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修史思想的演变

二十四史纂修情况、纂修思想,均呈现"凡四变"的阶段性。纂修思想,自"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述往事,思来者",一变而为"续统"、"述德",断代为史;自"为在身之龟镜"再变而为"以史治心"求"至治",记事由"实录直书"转而为"专事褒贬";三变为"辨正统";四变而为"国灭史不灭"。     

道教碑刻揭示的浙江道教史

浙江的道教碑刻相当富赡,现存道教碑文至少有500多通,以明清两代为主,涉及道教的渊源流派、仙境宫观、高道传略、经籍书文、教义规戒、神仙谱系、科仪方术、文化艺术等方方面面。本文即从现存的道教碑文入手,试对浙江道教发展史予以探讨。     

词体叙事中的留白——以《花间集》为例

词体虽然以抒情为主,但词中存在的叙事因素不容忽视。《花间集》作为最早的文人词总集,在体裁方面有调名点题叙事、联章补充叙事的特点;在文本方面有第三人称叙事视角为主、留白的叙事方式的特点。留白叙事方式与《花间集》全部是小令密切相关,其主要呈现出隐性、浅显性、深显性等形式,其分类取决于词中叙事要素的多寡以及叙事情节的完整程度。留白叙事手法的运用,为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读者可以结合自身的经验进行再创造,使《花间集》情感内涵更加丰厚。     

《史记》人物传记叙事时间模式研究

《史记》人物传记在叙事时序上采用以自然时序为主的连贯叙事 ,自然流畅而条贯有序。对自然时序暂时打破的插叙和补叙使得顺畅的叙事时间横生姿态。在叙事时距上 ,详今略古 ,疏密有间 ,尤其采用呈现式叙述方式加长了重点故事、重点场面的叙事时间 ,使叙述者能够从容描写 ,铺陈渲染。这种叙事时间模式对中国叙事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名士饮酒文化的内涵嬗变

从先秦两汉到魏晋时期,饮酒活动的基本走向是社会和群体意志的色彩逐渐淡化,个人和个体意愿的色彩不断强化。具体来说,魏晋时期文人饮酒的变化轨迹是,其一,从祭祀天神宗教性目的,变而为文人进入自己理想的自由精神境界的导引性媒体;其二,从周代礼制统治强调社会的尊卑秩序和伦理精神,变而为部分文人宣扬反礼教思想的重要行动;其三,从养生(包括养老和养病)的初衷,变而为文人及时行乐的手段和内容;其四,从西周时期的政治领袖人物对其社会政治作用的担忧,变而为名士回避政治的有效借口。这不仅使魏晋文人的社会生活增加了极大的个体色彩和人文精神,而且也对整个中国古代饮酒文化的走向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导引作用。     

孤独、忧郁与感伤——对艺术家心灵境界的探寻

孤独并不必然地导向艺术的创造 ,艺术创造却必然地依赖于孤独。忧郁也并不必然地导向艺术创造 ,艺术创造却必然地依赖于忧郁。只有当孤独一变而为忧郁 ,忧郁一变而为感伤的时候 ,真正的艺术创造也就来临了。所以孤独、忧郁和感伤一如愤怒、烦恼与感伤 ,构成了艺术家心灵境界的三个梯度。     

抒情诗歌中的叙事图景——杜甫前期诗歌叙事艺术探析

杜诗对外部世界的反映,古人以“诗史”论之。本文从叙事方法入手,认为长安十年和安史之乱两个时期杜诗对客观世界的叙事,大体可以分为四个层次：“以抒情为重心的简单叙事”、“背景式、广角式的全景叙事”、“以单一场面为主的戏剧性叙事”和“客观故事的完整叙事”。     

论李渔小说的叙事艺术

李渔小说的叙事,表现出对于当时常规的突破,体现出新颖的叙事特征.其主要特征为:在故事层面,情节简单,一线到底;在整体的全知叙事中随时调整视角,构成角度复合、自由转换的叙事模式;在叙事时间上,采用灵活多变的时间策略,以顺叙为主,兼用倒叙和预叙,使叙述更加错落有致;在叙事空间上,对于园林建筑的引入,无疑丰富了人们对空间的独特感受.这些叙事技巧的适用,不仅体现了李渔对传统叙事方式的继承,也预示着古代小说叙事方式的创新和走向.     

为情造文——我国古代诗论的现实主义传统论略

我国的古典诗歌,现代的评论家都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个传统而加以区别和评论。认为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始于周代的民歌(主要指《诗经》中的国风),后至“缘事而发”的西汉乐府民歌,一变而为建安时代文人以旧题写时事的乐府,再变而为杜甫的“因事命题”的诗篇,把现实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更成熟的阶段,直接开导了中唐的新乐府运动,并且一直影响到清末黄遵宪等诗人的创作。另一方面,认为我国诗歌     

论湘军

曾被称为军事学家的蒋方震①说过..“湘军,史历上一奇迹也。书生川民兵以立武勋,自古以来未尝有也。谚有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秀才则既成矣。虽然书生之变相,则官僚也,民兵之变相,则土匪也,故湘军之末流,其上者变而为官僚,各督、抚是也,其下者变而为土匪,哥老会是也”②。     

主体意识的强化与明清章回小说叙事角度的演变

明清章回小说虽然以全知视角为主 ,但仍然有着明显的变化 ,其具体表现是 :叙事焦点由灵活多变到相对固定 ,叙事视角由外在到内在 ,叙事聚焦由分散到相对集中 ,叙事者的直接干预由多到少。与此同时 ,叙事者的主体意识却不断得到加强。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创作主体能够逐步自觉地运用叙事视角进行叙事 ,并巧妙地把叙事视角作为了艺术表现的手段。     

论汉魏六朝碑文的功能拓展和形式新变

碑文在汉魏六朝时期得到极大发展,涉及的题材内容逐渐增多,应用范围逐步扩大,由树石埤岳、铭德勒勋,辐射到更多社会生活领域。墓碑文及其他杂碑文的大量出现,标志着碑文题材内容和应用功能的多元化。伴随着碑文功能的拓展,碑文的语体、篇章、风格等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而无论是碑文的功能还是形式的发展变化,都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有着密切关系。     

论文学给予影视的“营养”

影视与文学的关系是学界长期争议的话题。作为后起的艺术种类,影视从以小说为主的文学那里吸取了诸多营养：从改编的角度看,不论是名著经典还是畅销小说,文学为影视提供了创作的源泉和基础;从叙事的角度看,影视吸纳了文学的基本叙事要素,在复调叙事、细节表现以及画外音的运用等方面也得到了文学的滋养。     

《诗》“二南”考论

“二南”的得名与南国相关 ,它的创作时间发生在西周初年。“二南”集中地反映了上古以婚礼为主的风俗 ,这些风俗是上古礼制的重要来源。通过强调主观情志 ,虚化叙事成分 ,“二南”逐步形成了叙事言情的抒情风格。     

调查类新闻报道的叙事视角与事实建构

调查类新闻节目的叙事研究日益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一般对叙事视角进行分析时,主要借鉴叙事学界的一般提法,分为三类:零度焦点叙事;内焦点叙事;外焦点叙事。而在调查类新闻报道中,大多采用以内焦点叙事为主,结合其他视角的组合视角。     

关于沈佺期、宋之问诗的述评

唐朝律诗虽然胚胎于齐梁的新体诗,又经上官仪和四杰的发展,在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上予以继承、扩展和变革,但它的最后形成,还得待到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和上官婉儿等人进行创作的神龙年间(705—707年)。由此可见,一种文学形式的产生和完全形成,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往往要经过漫长的岁月。它必须被一大批较成熟的作者用以写出能够吸引人们的作品,才能得到广泛的采用;而当它还没有造成这种吸引人们的力量时,就只不过是一种试探或文学雏形,而不是一个时代广大作者普遍运用的形式。关于唐朝律诗的形成,元稹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说:“唐兴,学官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新唐书·宋之问传》说:“汉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拴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后来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将沈宋律诗列为中国古代诗歌的第四变: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卷二“诗体”)这自,然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其后明人俞彦也说:     

论"三言"在叙事方式上的成就

"三言"将原本偏重时间一维的说话艺术发展为时空并重的小说艺术,它使小说具有了空间感、逼真感.这一艺术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应归功于"三言"在叙事方法上的杰出造诣一是叙述者以客观叙述为主,以主观叙述为辅的叙事态度;二是叙述者对叙述视点的灵活运用.在进行客观叙述时,叙述者交替运用全知视角和限制视角,显示了极强的叙事才能,取得了多种审美效果."三言"的作者凭借丰富的创作经验,变换叙事的态度和视点以凸显小说形象,吸引读者注意力,召唤读者的审美参与,艺术上达到了新的高峰.     

赋与中国叙事的演进

赋以"极声貌以穷文"的铺叙方式、"遂客主以首引"的问答结构和"卒章显志"的述志讽喻,对后世叙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赋之根深扎在通过俗赋反映出来的古老韵诵传统之中,只有懂得了这种源远流长的韵诵传统,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叙事的演进历程。在以声音传播为主的故事消费时代,使用骈辞韵语的赋具有较大的传播优势,即使在散文体的叙事崛起之后,古老的韵诵传统仍然潜伏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叙事思维之中。叙事文学由韵诵转换到无韵是一个漫长的历程,直到明清小说这种过渡还未真正结束。     

庾信颜之推散文学合论

庾信与颜之推是北朝散文学的重镇.庾信以创作见长,颜之推的理论有特点.庾信的散文写作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写作以官体文为主,后期作品由前期的轻美流丽一变而为沉重深情,境界幽深而阔大.名作<哀江南赋>更是将骈文的抒情潜能发挥到了极致,将骈文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颜之推为人谨重,散文学浸润了深浓的经学思想,他看到了文学"标举兴会,发引性灵"的特性,但对此常抱戒备提防的心思,要求约束控制,以求趋利远害.这样的认识与萧纲的文学观点正好相反.在儒家文化语境中,这样一种观念同样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明清小说评点对中国叙事学的意义

明清小说评点关于叙事方式的论述,指明中国小说的源头之一是史传文学,尤其是《史记》在叙事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影响了历代叙事文学,特别是明清小说。史传文学与明清小说在叙事方式上的血缘关系,主要表现在两者都是由一系列单元结构组成的,但明清小说又突破了《史记》的形式局限,形成一个以单元结构为基础的有机艺术整体。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三国演义》《水浒传》和《金瓶梅》分别代表了三个不同形态的发展阶段,即由虚实相融到以虚为主以至完全虚构。这三部小说在创作实践上丰富并发展了中国叙事学,而明清小说评点则是在理论上予以总结升华,使其具备理论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