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与“真”、“空”与“觉”——僧肇佛学的主题

从四个层面入手,探讨僧肇佛学的逻辑进程。第一,有无思维建立在"是"的哲学观念基础上,并试图对事物作出是与非、真与假的判断,僧肇对此加以批驳,认为如果不对"是"的思路加以反思,就无法明确大乘佛学对于"真"的认识;第二,经由对"是"的相关思维的批判,僧肇佛学使大乘佛学在"真"观念上的见解凸显出来;第三,借助于《中论》的论证,僧肇认识到大乘般若学的"真"观念与"空"的学说相联系,从而实现了"真"与"空"的辩证反转;第四,通过"空"的真相肯认与"真如实相"的呈现,大乘佛教所倡导的"觉"顺而就在逻辑与宗教悲情上获得了圆成。     

试论《物不迁论》的发展观

僧肇的《物不迁论》通过事物的动静、因果关系的探讨,揭示了事物发展过程的间断性和连续性。僧肇采用“不迁”这个新概念来阐释事物的存在形式和发展状态,从而超越了动静的争论。故“不迁”不是指静止,而是指事物的一种发展观。     

论僧肇的般若思维方法

由于参与罗什的译经活动,僧肇在思维方法上完成了从玄向佛的转变,即从玄学的本体思维转向了具有非本体论特征的中观般若思维,包括中道思想、无分别观念、二谛理论、遮诠法和空的观念等。不仅如此,僧肇还用中国式的语言较为准确地表达了般若中观学的思想观念,对印度佛教的本真精神和原始义理做了一次"还原"的工作,从而为佛教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论僧肇的般若思维方法

由于参与罗什的译经活动,僧肇在思维方法上完成了从玄向佛的转变,即从玄学的本体思维转向了具有非本体论特征的中观般若思维,包括中道思想、无分别观念、二谛理论、遮诠法和空的观念等.不仅如此,僧肇还用中国式的语言较为准确地表达了般若中观学的思想观念,对印度佛教的本真精神和原始义理做了一次"还原"的工作,从而为佛教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僧肇大乘佛教立场下的“圣人观”

僧肇梵华会通的之特色,集中体现在他的大乘"圣人观"上。僧肇将对中国传统圣人境界的追求,承接在了悲智双修的大乘佛教立场上,将佛教般若学问与生命境界打通。无论是僧肇著书中的语言、论证方式、文本结构还是其终极目标,处处都体现出这种杂糅。立足大乘佛教立场下的"圣人观",是解读僧肇"物不迁"、"不真空"、"般若之圣智"、"涅槃之圣境"之佛学理论的钥匙。僧肇大乘佛教立场下的"圣人观",体现的是佛教的立场而非老庄玄学或儒学。"圣人"、"至人"是老庄、儒家、玄学谈论的话题,僧肇承接那个时代的主题,继续谈下去。而僧肇的"圣人"更准确地说是大乘"菩萨"。     

僧肇与朱熹真理观之比较

僧肇与朱熹分别是释儒两家的代表人物。虽然二人所属的派别不同，但他们都承认世界有一个绝对的真理。僧肇称之为真谛，朱熹称之为天理。真谛乃非有非无，不可偏执；而天理则是实有，内在于一切事物。凡夫惑于俗谛，故真谛只有圣心可以鉴照；天理在物，故人人皆可格物而穷理。圣心照见真谛，则真谛即在圣心，故用寂体一；性理为未发之体，格物穷理为已发之用，此亦体用兼备。在超验的层面，僧肇与朱熹的真理观非常相近。而具体到经验层面，二人因为所处的立场不同，故其真理观又有一定的差异。     

同一与差异：论《肇论》的逻辑结构

僧肇之<肇论>一书的编排结构历来颇有争议,而所有这些争议的根据乃是基于对<肇论>的逻辑结构的不同把握.从逻辑学的角度对<肇论>的逻辑结构进行解读,或许才能真正理解僧肇在<肇论>中所展现的思辨深度,从而也必将使我们赢得一个解读<肇论>的新的角度和新的思考方式.这样一种思考方式将在僧肇的佛学思想系统内呈现为对"同一与差异"这一逻辑思想的重新阐释.     

僧肇在两种文化之间

我们惊叹僧肇会通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取得的成就 ,却往往忽视这中间僧肇独特的文化观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僧肇在两种文化之间所进行的深入的对话与沟通 ,正基于对两种文化异质性与不可通约性的深刻认识。本文即是对僧肇文化观的一次考察。     

僧肇假名说的逻辑与语言自觉

从僧肇对名实问题的言说中探究其语言观特质。僧肇认为名实关系说明语言与其所指示对象间不存在对称关系,因此语言具有虚幻性。在僧肇看来语言在世俗谛中所表现出来的工具性的实质是“假名说”,为避免假名所带来的迷见,语言就必须遵循“不落两边、不落语言”的言说逻辑,同时建立“名号不虚生,称谓不自起” “语应无方”与“象外之谈”的言说自觉。     

解读僧肇《般若无知论》之般若

<般若无知论>作为僧肇的代表作之一,在于它是僧肇思想体系中认识论方面的全面阐述,文中对般若无知义作了四个角度的论证,从而将大乘般若学的思想与玄学思潮结合,此举对佛学中国化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属加种差法与地名

《周易》中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不仅道出了汉字的构造原则，还揭示了语言其他层次的体验和认知成因，可视为当今“体认语言学”之先声。这八个字中的“身”和“物”相当于“体”；“取”相当于“认”。地名也常据此原则命名，这就是体认地名学的基本观点。由于汉语造字和构词都常用逻辑学中的“属加种差法”，地名制定过程中的“取”也该包含此法。     

《管子》名学思想新议——从语词符号角度

《管子》的"名"并不是传统所理解的"概念",而是一种用以标记、指称事物的名称符号。在《管子》中包含了较丰富的语词符号思想,它具体探讨了"名"的生成及其作用、语词符号与指称对象的关系以及规范这种关系的意义等问题。《管子》的语词符号思想,对于当今的符号学理论研究,仍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唐宋禅宗语录新生疑问词语考察

在唐宋禅宗语录疑问词语中,继承上古和中古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是新生的疑问词语。其中,比较有特色的新生疑问词语中,"作么生"可用于事物、原因、方法、情状询问,可作主语、谓语、状语;"怎生"主要用于事物、方法、情状、原因询问;"怎么生"主要用于事物、方法、情状询问;"怎么样"用于情状询问;"阿那里"用于处所询问;"那里"除了用于处所询问外,还可表示反诘。     

从"三斤鱼"的歧义现象看个体名词与度量词的相互搭配(一)

“数 度量 个体名词”结构在所指事物的个体数量上存在歧义现象,同一个异质个体事物名词分别加个体量词与度量词时存在有不同的语义变化,加度量词时表示的一定是人类领域意义上的同质“个体性”事物的类,侧重事物的属性。这种语义变化的制约性因素来自于度量词与个体名词两方面:前者从空间属性角度对事物“类”的计量分割,与度量词使用中的“利益原则”,造成了个体名词与之搭配度量词时所发生的一系列语义变化;而后者三个不同层次上的语义特征“[±有生]”、“[±个体同质]”、“[±属性突显]”,制约了个体名词内部次类同度量词的搭配选择,并由此给个体名词进行了下位划分。     

言为心声与身世考索--以朱淑真"婚外恋"说为例

有论者依据言为心声的原则来考索朱淑真的"婚外恋"事实,这种做法值得商榷。言为心声这一命题的成立,应有相当的限度和合适的语境。由于创作主体和形式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言"与"心声"常表现出不和谐性。这一命题的合理意义更多地是在道德价值范畴里展开 ,恰是身世考索的结果为它的合理性提供依据,而不是相反。诗歌尤其是抒情诗的审美特质,使得"言"、"情"、"事"三者未必环环相扣,"以诗证史"时须慎之又慎。     

转型时期农民现代性的探讨——对福建沿海五地市农民的调查与分析

以农民群体为研究对象,利用从福建沿海五地市农民的问卷调查中取得一手资料,考察农民现代性的获得情况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当前农民具有较强的两性平等观、效能感、时间观念、教育期望,他们乐于接受新事物,对传统的家族观念逐渐淡漠,自我取向开始增强,但是农民自我保护意识较差,风险意识低。同时,教育程度、务农年限以及人际关系对农民现代性也有影响。     

论不可说的东西

古今中外有许多哲学家都谈到“不可说的东西”,特别是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开列了一系列“不可说的东西”的清单 :逻辑形式、主体、世界总体、人生伦理、客观存在 ,等等。其实 ,从哲学基本问题和语言层次的观点来分析 ,这些“不可说的东西”并不神秘 ,我们的语言有相对地表达这些东西的方式 ,同时又有其局限性。理解语言的逻辑机制是解决许多哲学问题的关键     

论苏轼的"辞达"创作理论

苏轼的“辞达”是他对孔子“辞达”说的创新和发展,是他一生从事文艺创作的经验总结。他认为,只有细心观察,抓住事物特点,用心体验和反复构思,才能写出辞达意畅的文章来。     

为什么所知不仅仅是事实、知不仅仅是实知——所知学释疑之二：答张帆先生

虽然实知对想知、所实知对所想知具有优先性,但不能因此认为所知仅仅是事实,不能把“所可能知道的”、“语词与非陈述语句所表达的”、“所相信的”排除在所知之外。     

简析诗歌中与颜色有关的通感

颜色词在诗歌通感中的应用大致有 5条规律 :(1)都是视觉与其他 4种感官的转换 ;(2 )发生通感的两事物间存在相似性或相关性 ;(3)颜色词都代表了一些基本的和常见的颜色 ;(4)两种感官转换的目的是将抽象的事物转换成具体的事物 ;(5 )颜色词在句中基本都做定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