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意之辩”与符号论的困境

"言意之辩"与符号论者面临着相同的困境语言-符号系统和其所指-意义之间的矛盾.他们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在指出文学符号系统的具象性、不确定性方面有着共识.但在解决这种困境的方法论上都陷入自我矛盾的境地.其根源在于有着同样的对人类理性的怀疑和对各自文化或科学的误读.比较中西方文艺批评在这方面的异同,目的就是寻求中西方批评精神的融合,解除方法论所面临的困境.     

论庄子言意之辩

关于“言意之辩”，自先秦时期就已经分为两种观点：“言尽意”与“言不尽意”。庄子主张“言不尽意”。认为“言”只是会“意”的工具；他通过“得意忘言”的方式解决了“言”与“意”之间存在的矛盾。庄子的“言不尽意”论对中国传统美学影响颇为深远，开启了传统美学对意境美的审美追求。     

佛经翻译与中古时期的言意之辩

佛经翻译与中古文论之间形成了一种长期互动的密切关系。佛经翻译与当时的文学思潮中都存在着言意之辩,二者同受魏晋玄学的影响,因而形成了一种因缘颇深的关系,为魏晋时代文论的繁荣发展和走向独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文论言意之辩的承传

我国古代文论言意之辩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一是言能尽意论的承传;二是言不尽意论的承传。上述两个维面,表面似相互对立,实则相互依托、相互共构、相互生发,它们构架出了我国古代文论言意论的基本轮廓。     

中国传统哲学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比较——从“天人之辩“、“古今之争“和“言意之辩“谈起

本文从中国传统哲学中选取三个论争中心“天人之辩”、“古今之争”、“言意之辩”为角度,在人与世界、传统与现在、语言和意义的关系问题上,对中国传统哲学和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进行若干比较研究,以反观中国传统哲学,并促进中西哲学的交流与对话。     

魏晋“言意之辨”及其教育教学思想

魏晋“言意之辨”可分为“言不尽意、得意忘言、言尽意”三派，他们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区别。“言意之辨”的产生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教育背景，其实质是为魏晋人思虑教育问题提供方法论。“言意之辨”在教育上表现为“言教”和“意教”两种根本对立的教育观。“意教”派提出的“寻（寄）言观（出）意、忘言得（存）意、不言之教”反映了教学过程的三个阶段和教学认识的三种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教学的特点和规律，与现代教育教学理论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     

从古代的言意之辨看语言的局限

言意之辨是我国古代玄学中的一个重要哲学命题,它不仅涉及到哲学认识论的一些问题,而且涉及到道不可言、言不尽意、意不称物等重要的有关语言局限的问题.本文着重从言不尽意理论的提出、发展以及它对后世文论的影响等方面,来认识人类语言在其所要表达的内容上存在的缺陷.     

魏晋“言意之辩”新析

言与意具有什么样的关系，言能否完全确切地表达意。这是语言哲学所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古代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但真正形成互相对立的两派，并展开激烈论争则是在魏晋时期，史称“言意之辩”。“言”在古汉语中有多个义项，在“言意之辩”中其义指的是“语言”。“意”的含义指的是“意图”或“思想”，而“意图”或“思想”是思维的结果，所以，言与意的关系实质上就是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辩主要表现为“言不尽意”和“言尽意”这样对立的两派。持“言不尽意”论者认为：“言”和“意”两者具有相对独立性，语…     

言意之辩:汉诗意味空间的生成

有限的语词追逐无限的意义,注定了诗歌和语言之间的悖论.和西方诗歌奉为经典的语言陌生化的诗学法则不同,汉语诗歌以象为中介,通过独特的心物同构的观物方式和随物赋形的文法策略,将言--象--意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汉诗特具的成长性的意味空间.     

论作为审美接受的“兴”

兴是中国古典美学中极富原创性的核心范畴之一。兴最初是作为阅读理论和接受方法而受到文论家们的关注。兴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美刺走向审美的过程,当兴淡出于美刺教化、突显文学和审美功能的时候,兴作为接受的一面呈现出蕴藉含蓄、意在言外之美,日益满足读者对作品的认知需要,使读者从更广阔的空间体味其"韵外之致"。兴的内涵与西方接受美学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又与古代的言意之辨有密切关系。     

言意之辨与魏晋学术的分流(下)

先秦时期的言意之辨,在魏晋时代已经由语言学命题上升为本体方法理论。玄学中的激进、保守与温和三派各以言不尽意、言尽意和得意忘言为形上前提。因此,言意之辨以本体方法论促进了魏晋学术的演变与发展,其本身也就成为理解魏晋学术思想的一个关键所在     

言意之辨与魏晋学术的分流(上)

先秦时期的言意之辨，在魏晋时代已经由语言学命题上升为本体方法理论。玄学中的激进、保守与温和三派各以言不尽意、言尽意和得意忘言为形上前提。因此，言意之辨以本体方法论促进了魏晋学术的演变与发展，其本身也就成为理解魏晋学术思想的一个关键所在     

庄子"言意之辩"的本体论探析

"言意之辩"是哲学史上的基本论题之一.先秦时期以儒、墨为主导的"言尽意"论和老子主张的"言不尽意"论相继提出.在二者基础上,庄子对言意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讨论,明确提出了"得意忘言"论.对本源的思索是道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庄子"言意之辩"问题的探析也首先从形而上层面上展开,辨析庄子"言"和"意"的基本概念,由"言"和"意"的基本内涵出发,分析"道不可言"的内在原因.从"道"的高度把握庄子言意观的核心思想——"得意忘言",论述在"道"的本体境界上从存在的分离走向存在的统一的过程.庄子的"得意忘言"论,使言意之辩的讨论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为魏晋言意问题的讨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言意之辨”从哲学和玄学向诗学的转换——论刘勰的言意观

刘勰的言意观是<文心雕龙>诗学体系中的核心论题,但是龙学界对这一问题却存在着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把哲学和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等同于诗学中言意关系.刘勰言意观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他对这一论题进行了诗学转换,强调了文学语言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对作家的创作和诗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庄子“辩无胜”思想的真理观解读

先秦时期是辩学发展的高峰时期,其中尤以后期墨家的“辩有胜”为主要代表。但庄子却以其“辩无胜”的反调,弹出了一组反对名辩思潮的不谐之音。庄子与后期墨家关于“辨无胜”与“辩有胜”的争论,具有多重理论内涵。文章试图运用西方实用主义、传统符合论的真理观为框架,阐述争论双方在理论上的所见所蔽,以期能从新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和评价庄子“辩无胜”的深层蕴含。     

“言意之辨”与两晋南北朝的拟古诗

面对前代诗歌耸峙的艺术高峰,"后来者能否居上"式的困惑使得两晋南北朝诗人在竭力摹拟前代诗歌的基础上,以期找到一条"能够居上"的道路.魏晋玄学对于"言意之辨"理论的探讨,尤其是王弼"言不尽意"、"得意忘象"解<易>方法的出现,正为拟古诗作的涌现和蔚兴奠定了理论基础.虽然这些作品中不乏名家之作,但作为一种为艺术创新所作的尝试,它付出也必须付出"少有佳作"的代价,即在理论上巨大进步的同时亦导致创作实践上某种程度的退步,创作受到了理论的束缚.因此,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拟古诗不可避免地受到后世诗评家的诟病.这是诗歌自身在其演进的过程中付出的必然代价,是其发展规律所决定的.陆机及其<拟古诗>十二首正是这样的一个典型范例.     

新时期生态文学创作论纲

新时期生态文学创作的背景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现实生态问题的严峻,二是外来生态思潮的影响,三是本土生态传统的承续。创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基本特征是“隐性”,即作家没有明确的生态主义创作意图,但创作中却潜隐着生态主义的思想元素或情感符号;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的基本特征是“显性”,即作家目睹生态危机的恶果,或者是因为接受了生态主义思潮的影响,有意识地从事生态创作。其创作包括“现实批判”和“理想诉求”两大基本主题,关涉到自然、社会、文化和人性四方面生态文化内涵。     

论《墨经》之“辩”

《墨经》“辩学”实质上是从墨翟的“辩乎言谈”发展而来的古代逻辑学。“辩”相当于“逻辑” ,“辩”的内容具体表现为“名”、“辞”、“说”。“辩学”的实质内容是“以名举实” ,“以辞抒意”和“以说出故”。“辩”同时具有思辨的意味 ,并由此而通上辩证法     

论“虚实”在魏晋六朝的发展及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虚实"范畴源自老庄论"有无",在魏晋六朝时期经玄学之争实现了由哲学、美学领域向文学和艺术领域的重大转化,并在玄学思潮、言意之争、人物品评和文学创作等共同构筑的场域中,内涵日益丰富起来。文学批评史中的"虚实"范畴不单来自哲学和思想史,而且与文学创作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魏晋六朝时期的文学实践为"虚实"含义的演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该文在论及"虚实"在魏晋六朝时期的发展面貌后,以刘勰"隐秀"说与当时"永明"诗风为个案,透视"虚实"发展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     

《古赋辩体》之后的元朝赋论

《古赋辩体》之后的元朝赋论大都深受祝尧"祖骚宗汉"复古思想的影响,不过他们对祝尧所论也多有补益,有的对其未曾涉及的领域有所论述,有的对其偏颇与矛盾之处有所更正,有的还扩大了学习古赋的范围。虽然这些赋论由于缺乏系统性,历来关注较少,但对于元后期辞赋的复古思潮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具有独特的价值,可视为对祝尧赋论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