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的机制设计思考

首次运用机制设计理论对我国的维稳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我国的维稳机制出现了治理结果背离治理目标的逆向治理困境,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诱人闹大"、"逼人闹大"、"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越维越不稳"的治理怪圈.文章对这一治理怪圈的危害,形成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进行了针对性的研究,提出了扭转这种危险倾向的对策思考.从而为我国的维稳机制提供一种改进思路.     

中国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评析

粮、棉、油等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为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需要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其后在实施过程中,统购统销政策也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它的实施,对中国工业、农业以至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作用。     

经济人类学中的"形式"与"实在"之争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人类学界发生了一场影响广泛的"大辩论",辩论的双方是所谓的"实在主义学派"和"形式主义学派",他们对经济人类学研究的适当方式与人的本性等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辩论.这场学术争论并不局限于经济人类学范围,而是在美国社会科学圈中产生了一定影响.本文较为系统和深入地研究了这一学术现象,并从学科和学说发展史的角度,对其作了分析与归纳.     

"博顿草案"大辩论与战后初期美国东亚战略重心的转移

"博顿草案"是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于1947年3月起草的一份对日和约草案.由于冷战的兴起和东亚形势的变化,该草案一经提出便充满争议.尽管博顿两次修改这份草案,但由于其始终未能摆脱战时罗斯福政府扶持中国、压制日本的东亚构想,所以围绕对日媾和与东亚战略重心议题,美国国务院、军方、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部等各方展开了激烈的外交辩论.在大辩论后期,以乔治·凯南为首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强势介入,他们从美国全球遏制战略的思维出发,重新审视东亚战略并主导了对日媾和问题,先后出台了PPS10号与PPS13号文件.这两份文件是美国东亚战略的指导性文件,终结了对"博顿草案"的外交辩论.其后,由于冷战的需要,美国东亚政策的重心逐渐从中国转向日本,在改造日本的同时,将日本变成保障美国的东亚安全、推行遏制战略的重要基地.围绕"博顿草案"的大辩论不仅使得美国东亚战略制定的主导权从国务院远东司转向政策设计室,同时,也促使战后初期美国东亚战略重心发生转移.     

情系"三农" 求索"三农"

去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恰是我以务农10年的知青农民身份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开始"三农"理论学习与实践工作的30周年. 我是生在解放前、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经历了新中国60年风风雨雨.1966年高中毕业正赶上文革动乱年代.1968年作为知青在宁波农村插队务农10年,切身体味了"左"的思潮,计划经济体制、人民公社模式、城乡分割二元结构带给农民的痛苦与无奈,也让我对农民有了极其浓厚的感情,打上了深深的农民的烙印.作为旧体制中最受折磨的农民群众的一员,我自然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农村市场化改革的由衷拥护者和积极参与者.     

体制重塑与多方互动:以统购统销制度解体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一种完整制度形态的统购统销制度,其解体过程大致经历了政策松动、双轨并行、新制衍生的"三部曲"。在这一过程中,充斥着体制重塑与多方互动的色彩。在多层面的互动进程中,国家为推动性因素,市场发挥了连接性作用,农民为最终执行者。在经历了复杂而漫长的解体过程后,统购统销制度最终消亡,并衍生出了新的农村商品流通制度。     

中国共产党对1953—1957年“闹粮”“闹退社”事件的应对与处置

如何应对与处置发生在1953—1957年间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的农民＂闹粮＂＂闹退社＂事件,成为刚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不久的中国共产党面对的一个崭新课题。由于时代的局限和理论理解的偏差,应对与处置事件的实践中,党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曲折的探索过程。其中,正确与错误、经验与教训并存。     

从“战时经济”到社会主义改造——建国初期陈云的经济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依靠"战时经济"的经验,提出统一财政,稳定了市场。1953年,陈云主持出台的统购统销政策,是在粮食紧张情况下的即时性的应对之策,也是统一财政、控制市场思路的延续和发展。在毛泽东把统购统销与社会主义改造联系起来后,由陈云主持的统一财政、统购统销等政策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社会主义制度打下了现实基础。     

中国"农民"的概念探析

科学界定"农民"的概念对于认识和理解农民问题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本文从对"农民"的内涵与外延的发展入手,系统的界定了当代中国"农 民"的概念,剖析了各种认识的误区,提出了重新认识"农民"概念的重大意义.     

先秦"正名"学说与礼仪称谓的意义生成

命名是万物意义的显现,是人和世界的出场.由普通名称进入到礼仪称谓,并不是一般意义上语辞的修饰和转换,而是人文精神的觉醒、哲学思想的突破和文化秩序的构建,礼仪称谓具有特别意义.先秦诸子时代的名、实大辩论和儒家的"正名"学说,是对前诸子时代制名实践的理论探索与总结,礼仪称谓意义的生成与扩展显示出这一理论成果的重大影响.从语辞角度而言,礼仪称谓是语言艺术,其强大的社会功能具有文学语言的示范意义和理论意义.     

"生活的"实践与"实践的"生活--从现象学解读马克思美学的经典文本

实践美学要在“本体论”上继续拓展,可能的方向之一,就是回归现实生活世界。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种“生活实践”的哲学,是回到生活实践的哲学。从现象学的哲学视角来看,这种“现实生活”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及其结果的统一,人类正是置身在“生活世界”内,并与“生活世界”互动的一种感性生成的现实存在,它最终指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审美精神。由这种哲学思维范式出发,就可以将理论哲学的视角回归到人类生活实践本身,将主体与客体二分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的本质直观,将感性与理性二分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的本真呈现,将传统美学的视角回归到“生活美学”(PerformingLiveAesthetics)的建构。     

“逻辑与罪”的“与”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与罪",其"与"究竟是"并列",还是"转入"?一般认为,逻辑是逻辑,罪是罪,"与"停留在陈列两端的平面上."逻辑"成为裁定"罪"的界限或尺度.但维特根斯坦又意识到,逻辑常常从外在的"并列"向内在"转入"了,即"逻辑"转入了"罪"--"逻辑罪".这是他毕生最难的划界.其他逻辑学家如罗素者流,则根本还无意识到不着边际的地步.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龙虾三吃”与哲学的“在场”、“不在场”

“龙虾三吃”是日常生活中的俗事 ,但它透露出来的哲学意义却是非常深刻的。人们根本无法从餐桌上直接呈现给我们的、被宰杀了并被烹饪过的“龙虾”去理解、达到那个未出场的、活生生的、真实的龙虾。传统西方哲学的主旨在于追求永恒的“在场” ,试图通过理性形式 ,从感性存在中发现纯粹的统一本质。然而 ,后现代诸哲学家如晚期的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对这一病弊作出了怀疑和反思 ,以为“在场”并不具有绝对的优先权 ,它总与“不在场”相联系、相统一 ,而力倡回到真实的事情本身。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论儒家"孝治"司法实践中"孝"与"法"的矛盾冲突

自汉代确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后,儒家孝道伦理便逐渐演化成为一系列"孝治"施政的具体实践.其中,制定缜密完备的法律条文遏制各种不孝行为,采用司法手段严惩不孝犯罪,是"孝治"施政的重要方面.由于"孝治"与"法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施政手段,因此,儒家"孝治"原则付诸历代封建王朝的司法实践,往往程度不同地出现"孝"与"法"的矛盾冲突.矛盾冲突的结果,通常是"法"屈从于"孝",封建法律原则或司法理性被儒家孝道伦理所扭曲,从而形成中国古代法制史上以孝枉法、屈法徇孝的常见现象.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现象学视域中的“纯粹哲学”所涉及的几个前提性问题

倪梁康认为,“纯粹”概念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有明确的定义,它不仅指纯粹数学所具有的那种纯粹性,而且还意味着纯粹反思的纯粹性。纯粹的和不纯粹的现象学,代表了目前现象学研究界的两种思考方向。刘永富则通过对“怎么才算现象学的视域”、“怎么才算现象学视域中的纯粹”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前提性问题的澄清,认为“现象学视域中的纯粹哲学”就是关于所可能知的一切归根到底只能如何的思辩的学问。陈家琪讨论了胡塞尔所坚持的“纯粹意识哲学”的信念,特别是他有关“生活世界”的论述,并在康德所区分的“通俗的道德哲学”与“道德形而上学”(以及实践理性)的基础上,强调直观与描述是否可能把哲学的“通俗概念”(非学院派)与“纯粹概念”(学院派)重新统一起来的问题。张再林以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为入径,对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身体性进行重新发现与梳理,希望有助于中国古典哲学的正本清源,并为回归一种更彻底、更根本的“不纯粹”的“生活世界”提供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