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太学与东汉经学教育

洛阳太学的设立促进了经学教育的空前繁荣。光武帝刘秀对洛阳太学博士官的选拔非常注意 ,并不断完善对博士官的选拔制度。太学的发展 ,使京师洛阳形成了浓厚的经学文化氛围。东汉末“风俗之美”的形成、党锢之祸中党人的种种表现和太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等 ,无不体现了洛阳太学经学教育的社会效应     

东汉经学风气与汉大赋的衰微

随着今古文之间论争的展开,东汉时期的经学领域里形成了征实和博通的风气。征实风气消减了汉赋的浪漫特质,加剧了汉大赋文辞与文义之间的矛盾。博通风气则促使文士们渐渐疏远群体情感,转而注重个体情感的抒发。这些都导致了汉大赋走向衰微。     

西汉末期与东汉初期的今古文经学之争

本文对今古文经学在西汉末期与东汉初期所发生的两次规模较大的论争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论述，并对今古文经学双方的势力、地位在两汉之际的消长变化进行了较为全面、中肯的分析和按断。     

古文经学与东汉士大夫政治

士大夫政治是中国古代皇权专制体制下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古文经学冲击了士大夫政治的礼治系统,分化了士人与士大夫群体,但同时促进了儒生与文吏结合,加速了士大夫政治的定型。古文经典丰富了儒家思想理论体系,使其摆脱了东汉时期的空疏与晦涩,更具有活力。以儒家思想为依托的士大夫政治也在这一过程中变得更加稳固。     

东汉易学发展阶段新探

东汉易学发展受社会思潮、学术风向与政治气候的影响,前期虽承西汉象数易学余绪却呈显谶纬化倾向,中期因官方与民间治易路数分野而形成双峰对峙,后期主动转型取得了较大发展空间,但不能因世而变最终陷入僵局。"局部地放大"东汉易学,其在学术思想史上的意义会更加凸显。     

东汉易学与虞氏易及其评价

易学发展到汉末的虞翻表现出全新的面貌.这除了易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使然,还有东汉经学和政治的重要影响,东汉经学和政治危机使易学家回到易学研究本身.虞翻在学术新时代的影响下创造出独特的象数解经体系,这表现在以卦气为基础,以卦变为其动态表现,以易象为其静态符示的动静结合的阐述模式;取象手段的多样性和卦象衍扩的丰富性;独创卦变系统,对后世言卦变者以至深影响.虞氏易的缺陷在于取象的过分衍扩和其体系碍于注经的需要.     

汉代经学中的家法和师法辨析

经学师法是汉武帝设立师法博士的产物。家法一词东汉中期后才出现,可以指章句,也可以指称师法。师法包括经文本的文字、篇卷以及师法博士关于经的各种解说,重在经学的恢复和创新;家法重在经学的传承,家法一词的流行与东汉十四博士之后不再增设师法博士有关。夸大师法和家法的区别不符合两汉经学实际情况。     

汉儒之"师法"、"家法"考

两汉儒家诠释儒家经典,恪守"师法"、"家法".关于两者的本义,学者的认识尚有不小的分歧.仔细梳理<汉书>、<后汉书>,可知"师法"、"家法"各自的含义及其同异."家法"出于"师法",不违背"师法",但"师法"指本门诸师的经说,"家法"特指亲炙老师的经说.西汉儒者只讲"师法",东汉儒者主要讲"家法"."师法"不排斥兼(本门)诸师说,"家法"则排斥兼(本门)诸师说.较之"师法","家法"是更为严格的身份认同,目的就是杜绝不具备这一身份的人担任某名分下的博士官,将担任某名分下博士官的权利只给予某博士亲授的弟子.     

小学与经学:段、顾之争与校勘学的取径

段、顾之争的根源是小学与经学之争.段玉裁的研究方法是根基于小学的考据方法,顾千里的研究方法则是具有传统经学特色的方法.段氏关注字句、片段在其他文献中所呈现的不同,然后施展考据功夫以求形成统一的文本;顾氏则更重视对经学家法的遵守,保持在不同家法传承下经文的差异性.从这一点看,顾千里的校勘和解读更符合经学本身的特征.     

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反思

汉代今古文之争 ,是经学内部之争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可以分疏 ,但更应统观 ;作为一种与时变化的学术 ,经学与儒家思想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既有相同的一面 ,也有不同的一面 ,因此在通观中更应有分疏 ;汉代经学虽然强调文学的政教功能 ,但汉代文学并没有沦为经学的附庸。     

汉代文字整理与经学研究

文字是汉代经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清末形成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理论的基础就是今文、古文的字体问题.汉代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学者都对文字进行了积极的整理,每一次文字整理都对经学研究形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同时经学研究也对文字整理有积极的影响.我们通过汉代的文字整理可以观察汉代经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情况,也能够让我们重新审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理论的一些问题.     

论《毛诗》在两汉今古文斗争中的地位和命运

<毛诗>在两汉今古文斗争中虽不占主要地位,但最终以本经连同解经体系成为<诗经>领域里的绝对胜利者.统治阶层对包括<毛诗>在内的古文经学的扶持和倡导,以及自大毛公而下陈侠、谢曼卿、卫宏、贾徽、贾逵、许慎、郑众、马融等人特别是郑玄对建构和完善<毛诗>学术体系的努力,使<毛诗>不断进步,持续发展,直至完全替代三家<诗>,毛<传>郑<笺>遂成为两汉<诗>学留给后世唯一完整的经典.     

经学与汉代史学

经学在汉代的独尊地位是在适应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之后逐步确立下来的,受其影响,该时期的史学又有新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一过程中,经学的濡染和熏陶,治经儒者的作用和贡献,都显得尤为突出。其中,儒家经学和史学有着相互促动、相得益彰的关系,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学术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独特现象。     

汉代经学简议三题

两汉是我国古代经学全面确立时期,也是经学获得繁荣的第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经"是对于一部分儒家典籍的专指与特称,"经学"则是以诸经为对象的阐释、考辨、研究之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是始见于汉代经学史的两个不同派别或学术系统,两者的各自发展和交互论争贯穿于两汉,也影响到后世。两汉四百年经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主要成绩在于保存和整理了一批重要的儒家经典,贡献了一批有多方面学术价值的经解、经注,并在治经的若干原则、方法上形成了"汉学"的特色。     

钱穆与张舜徽汉代经学研究之比较

钱穆、张舜徽二人,均被当今学界视为”通人之学”的国学大师,两人于经学之研治,亦皆在汉代经学上有专门的代表性著作。通过对二者汉代经学研究的比较,可窥见其各自治学方法、旨趣的异同,从而更好地解读两家经学研究等方面的学术思想。     

东汉初年和末年人口数量

东汉初年和东汉末年的人口数量,史书没有记载,但这又是研究东汉人口史的重要问题。东汉初年和东汉末年,是社会剧烈动荡和人口锐减的时期。具体而言,造成东汉初年人口锐减的原因主要有战争死亡、严刑苛法死亡、灾荒和饥馑死亡、疾疫死亡等。东汉初年的人口数量只有西汉末年的约30%,即约有户367万、口1800万。东汉末年,人口再次大幅度减少,原因主要有黄巾大起义、董卓之乱、李郭汜之乱、军阀混战等战争因素引起的人口大量死亡,多次发生疾疫导致的人口大量减少。东汉末年的人口数量大约只有东汉永和五年的32%,即约有户310万、口1572万。     

论经学对《汉书》思想的影响

《汉书》是在浓重的经学氛围中编撰而成的。经学对《汉书》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以经学思想改造《史记》文本;二,以大雅精神评判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