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地区高校大学生生育意愿的社会经济分析

本文初步探讨了西部开发大背景下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对高校大学生婚育意愿影响的范围和程度,为该地区人口规划、教育、就业政策的调整和优化提供了参考。研究发现,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和高校扩招造成的就业困难直接影响了大学生的生育意愿,而社会婚育理念进步反映到大学生生育理念中;大学生对期望子女重学历、更重能力的背后是革新的人才观念在起作用。     

三孩政策下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北大核心

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其如何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亟待研究。基于第三期湖北省百县生育调查数据和新构建的地区疫情风险等级指数,研究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生育意愿有显著促进作用,地区疫情风险等级每上升1个单位,一孩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提高39.6%,二孩家庭的三孩生育意愿提高55.6%。进一步分析表明,对于二孩生育意愿,地区疫情风险等级的上升对高自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群体、高受教育水平群体以及非农户口家庭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对于三孩生育意愿,新冠肺炎疫情仅对高自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群体、高受教育水平群体以及非农户口家庭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研究结论对于研判后疫情时期中国生育水平走势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三孩政策下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北大核心CSSCI

针对当前高度复杂和不确定的生育环境,我国采取了渐进式的生育政策调整策略,从取消生育间隔限制到实行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再到实施三孩政策,满足了不同人群多样化的生育需求。三孩政策下人们的二孩和三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的差异是以往调查和研究未能涉及的。因此本文基于湖北省125个区县12014个家庭生育意愿调查数据对城乡居民二孩、三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三孩政策覆盖下的家庭中,二孩家庭占比已超过四成。一孩、二孩家庭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57和2.07。随着育龄妇女年龄的增长,一孩家庭二孩生育意愿和二孩家庭三孩生育意愿均在快速下降。25岁以下育龄妇女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比例农村和城市分别为25.36%和18.75%。居民二孩生育意愿和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也存在明显差异。随着育龄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城乡居民二孩生育意愿趋于收敛,三孩生育意愿差距在扩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一种悖论关系。对于二孩生育意愿,在一个区域内,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群体报告的二孩生育意愿越高,但进行跨区域比较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居住在其中的家庭二孩生育意愿越低。     

高等院校人口教育初探

现在在我国学生和城乡育龄人群中开展的人口教育,目的都在于转变传统生育观念,培养现代生育行为,使我们民族在自身繁衍上逐步由盲目走向自觉,从必然进到自由,在人口数量与结构上日趋合理,人口素质上不断提高。所以,人口教育可以说我国人口控制工程中的基础性环节。然而,这一十分重要的专项教育在我国高等院校里尚未正式开展,在校大学生的人口知识因此十分欠缺,这是与我国人口再生产的现实和大学生今后在社会中行将起到的重     

独生子女性别会影响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吗?——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的研究

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年的数据研究发现,独生子女(第一胎)性别可以影响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独生男孩对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这种影响对城市居民和父亲更显著。本文通过交互项分析得出收入、父亲抚育子女时间、教育开支和房价是独生子女性别影响居民二胎生育意愿的因素,居民收入和父亲抚育子女时间的提高可以显著促进独生男孩家庭的二胎生育意愿,教育支出和房价则会抑制二胎生育意愿,其中教育支出的抑制效应随着年龄增大而增大,房价只对45岁以上群体才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提高收入、增加育龄人群闲暇时间、稳定房价、减轻育儿成本特别是教育支出有利于二胎政策的全面顺利实施。     

女性受教育程度与婚配模式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往往被认为是促进生育率下降的因素之一,但是在后人口转变时期,许多针对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与生育水平呈现正相关的关系。本文使用2010年、2012年和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和比较中国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在不同受教育程度和不同教育婚配模式下的差异。结果显示在不考虑政策限制的情况下,受教育程度较高或较低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更高,即便考虑了女性的收入水平后这一关系依然显著。研究发现在考虑夫妇的相对特征后,相比受教育程度均为初中的夫妇,夫妇受教育程度均较高或较低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更高。文章使用生育的性别公平理论对生育意愿在女性受教育程度及婚配模式上的这一U型变化模式进行解释。生育行为不仅与经济水平或夫妻间的相对经济实力相关,还会受到性别观念的影响,更加平等的性别观念与性别关系有利于促进生育意愿的提升。政府应推广具有普惠性质的托育支持体系,促进女性就业和性别平等,使生育率维持在稳定水平。     

广东“80后”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人的生育意愿和意愿生育数量将表现出与父辈们不同的特征。本文采用广东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支持的调研数据,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个人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户籍状况、家庭结构及财产状况等因素共同影响着初育年龄意愿、理想生育数和生育性别意愿。总体来看,教育程度与经济因素是影响“80后”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同时,家庭养老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们的生育意愿。     

中国已婚女性意愿生育数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2004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分析了个人因素、家庭因素以及社会因素对中国已婚女性意愿生育数的影响。结果显示,个人因素如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单位类型及月均收入水平对其意愿生育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社会因素如城乡、所在省份亦对意愿生育数有影响;但家庭因素,被调查者有无兄弟姐妹对其意愿生育数影响的统计学意义不显著。     

中国妇女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现象广泛存在。在发达国家,普遍的情况是实际生育率大大低于意愿生育率。发展中国家同样出现了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的现象,但更多呈现出与发达国家相反的规律。中国也出现了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且实际高于意愿的情况。根据中国2001年全国生殖健康调查,基本完成生育的40~49岁妇女,其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8,而平均实际生育子女数为2.2。利用2001年全国生殖健康调查数据,考察中国妇女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的特征和影响因素,并考察个体背景(个人特征和社会经济背景)、生育政策和生育孩子情况(包括孩子的性别结构和存活状况)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些因素都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产生显著影响,但性别偏好是造成生育行为大于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     

子女教育支出对育龄夫妇生育意愿的影响CSSCI

人口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给我国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影响,在成本约束性生育文化逐渐形成的背景下,教育支出的持续增加对生育意愿有直接影响。2021年双减政策的出台及试点的推行,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教育支出成本依然存在。文章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的数据研究了子女学前教育阶段和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支出对育龄夫妇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除低收入家庭外,子女教育支出的增加使得育龄夫妇生育意愿下降、二孩生育意愿和三孩生育意愿的概率下降;与2010年相比,2018年的学前教育阶段和义务教育阶段的平均教育支出增加了2倍,且课外辅导费用上涨幅度较大。因此,降低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阶段的支出是提高育龄夫妇生育意愿的重要手段,结合目前双减政策的落实,一是着力规范义务教育和学前阶段的培训市场。二是注重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育本位的提升,完善课后服务政策,让双减政策的精准落实和生育率的逐步回温实现共赢。     

农村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低生育水平不代表我国农村社会生育意愿已经完成了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因为生育意愿的变化受到社会和家庭多种因素的影响。借助莱宾斯坦孩子"成本-效用"理论,通过农村妇女边际孩子的选择对农村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性别偏好、孩子的经济成本以及抵御家庭风险、扩大家庭规模的效用在影响妇女生育意愿中起着较为明显的作用。了解农村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对建设先进生育文化有重要意义。     

浙江省城乡人口生育意愿差异分析

生育意愿是指人们在生育上的愿望、追求。由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其间要受诸多变量的影响，从而使生育的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产生不同的组合。但生育意愿对人们生育行为，从而对生育率产生巨大影响这是人所共知的。我们通过1992年5月对浙江省1215名城、乡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的分析对比，对该省城乡人口生育意愿的差异；产生的原因与对农村人口控制的影响和启示进行初步探讨。一、浙江省城乡人D生育意愿的差异l．生育目的上的差异城市人口（不包括镇，下同）的生育目的，占有重要地位的是精神寄托，其次是养老保障，第三是传宗接代。而在农…     

当代大学生的婚育观念

在校大学生的生活理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地转变，社会的进步以及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正式实施，使这个群体的婚恋观、生育观也相应发生变化，对自身生理、心理的健康更加关注。当代大学生的婚育行为，必将影响未来中国婚姻家庭的发展趋势，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未来人口的质量。为此，南岗区人口计生局对辖区内三所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及哈尔滨工程大学）进行了在校大学生婚育观念的调查。调查设计了基本篇、恋爱篇及婚育篇三个部分，21道相关问题的调查问卷，     

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区域差异——基于文化和社会经济视角的发现

文章利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基于经济学和人口学的理论,从数量和性别两个维度分析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地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数量维度的偏离以青年女性的生育意愿高于生育行为为主要表现形式,理想子女数比实际子女数平均高0.4～0.5个,性别维度的偏离主要表现为近六成的青年女性现有子女性别结构未满足理想子女性别结构,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2）区域的“经济—文化”类型对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有显著影响,高人均GDP—强生育文化区域的青年女性生育数量与性别偏离的可能性相对更高;（3）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影响因素存在区域异质性,城乡类型、流动状态、年龄、婚姻状况、婚姻持续时长、民族、受教育程度、工作类型和收入水平等因素对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影响在不同的“经济—文化”区域存在差异。文章认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应综合考虑地域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力求实现“经济—文化”同向驱动和不同类型地区协同联动,推进人口的长期均衡高质量发展。     

主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已经长期处于低生育率状态,国民生育意愿低迷,新生人口规模缩减。基于2012～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以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简称“民生三感”)为参照构建指标体系来测度主观福利水平,从意愿生育倾向和理想生育子女数两方面衡量生育意愿,探究主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主观福利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从“民生三感”看,幸福感侧重影响理想生育子女数,安全感主要作用于意愿生育倾向,而获得感对两方面均具有显著影响,且影响最大;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主观福利对意愿生育倾向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对理想生育子女数的正向影响却在逐渐增强。     

社会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以吉林省农村地区为例

生育意愿是对生育时间、生育数量和生育性别等内容做出的选择。这种选择往往会受家庭条件、居住环境、文化水平、社会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本文结合东北地区农村群众的生育观念,仅从农业大省的角度分析社会因素对农村家庭生育性别意愿的影响。影响吉林省农村生育性别意愿的社会因素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对男性的依赖。吉林省是典型的农业大省,改革开放30年来家庭联产承包的分散经营生产模式没有     

工作单位性质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逐年下降，“全面两孩”政策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面临严峻的人口形势。我国女性生育率下降与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有密切关系。考虑我国就业市场存在较为明显的体制内外差异，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工作单位性质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并研究具体影响机制。首先，使用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在体制内工作会显著提高黄金育龄女性期望生育数及二孩生育意愿。其次，通过PSM-DID、工具变量模型等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主要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体制内工作的女性在每周工作时间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拥有更多时间养育孩子有利于提高其生育意愿。体制外工作女性的生育惩罚更大，生育的机会成本也更高，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体制外工作女性的生育意愿。此外，社会保障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女性的生育意愿。本文为理解工作单位性质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以及中国市场化推进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提供了新证据。在当前严峻的人口形势下，应特别注意提高体制外工作女性的福利水平，完善福利保障，减少生育惩罚，在最大程度上缓解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问题，从而为女性营造一个友好的工作和生育环境。     

女性权益、社会地位与生育选择:相关文献评述

近年来随着发达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生育水平的持续下降,女性社会地位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旨在从五个方面(子女数量、生育意愿、性别偏好、生育间隔和堕胎)对近几十年来国外人口学领域有关女性权益和社会地位对生育选择影响的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评述,以廓清女性社会地位的概念、测度方法和现有实证研究的主要发现,从而为该领域下一步的研究尤其是探讨中国背景下女性社会地位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提供文献上的借鉴。通过文献服务检索系统、数据库和科学网站进行文献检索,列出文献清单,对研究设计、研究数据、女性社会地位测量、自变量、因变量以及结果进行审查编辑,排除写作质量不高、研究不规范的论文,通过逐层筛选最终确定了68篇文章。基本结论是:生育选择是个人偏好和社会结构性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女性的社会地位会同时影响女性生育意愿、生育性别偏好以及最终的生育决策。女性社会地位越高,子女数量越少,在生育决策方面越具有话语权,生育意愿越低。社会地位较高的女性一般会拥有更好的避孕意识,农村地区的女性生育意愿要显著高于城市地区的女性;女性社会地位越低,生育间隔就越长,越偏向于生育男孩,越容易发生堕胎。     

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9年在北京朝阳区、广东东莞市和浙江诸暨市组织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流动人口中既存在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悖离的一面又有一致的一面,在4个维度上均有所表现,在时间、间隔和性别上二者更多的表现为悖离,在数量上更多的表现为一致。研究还发现,年龄、初婚年龄、初育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角色、已有孩子的性别结构等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悖离有显著影响。     

城镇就业人群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研究——职业结构、时间分配和性别观念的效应

文章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以城镇已婚就业人群为分析对象,探讨了职业结构、时间分配和性别观念与两性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示:女性期望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比例低于男性;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更具社会性,男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更具生物性.此外,"时间贫困"对两性生育意愿均有制约,时间自主性强生育意愿也更强;而"时间稀缺"仅对女性有影响,性别观念更现代的女性较倾向于将闲暇时间为己所用而非生育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