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研究中“四体二用”说的确立及其应用——读《戴东原集·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

理论研究的突破,常常造成一代学术风气的转移。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说文之学一反宋、元以来六书学的传统,异军突起,开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局面。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筠《说文解字句读》、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等为代表的四大家,在汉字研究中各具特色,成绩卓著,形成了著名的乾嘉学派。这一学派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理论上得力于戴震的“四体二用”说,则是共同的,不可否认的事实。学习前贤的著作,弄懂其传承的脉络,对当前字典编写和语言学史的研究都是必要的、有意义的。戴震,字东原,清代著名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曾任四库全书纂修官,经部负责人。江永,字慎修,是戴震的老师。江、戴师徒之间交往密切。《戴东原集·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以下简称《论小学书》)是一篇重要的学术通讯,主要是讨论“六书”中的“转注”问题。汉字理论研究中著名的“四体二用”说,就是从这篇学术通讯中提出来的。     

“假借”造字法研究

自从许慎给出“六书”定义与例字,特别是经戴震提出“四体二用”之说以来,汉字的造字之法就是象形、会意、指事、形声四种,“假借”只是音同或音近的字的通假用法,这种解释看来已成为定论了.其实不然.“四体”不足以总结汉字的造字规律,还应该增加一种“假借”造字法,才能说明所有汉字的形体结构之所以然,才能全面地认识汉字体系的复杂性质.     

杨慎的“四经二纬说“

"四经二纬说"中的"四经"指六书中能够造字的前四书(象形、象事、象意、象声),"二纬"指不造字的后二书(假借和转注),这是第一次对传统六书的科学分类."四经二纬说"是受宋明"转声说"和班固"四象"之名的启发提出的,它对清代戴震"四体二用说"有直接的影响.     

汉字研究中“四体二用”说的确立及其应用——读《戴东原集·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

理论研究的突破,常常造成一代学术风气的转移。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说文之学一反宋、元以来六书学的传统,异军突起,开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局面。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筠《说文解字句读》、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等为代表的四大家,在汉字研究中各具特色,成绩卓著,形成了著名的乾嘉学派。这一学派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理论上得力于戴震的“四体二用”说,则是共同的,不可否认的事实。学习前贤的著作,     

刘勰“辨体”的文体论意蕴及批评学意义

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进行“囿别区分”的辨体讨论,针对“谬体”、“讹体”、“变体”、“失体”的蔽端提出“正体”的要求,从“六观”、“六义”、“四法”中把握“体性”、“体势”的内涵和实质,从而使其“辨体”说具有深远的文论及其批评学意义。     

《说林》《储说》文体探析

《说林》《储说》是《韩非子》中最具有文学特色的部分,目前对二者的专章研究并不多,且其文体定性存在争议。探究《说林》《储说》中“说”及“说体”源流,辨析“寓言”说、“小说”说、“连珠体”说的得失,认为《说林》《储说》是“说体”文。     

钟、谭"幽""寒"心境与"竟陵体"之形成

对“竟陵体”形成的原因,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一种是“救弊”说,一种是“得名”说。以上两说都有弊端。从“知人论世”之角度,通过对钟惺、谭元春成长环境、自身遭遇造成其“幽”“寒”心境的分析,探讨“竟陵体”形成的更深层的内在原因。     

《诗经》“风”“雅”“颂”分类

对于《诗经》“风”“雅”“颂”分类 ,传统观点主要有“实用说”、“产地说”、“体象说”、“乐调说”四种。这四种观点分别揭示了《诗经》特质的一个方面 ,而不能作为划分风、雅、颂的统一标准。风、雅、颂的划分与编排当以内容的不同为标准。有关风土民情的归于“风” ,事关诸侯、士大夫的归于“小雅” ,事关周王的归于“大雅” ,关于古代明王祭祀之法、颂扬之章、祈祷之辞的归于“颂”。     

论元祐体

有人说东坡诗最足以代表宋诗风貌,也有人说山谷诗最足以代表宋诗特色。在我看来苏黄二体都不足以单独代表宋诗,只有包括“苏、黄、陈诸公”的“元祐体”才能代表宋诗的复杂风貌。“元祐体”的概念最早是严羽提出的。他的《沧浪诗话·诗体》从各个角度概括了历代的各种诗体,关于宋代,他说:“以时而论,则有……本朝体、元祐体、江西宗派体”;“以人而论,则有……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王荆公体、邵康节体、陈简斋体、杨诚斋体”;他还从别的角度举到“西昆体”。对严羽所说的宋诗诸体,文学史家袭用其概念,皆     

论戴震文字学体用观的创新意义及影响

自汉代"六书"问题提出至今,语言研究者大多围绕"六书"为造字方法做了不懈的探讨,但分歧也多.通过对古代语文学语境中文字、音韵、训诂三位一体的考察,并结合戴震"六书"文字体用观的推阐与运用.对"四体二用"问题再做历史解读,以突出戴震文字学理论的深远影响及其对今天语言学的启示意义.     

“转注”“假借”略说

“六书”前四书历来公认是造字法。后两书“转注”和“假借”是造字法,还是用字法,则一直聚讼纷纭。 王筠《说文释例》说:“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者为经,造字之本也;转注、假借为纬,用字之本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盖有指事、象形,而后有会意、形声;有是四者为体,而后有转注、假借二者为用”。陈庸庆给洪亮吉的《六书转注略》写序说:     

《墨经》选诂（之四）

本文是一条《经》《说》的诂释。文中，比较详尽地考察了有关前人成说，驳正了不少误解，如认为原文另有什么奥义，或是在论述四种不同的判断或逻辑的基本规律，以及“狗又名犬”就是“重同”等等。结论是：（一）“重、体、合、类”所论述的，只是概念或其所反映的事物之间的四种相同关系。（二）“重同”，是两个名称指着同一个事物的同。（三）“体同”，是都分与整体之间的相同关系，也就是概念之间的属种关系。（四）“合同”，是不同事物并存于一处的同，也就是概念之间的并列关系。（五）“类同”，是一部分相同的同，亦即概念之间的交叉关系。     

韩愈籍贯考析

韩愈籍贯考析张晓刚，水仲贤韩愈（７６８—８２４）字退之，唐代著名散文家、诗人，世称韩文公。千百年来，关于韩愈籍贯问题史学界一直没有定论。其流行的说法主要有四种：“昌黎说”、“修武说”、“孟县说”和“邓州南阳说”。笔者认为，就此四种说中，唯“邓州南阳说...     

21世纪近十余年词体研究述评

进入21世纪以来，词体的研究不断向专业细分和精深演进。文章分别从词体的起源、词调、词乐和词律等四个方面对近十余年词体的研究现状予以梳理。近十余年来，学界对词的起源问题不但没有达成共识，反而连前期被广泛认同的“燕乐说”“民间起源说”也遭到了质疑。单纯的词调源流考证论文寥若晨星，多数的词调研究则进一步向宏观视角迈进，并与词体研究的其他分支问题相互交叉结合。词体的格律体式研究渐趋繁荣，论文数量大增。     

宋“说话四家”研究论争焦点论析

“说话”艺术在宋代出现了分为“四家”之说,近现代学者对“四家”具体所指一直存有分歧,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说经、说参请、说诨经是否可以归于一类成为四家子目之一等三个方面。对有关争论加以梳理并结合有关材料进行分析,可以深化对宋“说话四家”的认识。     

系统哲学探源──亚里士多德“四因说”新透视

本文旨在对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进行一种新的透视，以表明其中所包含但尚未很好发掘的丰富的系统思想。本文试图阐明，“四因说”实际上是一种最原始、最朴素的系统哲学。其基本问题──“形式”与“质料”的关系，实质上是系统中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整体论是“四因说”中真正的合理内核。它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亚里士多德的整个自然哲学，并对西方自然哲学的发展以及系统哲学的产生有着深远的影响。     

张载对冯友兰思想的影响

通过考察冯友兰的系列哲学著作,其人生哲学的核心是境界说,“人生四境界说”,尤其是“天地境界”思想的提出,是他对中国近代哲学的重要贡献。考察冯友兰一生对“天地境界”问题的研究,张载的《西铭》和“民胞物与”思想是冯友兰“天地境界”思想的重要来源;纵观冯友兰一生的学术活动,在其学术生涯的不同时期,“横渠四句”对他的人生理想、学术信念以及境界学说,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文体探赜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著录小说作品15部,包括“说”体、“子”体、“术”体、“事”体和“言”体五种文体类型。小说家是《汉书·艺文志》诸子之一家,又是唯一不入“九流”的一家,这便决定了小说家的著述既是子书,又是“君子弗为”的子书的学术文化地位。《汉书·艺文志》小说家除后世依托的传说人物外,有乐师、学者、待诏、方士等,其身份地位均不显赫,多属于“稗官”之流。与作者身份地位相应,其著述也以浅薄、迂诞、琐碎的“丛残小语”为主,一般不涉朝政军国大事。就文体而言,《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小说既有子书“上说下教”“强聒不舍”的说体文特点,也有子书“近取譬喻”“述事言理”的政论文特点,而医巫厌祝之术、长生不老之方、杂说短记、奇谈怪论、轶闻趣事、民间琐谈,成为《汉书·艺文志》小说的主要内容。《汉书·艺文志》小说文体的这些特点,规范和影响了中国古代小说和小说观念后来的发展。     

高等学校“第四职能”研究综述

高等学校培养人才、发展科学、直接服务社会的三大传统职能的产生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新的社会历史环境下，高等学校“第四职能”的研究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在激烈的讨论中形成了改造社会说、文化交流（交往）说、创造新职业说、国际合作（国际化）说、技术创新说、社会良知说、社会阶层再生产说七种主要的观点。高等学校“第四职能”的讨论应首先确立一套评价标准，第四职能不应是对三大传统职能简单的拓展或细化，而应是与其同位的关系。高等学校“第四职能”应具有新时代的特征，多样化将成为其发展的趋势。     

杜预“三体五例”说及其文论意义

杜预藉《左传》总结的“三体五例”说包括“发凡正例”、“新意变例”、“归趣非例”三体和“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汗”、“惩恶而劝善”五例。其中“三体”是《春秋》的书写体制,“五例”是《春秋》的书写法则,书写体制制约、规范书写法则,书写法则遵循、表现书写体制,其特定的话语言说方式和话语解读方式对中国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