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的风格论

姚鼐,字姬传,是继方苞、刘大櫆之后,“桐城派”古文运动鼎足而三的另一位大师。《清史稿·文苑传》称,鼐“所为文高简深古”,“辞近于方,理深于刘”。这个评价大抵是公允的。姚鼐不独诗文创作风格卓荦,自成家数,且饶有理论勇气和美学眼光。在风格问题上,姚鼐在我国古代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提出以“阳刚美”和“阴     

试论姚鼐古文的艺术特色

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引历城周书吕之语曰:“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姚鼐于方苞、刘大櫆之后,上承桐城绪论,又因时而变,标举“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之说,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方、刘提出的古文理论,拓宽了桐城派之堂庑。而姚鼐的创作,诚如陈用光所言,“奄有三者之长,独辟一家之     

关于刘大櫆哲学思想的思考

关于刘大櫆哲学思想的思考周中明方苞、刘大櫆、姚鼐被称为桐城派“三祖”。他们的哲学思想是什么？权威的《中国文学史》答曰；“是从维护封建统治的儒家思想出发的”，①“究其根本是要维护程朱理学的反动思潮的统治地位。”②事实果真如此么？我们且以“三祖”中承上启...     

“因声求气”:桐城派对声韵美的不懈追求

在以诗为文从事古文创作的带动下,桐城派提出"因声求气"说,表现出对声韵美的追求和推崇。此派古文创作在刘大櫆神气、音节、字句理论和姚鼐及其弟子对熟读、精诵、涵咏、妙悟的推动下,异常重视文字声音带给读者的听觉冲击,这在中国散文诸多流派中别树一帜。它极大地提升了桐城派散文的文体品格,尽显其汉语之美。     

桐城学派在广西

一、桐城学派的文学主张桐城学派是清代散文中的一个中心派别。其创始人方苞,刘大櫆步其后尘,到姚鼐时,桐城学派的文学理论才日臻完善、成熟。他们三人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之为桐城学派。桐城学派产生的原因是鉴于明代文人强学秦汉古文,因袭其格式,形式主义之风日甚。他们反对秦汉派,崇奉唐宋派。于是,桐城派提倡“义法说”,“义”是指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法”是指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所谓“义法合一”,也就是指文学作品的内容与     

略论桐城三祖之文道观

文道关系是传统文论的核心要素,桐城三祖前后相继,从不同方面对文道关系进行探讨,进而形成了系统的古文理论。方苞首倡义法之说,主张文道并重,但在理论上更强调"义"对于"法"的统摄作用,虽然他更多时候探讨的是行文之法。刘大櫆则对"文"的地位给予充分强调,认为义理、书卷、经济只是行文之材料。姚鼐则义理、考据、辞章并重,使桐城派的文论更为严密系统。     

论戴名世及其在桐城派中的地位

人们论及桐城派,多举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很少提及戴名世。我认为,在桐城派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戴名世实有重要作用与影响,应当在文学史上给以符合史实的地位、评价。     

刘大櫆的散文理论

作为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刘大櫆在方苞“义法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古文学派的散文理论。在散文的艺术规律方面,他所独创的“能事论”超越了“文以载道”的“工兵论”,真正确立了散文所独具的艺术价值。在散文的创作要素方面,他不仅分析了“神”、“气”、“音节”、“字句”等多重要素,而且勾勒出它们之间彼此递进的系统关系。在散文的审美风格方面,他区分了“奇”、“高”、“大”、“远”、“简”等十二种风格,从而促进了散文美学品位的多样化。在古文与时文的关系上,他对明清以来充斥文坛的八比时文的批判尖锐而深刻,同时又不一概否定时文作为一种散文方式的历史意义,因而比较辩证地处理了古文与时文二者的关系。     

桐城派美学理论中的“神气”说

刘大櫆虽然对方苞的“义法”说有所继承,但并不满意。他认为仅仅着重内容和形式技巧以及二者的关系,还没有完全认识到创作的奥妙。他提出创作应以“神气”为主,用“神气”说来取代方苞以义理为主的“义法”说。《论文偶记》云:“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至专以理为主者,则犹未尽其妙也。”     

试论刘大櫆的诗歌理论

刘大櫆(1698—1779),字才甫,号海峰,安徽桐城人。他不仅是“桐城文派”三祖之一,也是“桐城诗派”的奠基人。就诗歌而言,刘大櫆和他的前辈方苞迥然不同。其一,方苞对诗歌一直怀有偏见,认为“辞章声律未足以陶铸人材,转跼其志气,使日趋于卑小。”(《赠石仲子序》)因而多次表示“绝意于诗”(《廌青山人诗序》、     

论刘大櫆在桐城派中之地位

刘大櫆于桐城三祖中向有“蜂腰”之讥。桐城后学往往以为他上不足以继方苞经术道学的渊然深厚,下不能方姚鼐学问辞章的精审醇雅。如方宗诚的《记张皋文茗柯文后》云:     

王文濡与《明清八大家文钞》

近人王文濡所编<明清八大家文钞>,选录明代归有光与清代方苞、刘大櫆、姚鼐、梅曾亮、曾国藩、张裕钊、吴汝纶八家散文,是一部重要的散文总集,蕴藏着丰富、复杂的文化内涵,很值得我们探讨和挖掘.     

桐城派散文艺术风格论新探

桐城派的美学理论十分重视散文艺术风格的探讨。方、刘、姚“桐城三祖”,他们欣赏和品评一个作品,常常先从总体入手,辨别其风格特色。比如方苞评欧阳修的《尹师鲁墓志铭》:“欧公志诸朋好,悲思激宕,风格最似太史公。”又如评柳宗元《与李翰林建书》:“相其风格,不过与嵇叔夜《与山巨源绝交书》相近耳。”姚鼐也明确地使用“风格”一词,如他评韩愈的《争臣论》云:“此文风格盖出于《左》《国》。”刘大櫆喜欢用“风神”来评文。他评欧     

清代散文选本视野下的桐城三祖

桐城派选本对桐城三祖推崇备至,以为清代文章正宗之所在.而在非桐城派选本中,桐城三祖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比较而言,方苞地位仍然较高,而刘大櫆、姚鼐则多遣贬抑.这种选本差异是桐城派与非桐城派论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对于深入认识桐城派乃至整个清代散文的发展态势具有重要意义.     

林纾古文理论述评

重视古文理论的探讨和总结,是桐城派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在方苞、刘大櫆、姚鼎、曾国藩身上可以看得出来,在桐城派末代古文家林纾身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林纾不仅在《中国国文读本》等选评本的序言中列古文的特点、要求提出了不少见解,而且撰写过《韩柳文研究法》、《春觉斋论文》等比较系统的桐城派文论。林纾号称为桐城派     

论刘大櫆与桐城派

我朝自望溪方氏别裁诸伪体,一传而为刘海峰,再传而为姚惜抱,(陆继辂《士家文钞序》)可见,在乾嘉时某些文人心目中,刘大櫆在“桐城派”中与方、姚地位相等。但,大櫆虽游方苞之门,所为文造诣各殊。苞盖择取义理于经,所得于文者义法;大櫆并古     

韩愈重“文”尚“奇”的“古文”论

韩愈写作“古文”,倡导“古文运动”,在理论上有高度的自觉性。他的“古文”论,总结了自三代、秦、汉以来散文长期发展的历史经验,又包含着自己创作实践的亲切体会,其中不少内容反映了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他以明“圣人之道”为创作的基本纲领,但并不主张以儒学代替或包括文学;他在创作上标榜“复古”,却没有流于师古守旧的教条主义和模拟主义。他的创作富有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艺术上的独创性;而这种独创性又与他的重“文”尚“奇”的“古文”理论密切相关。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点粗浅意见。     

朱琦及其散文创作研究

“桐城派”一直占据着清代散文的盟主地位。正如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所说的那样 :“有清一代的古文 ,前前后后无不与桐城生关系。”这段话从时间上精辟地指出了“桐城派”的文运几乎是与有清一代相始终的。如果从空间上看 ,“桐城派”的传播、流衍的范围之广也是不容忽视的。自康熙朝方苞高举“古文义法” ,经过刘大木魁、姚鼐的递相传衍 ,道咸时文人学文 ,“江淮以北 ,五岭以南 ,咸取径桐城矣。”① 名噪一时的“岭西五大家” ,即是“桐城派”在广西生根、发展并达到古文创作高潮的最好明证。“岭西五大家”是以永福的吕璜为首 ,加…     

姚鼐诗歌的理学精神与古文旨趣

姚鼐诗歌在思想内容上体现了理学的价值取向,在艺术上体现了明显的古文旨趣.姚鼐诗歌显示了儒林与文苑的合流,以及对道的担当,同时具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特色;其创作以古文法为诗,是对历来以文为诗的全面总结与发展、开拓.     

刘大櫆的“吸烟有害论”

清代后期,谈吸烟有害的文章,大至朝廷奏摺,小至民间唱本,多得不可胜计。但是那里面所说的“吸烟”,是指吸鸦片,实际是“吸毒”。反对吸普通烟草的文章并不多。倒是远在鸦片输入中国以前,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刘大櫆写文章反对过吸烟。烟草传到中国,据说始于明代后期。谈迁《枣林杂俎》有《金丝烟》条,略云: “金丝烟,出海外番国,曰淡巴菰。流入闽入粤,名金丝烟。天启二年,贵州道梗,借径广西,始移其种。叶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