典。随着明末至清中期女性文人群体的大规模涌现,明清才媛的创作呈现出抒情视角独特、方式多样、题材丰富等特点。从诗文创作中呈现出的情感真实合理性、情感浓烈深刻性、物我观照的情感关系,男女诗人在诗文中对形象塑造的差异性,语词韵律运用等方面都呈现出明清才媛为代表的古代女性文人独特的风格。这种诗文创作主体性的凸显,不仅打破了传统诗歌创作中的性别失衡,也为中国文学抒情传统增加柔美底色、温雅蕴藉与别样景致。     

《春晓》五种英译本分析——"以诗译诗"还是"以散文体译诗"

中国古诗由于其独特的音律和句式特点,历来是译界的难题.关于古诗翻译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诗译诗",即保留原诗的风格,特别是韵脚;另一种是"以散文体译诗",即放弃原诗的形式,只传达原诗的意.本文通过对<春晓>五个英译版本的对比,发现"以诗译诗"更能表现中国古诗的美,因此更适合古诗翻译.     

明清时期女性诗文集在东亚的环流

在整个东亚地区,中国女性文学的创作由来已久,不仅有名篇流传,而且有著名的女诗人、女作家享誉文坛。明代景泰(1450~1457)年间以降,闺秀文学在文坛上迅速崛起,女性作品的创作和出版风行一时。闺秀诗和闺秀诗人也就成为文学史上的专有名词。日本女性也素来有文学创作的传统,相较而言,朝鲜女性的创作就极为寥寥。而当明代女性创作成为一代风气,并且传入朝鲜后,便开始引起朝鲜有识之士的反省,受此刺激,朝鲜女性创作也开始兴盛。在东亚书籍史的研究中,以往的工作偏重在汉籍的"东传"或"回流",而较少着眼于"环流"。无论曰"东传"或"回流",其考察的路径往往是单向的,而"环流"的视角所见者,则是曲折的、错综的、多元的流动,而且这种流动还是无休止的。前者所获往往是书籍传播的"表象",而"环流"着重探索的是书籍传播、阅读之后的"心象"。"书籍环流"包含了书籍本身在传播中的多向循环,书籍内容的阅读、接受并反应的互动,以及由此引发的观念和文化立场的变迁。     

新时期女性诗歌:嬗变与反思

女性文学的崛起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上的一件盛事。根据女性意识的觉醒程度以及话语主体形象的变化,80年代以来,女性诗歌的发展经历了三度的增变：即以舒停、傅天琳为代表的“前女性诗阶段”,以翟永明、伊蕾、唐亚平为代表的“女性诗阶段”,以及邵薇、王小妮等女性诗人们为代表的“后女性诗阶段”。从舒伸到耶薇,这种植变完成了从“女神”到“女人”的话语主体形象的变异,以及文化背景与精神个性上的“超越”、语言运用上“轻化”与“淡化”的探索等等。反思20世纪中国诗歌的现代化历程,聚焦“诗”与“女性诗”之定义的再现,相信新世纪的中国女性诗歌定将在广度与深度方面有新的突破。     

南宋诗人与唐诗的关系

在一百五十余年的南宋文学史上,南宋诗人对于唐人唐诗的尊崇,不仅较北宋诗人更为鲜明与更为强烈,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其针对性也较北宋诗人更为明显与更为具体。南宋诗人的"善学唐",首先表现在由"千家注杜"而"以杜甫为师",并注重对"诗史"的尊仰,其次是于大量的诗话著作中,对唐代诗人的创作经验进行种种形式的总结。而大量化用或引用唐人诗句,仿效唐人诗体以进行创作,对"次韵诗"创作的热情不减,则是南宋诗人表现在宗唐艺术实践中最为突出的三个方面。     

夹缝中的女性人生--论《女勇士》中的女性形象

汤亭亭的成名作<女勇士>具有强烈的女性主义叙事立场,书中塑造了一系列的中国及华裔女性形象,记录了华人/裔女子在中国传统父权社会和美国白人主流社会里打破沉默、寻求自我的决心和勇气.书中形态各异的女性形象表现出女性在其主体意识发展不同阶段的各种反映,显示出处于种族和性别双重边缘的华裔妇女构建新型的性别身份的艰难历程.汤亭亭以崭新的美国华人/裔女性形象完成了对白人所持的华裔美国人刻板印象的替代,解构了美国文学对华人/裔妇女的丑化和侮辱.透过汤亭亭笔下的华人/裔女性形象,读者可以看到华人/裔女性建立自我意识和寻求性别身份的蜕变过程.     

从杜牧诗歌中的女性形象看杜牧其人

杜牧由于其留世的女性题材诗而成为文学史上很有争议的诗人。深入探究杜牧诗歌中描写的四种女性形象，可以看出杜牧对女性的同情和悲悯，难以找到史载杜牧轻薄女性的内容。杜牧诗歌中女性形象的选择与塑造，是与其社会环境、家庭环境、个人经历以及人生态度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理应把文学形象的杜牧向历史形象的杜牧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