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公权力异化与腐败的制度伦理向度

公权力异化与腐败是权力滥用的两面,而遏制公权力异化和腐败也是人类历史的难题。近年来人们普遍地强调以教育、制度和监督并重的综合治理模式来解决固然重要,但是,从制度伦理视角来分析和遏制公权力异化与腐败问题则是更为清晰和有效的路径选择。     

试论腐败的根源与遏制

腐败是人们切齿痛恨的社会顽症 ,是执政党面临的重大问题。文章通过对腐败问题的分析 ,确认腐败的本质根源是权力的商品化行为 ,并就腐败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研究 ,进而探寻遏制和解决腐败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对目前腐败现象及根源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 ,腐败问题日益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腐败的实质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的交换。本文分析了中国产生腐败的四个基本原因或基本特征 ,认为解决目前腐败问题要从腐败产生的根源着手 ,才能使腐败现象彻底改观。而铲除腐败的根源就是继续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进行改革 ,建立与当代生产力、生产体系相适应的制度体制     

政府公职人员腐败的成因及对策

本文通过政府管理过程中常见的公职人员腐败现象,从人性、政治体制、监督机制等方面入手,分析了公职人员腐败蔓延、孳生的成因及机理,并提出了解决公职人员腐败问题的措施和建议,力求在有效遏制政府公职人员腐败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     

腐败:国民党在大陆统治覆亡的内在必然性——《蒋介石与国民党腐败》撷谈

本文籍对《蒋介石与国民党腐败》的评介,透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覆亡的历史根源之一的腐败问题。认为腐败是导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覆亡的内在根源,专制体制是国民党腐败的渊薮,蒋介石是国民党中最大的腐败者。尽管国民党一再侈言革新,但国民党的组织成分及其性质,决定了腐败者防治不了腐败。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覆亡是历史的必然。     

政治文化视角下当前“村官”腐败问题探究

当前,我国在治理腐败时往往只关注特大型、影响重大的案例,忽视了村官腐败问题。当前村官腐败已影响到新农村建设的进行,影响到政府各项惠农政策的实行。从政治文化的视角对村官腐败问题进行剖析,探求腐败根源,并对其防御体系的构建提出了建议。     

反腐败斗争——三思而后行

消除腐败的进程缓慢可能是因为策略的错误而导致的。大于腐败问题的统计通常是值得商榷的,但目前已知的数据显示,腐败占据了经济活动的很大一部分。在肯尼亚,审计长认为“有疑问的”公共开支在1997年达到了GDP的70%。在拉脱维亚,世界银行最近的一次调查发现,超过40%的家庭和企业认为“腐败是我们生活中很正常的一部分并能帮助解决许多问题。”在坦桑尼亚,对公共服务部门的调查数据表明,向警界、法庭、税收部门及其官员贿赂的钱款占到了这些领域公共支出的62%。而菲律宾的审计署估     

对权力制约的几点思考

腐败现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毒瘤，反腐败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越来越关注腐败问题，并且就治理腐败是一个国家的系统工程达成共识。由此探讨权利腐败在政治领域的表现和成因，找出调适的良策，对保持我国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真正实践“三个代表”的要求，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农村基层组织腐败预防研究——以湖南为例

农村是国家政权的根基,也是维护社会和国家稳定的基础,而乡村干部的行为则关系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历来群众对基层腐败现象都非常的反感,乃至深恶痛绝,这就要求我们在不降低对“大老虎”查处力度的同时,同时关注农村基层腐败问题。但惩治腐败仅仅是反腐的一种手段,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腐败问题,就需要分析农村基层组织腐败的特点以及危害,对症下药,构建完善的腐败预防机制。     

我国行政腐败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腐败问题一直是各国政府的一个顽症,也是各国政府都在花大力气去惩治的一个问题。目前,我国政府出台了很多法律法规、政策用以遏制腐败,惩治腐败。但是,腐败现象仍然盛行,腐败官员也层出不穷。应用制度经济学的原理从腐败的成本收益、我国关系经济模式的现状、政府权力界定以及我国在腐败与反腐败问题上的制度不均衡等角度出发,对我国行政腐败的成因予以理论分析,并提出相关对策。     

善治视野下的我国公民参与

善治体现的是一种国家和公民在公共管理事务中的良性互动。作为政府治理的一种趋势,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是实现政府善治的关键内容,能最直接地反映民意,影响公共决策,从而实现善治的根本目标——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直接影响政府善治目标的实现与否,因此,拓宽和完善各种公民参与的渠道是和谐社会理念下实现政府善治的应有之义。     

试论防治党内腐败现象与建立有效监督机制的关系

对于党内腐败现象,我们一致是讲防止的问题,而将防治作为问题的另一面,这本身就反映出对腐败问题的认识缺乏准确判断。对于如此之大的政党,要不要监督,要什么样的监督,这种监督制约机制与防治腐败的关系怎样,本文就此作了个人的探讨总结与论证。     

法治反腐的内涵分析

法治反腐是新常态下公信力最高、透明度最大、公正性最强的反腐方式,法治反腐坚持法治的内在价值和主导理念治理腐败,因此法治反腐的基本内涵应该包括良法和善治两个方面。良法是善治的先决条件,善治是良法的内在目的,良法与善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二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法治反腐的基本内涵。     

论关系网文化对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影响及对策

关系网是由许多个人按照共同利益所结成的一个可标识、有功能的统一体。它没有正式的规章制度,在不可见的压力下运作。它是一种网络结构,与法制社会的“科层制”是寄生关系、包容关系。关系网文化产生了更为严重的腐败行为,造成集体腐败现象,形成反侦查网,诱发政府官员的期权化腐败行为,人们在这种根深蒂固的关系网文化下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强化了社会腐败问题。为此,我们要打破这种关系网,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民主建设,实行政务公开,加强廉政教育,提倡社会新风尚,从关系网这一层面解决我国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问题。     

中国省部级官员腐败问题研究--以2009-2015年50个案件为例

高级官员腐败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对此的研究有利于未来防范和治理高官腐败问题。以2009—2015年期间的50个省部级官员腐败案件为例,选取设定了相关指标对它们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省部级腐败官员多为男性高官,高学历腐败官员越来越多,案件查处及完结速度提高,初腐败年龄呈年轻化,多数从厅级开始腐败,跨地域腐败问题严重等。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结合数据分析从腐败动机和腐败机会两个方面对腐败原因进行了相关解释。     

专业之作：中国三十年（1979-2009）立法检视

＂法深无善治＂一直是传统中国立法者秉持的立法理念,直到当中国面对西方时,中国立法就失去了自身的立法理念,立法移植被迅速接纳。无论是在清末民国,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主导中国立法观念的是法制现代化目标,力图通过快速立法实现宪政和法治。因此中国近三十年立法,在数量和频率上都超越了古今中外。快速的移植立法注定是依托专业化形式,而专业化立法带来了大众法律认知和接受的难题,普法和法治问题并未随着全面立法而解决。＂法深无善治＂的古人智慧值得我们反思。     

制度、人格、文化与腐败的滋生

腐败现象是一种多因素的并发症。在诸因素中，制度、人格和文化构成一条催生（遏制）腐败的因素链。遏制腐败必须从完善制度入手，但又不可忽视塑造健全人格，建设健康文化对防治腐败的重要作用，必须多维反腐。人类改善制度--人格--文化状况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决定了人类必须恒久反腐。同时，各国制度--人格--文化状况的差异性又决定了各国腐败问题的特殊性和反腐败的针对性。     

善治视域下我国政府回应能力提升探析

政府回应能力是善治政府的关键要素,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善治程度的重要标准。基于善治的理论视角,从回应过程、内容、效果、时间、方式等方面阐释了政府回应能力的应然表征,对近年来我国政府回应能力的实然缺失及其产生根源进行了剖析,主张通过树立新公共服务理念、强化政府回应制度建设、拓宽公民参与渠道、加快电子政府建设等措施予以提升政府回应能力。     

关于惩治腐败的制度建设的思考

我国的腐败问题有损我国公共部门的形象与政府的公信力,在国家公共治理的过程中,腐败行为严重的制约着公共部门与政府形象的维护。本文通过对现有反腐败制度建设问题的分析,进一步探寻建设措施,加快我国反腐制度建设,以加强对腐败行为的惩治。     

公民教育·公民社会培育·善治的当代诉求

"善治"(Good Governance)是西方近年来随着全球化与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而产生的一种倍受推崇的治理理念,其本质特征在于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进行合作管理,目的在于求得公共利益最大化.建立健全的"公民社会"是民主国家实践善治理念的基本诉求.实施"公民教育"以提升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锻造良好的公民品质和相应的政治参与能力,对于培育健全的公民社会,推进善治模式的普遍形成有着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