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行体之范围及选材与命意

“歌行”有广、狭二义。广义之歌行泛指唐以前以“歌行”或“歌”、“行”命题的乐府诗,故可连称乐府歌行。狭义之歌行又称七言歌行,特指唐代及以后文人按照乐府诗的风格创作的,具有和传统乐府相似的诗题,但又不用乐府古题的七言或兼有七言句的杂言古体诗,它是由古乐府发展而来的一种诗体。“选材豪劲,命意深远”是歌行体在题材及思想内容方面的特征。忧国忧民是歌行体经常表现的主题。对宇宙人生的理性思考是歌行体的另一主题。     

"诗意"与"诗义":欧阳修"诗本义"的现代阐释

以欧阳修《诗本义》阐释实践为依据,详细分析欧阳修《诗》学重要范畴之一“诗本义”的丰富内涵,指出其主要有二个意义层次:“诗意”与“诗义”。扼要地阐明欧阳修《诗经》阐释学的宗旨与特点及“诗本义”二层论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宋代《诗经》阐释学的意义。     

《文苑英华》歌行体性辨——唐歌行诗体论之二

自《文苑英华》专立“歌行”一门,歌行作为诗体的地位方算正式确立.《英华》选录的歌行作品与乐府诗有明显的承续关系,而严乐府与歌行之辨则是《英华》划分诗体的基本原则.《英华》通过选录作品对歌行体制作了初步界定,但也存在选录失当的弊病.     

七言歌行的演变与"梅村体"

本文以对“梅村体”的艺术分析为切入点 ,以七言古诗的声律特征为核心 ,对七言古诗的演变进程探本溯源 ,梳理出七言歌行中“齐梁体”和“盛唐体”两种不同体式在各阶段的衍进轨迹。在这一背景下 ,文章分析了“梅村体”产生的原因及其在七言歌行体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地位     

释"爯"

对“爯”的构形,以及由构形表现出来的本义,前贤作过很多解读,但都未获得一致的认同。《说文》说“从爪爯省”,表示“并举”的意思。“并举”的为何物?李孝定说“不能確言”。本文通过对甲骨、金文构形的分析,然后结合“稱”在历代文献中的使用特点,以及古今方俗的生活习俗,从中归纳出“爯”的本义是以提鱼这种构形来表示测试物体轻重,是“偁”、“稱”的初文,而“偁”、“稱”的本义、读音均同“爯”,它们是“爯”的后出转形字。     

《诗经》中"将"字用法考析

“将”在《诗经》中有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连词、象声词等多种词性,通过分别阐述它们在句中的词义和用法,考证“将”的本义,并探讨了它的本义和其它义项间存在的发展关系。     

当代歌行研究综论——兼评《唐代歌行论》

歌行研究是中国古代诗歌诗体研究的重要领域.本文对歌行起源、歌行发展轨迹,歌行体性,如歌词性题词,歌词与新乐府关系,歌行的诗体定义等进行描述与综论,在此基础上,对<唐代歌行论>予以评介,指出这部著作对歌行发展的特质有宏观与微观两方面精准的把握、其研究角度也具有独特性以及对歌行研究的贡献.     

《典论·论文》浅说

在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中,曹丕虽不失为一位重要作家;但就诗歌创作而论,成就却并不突出。他的作为“七言之祖”的《燕歌行》,格调清拔,有“古今无两”之誉,不愧为名作。但这样的诗毕竟只是极少数。在他传世的以乐府歌行为主的四十多首诗(包括残篇)中,四言如《短歌行》、《善哉行》二首(“上山采薇”、“有美一人”)、《丹霞蔽日行》等,虽粗具有父“古直”之体,却少“悲凉之句”。五言如《折杨柳行》(“西山一     

《琵琶行》补注

[行]古代诗歌乐府歌辞的一种,与“歌”大同小异,常统称“歌行”.明胡震亨《唐音癸签》说:“歌”是曲的总名,“行”是“衍其事而歌之”.说明“行”是有具有铺叙记事性质的歌辞.《琵琶行》一作《琵琶引》.引,古琴曲名.引、行草书形似,应以“行”为正.     

释"赤"

《说文解字》以五行说释“赤”为“南方色”———即火的颜色 ,段玉裁曲为之解。由于《说文解字》在文字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传统文字学家多认为“赤”的本义为“赤色” ,但是通过对会意类型的区分 ,“赤”当属形象型会意字 ,再佐之以甲骨文相近相关字形、古代典籍以及民俗文化 ,可以证明“赤”的本义为殷商时期焚人祭天以求雨 ,而作为颜色义当纯属音假     

兴:审美体验的古称--"兴"的本义和引申义探微

"兴"是中国古典美学中一个具有关键性质的范畴,但兴义繁杂,难以定性."兴"有其本义兴的引申义当是感兴、兴会、兴寄、兴象、兴味.透过这些概念的分析,"兴"当界定为兴就是审美体验,这当是"兴"的一个科学的界定.     

侗族“行歌坐月”习俗的人类学浅析——基于一个南侗村落“阳烂”的田野考察

"行歌坐月"作为侗族一项重要的婚恋习俗,学界并不缺乏关注。目前,就该习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进行民族志第一手材料的广泛收集和描述上,有待进一步分析探讨。本文选择一个侗族传统文化保存相对较好的民族村落"阳烂"开展田野调查,立足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认为侗族"行歌坐月"习俗活动进行的半径与其"婚姻圈"的大小是重合的,此外,还分析了该习俗与侗族传统婚姻制度文化之间的联系、变迁中的"行歌坐月"习俗等。     

追寻“兴”的归宿——兼论“兴”的阐释史

汉代以后的文人雅诗中难觅与“赋”、“比”并列的“兴”法,这是文学史上一桩重大的艺术方法丢失案。究其故,盖因先秦诗乐一体,兴的功用主要不在诗文而在音乐方面,不在语义而在形式方面。兴作为一种引导和过渡,对唱者,有起调衬韵、铺排节奏、酝酿情绪等作用;于听者,有唤起情绪和相应心理节律,以便听好的功能。诗乐分家之后,兴随音乐而去,发展成为后世音乐中的过门。兴即过门的原始形态,过门即兴的现代形式。     

胡宏论性的层次和特点

胡宏是性本论者,也是性善论者。但历来讨论胡宏,都没有对他论性的层次予以相应的说明,以致于误将胡宏当成了"心性本体论者"和"性无善恶论者"。倘若对胡宏论性的层次和特点进行历史的客观分析,胡宏作为"性本论者"和"性善论者"的历史本来面目就会被重新揭示。     

《诗》"兴"与六朝后诗歌"兴"之比较

关于诗歌的"兴"的界说,不同历史阶段有所不同.从大处看,以六朝为界,分野显然.<诗经>兴体诗的"兴"其本质是"起";六朝后的诗歌,"兴"的本质则是"感".<诗经>兴体诗是借物起兴,较单一;六朝以后诗歌则是感物兴情,较复杂.<诗经>兴体诗中情与景大都只是局部交融,六朝以后诗歌的"兴",其情与景渐趋"融彻".但是从总体上说,作为美学范畴的"兴',其本质都是物对心的感发和心与物的相互契合.     

“兴”与“象”：从《诗经》到《周易》

“兴”是《诗经》的灵魂,“象”是《周易》的内核。“兴”反映的是上古先民认识世界、跟世界打交道的根本方式,“象”标志着主体自觉的意义生成机制。从《诗经》到《周易》体现的是“兴”思维到“象”思维的发展。“兴”思维中现象和意义的生起是无性的,而“象”思维中现象和意义的生起是有性的。“兴”与“象”有着“体感”与“观思”的不同。“兴”并非凌驾于“象”之上。“兴”有其缺陷,即主体蒙昧性;“象”有其优点,即主体自觉性。中国哲学中的“功夫论”是对“兴”的超越性复归。     

从庄子的两行说到王夫之诗学中的双行说

两行说出自《庄子.齐物论》,主要是指人从道的角度观物,超越百家物论的是非之辩,以是非两可的态度因任自然。王夫之在中晚年日渐从人生观等层面上接受了庄子的两行说,并创造性地将其运用到诗学理论与批评中。王夫之诗学中的双行说以情景妙合境界中的情景双行为核心,兼及诗的意句双收和哀乐双行,具有很高的诗学价值。     

也谈《燕歌行》

对《燕歌行》主旨的理解 ,学术界见仁见智 ,历来存在不同的看法。笔者从高适写诗的背景 ,从作品的基调考察后认为 ,《燕歌行》并非针对具体的人和事 ,《燕歌行》的主旨既非歌颂 ,也非讽刺 ,而是为战士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叹息、不平。     

“赋比兴”的现代诗学含义及其现代有效性

＂赋比兴＂自提出后就始终缠夹不清,一直未能成为纯正的诗学概念。缠夹的原因有二：一是论诗者以诗义阐释诗法,二是缺乏＂赋比兴＂作为表现方法的具体含义。过往的诗论都未能贴近诗歌本体来理解＂赋比兴＂。意象是诗的本体,是诗歌得以形构的基本单位。在现代诗学的视野中,＂赋比兴＂就是诗歌整体意象构造的方式。阐述了＂赋＂、＂比＂、＂兴＂三种意象表现方法,认为＂赋比兴＂不仅仅是《诗经》和古代诗歌的法则,对现代诗歌而言,也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