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栖与三栖的生活——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出现了两栖和三栖的新格局。国家制度是强迫性的制约因素,自身因素是自我调适的主动性因素,农村既存的利益是现实利益性因素。这种生活状态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为半城市化状态的新生代农民工找到了一条城市化的过渡形态;消极影响是给城市和农村管理带来困难,给流入地增加了社会风险,且不利于农村土地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一些学者提出的让农民卖地进城的方案应该从长计议。当务之急是给予农民平等的公民权,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两栖与三栖生活作准备。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内涵和发展模式

能否探索发现一条适合国情特点的城镇化道路,对于稳步推进城镇化,促进国家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城乡关系是城镇化发展模式的重要内容,集约、和谐、健康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总体要求.建议以城乡统筹为主线,建立完善多元驱动的城镇化动力机制和调节机制,以人为本开展劳动力转移和人口流动的政策设计,这样有助于有序推进城镇化进程以及促进国家现代化进程.     

城镇化发展模式研究——以黑龙江省为例

多年来,中国城镇化建设形成了诸多模式,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万丰模式、南街村模式和赣州模式等,城镇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而黑龙江省的城镇化发展则呈现出城镇化进程加快但存在准城镇居民、城镇经济有所发展但产业支撑不足、城镇居民收入提高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发展态势多元但城镇体系不完善、城镇支撑能力增强但城镇化质量偏低、核心城市发展迅速但辐射能力弱等态势。只有做好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改革性工作,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等基础性工作,保证进入城镇的农民有稳定的就业,充分享有城市的公共服务,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新型城镇化。     

县域城镇化与城乡关系再造：类型与比较——兼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重点

从人口流动趋势和规模来看,县域城镇化已经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县域经济基础,将县域城镇化主要划分为外生型县域城镇化和内生型县域城镇化两种类型。不同的县域城镇化在国土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随着县域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县城在城乡关系中的地位也逐渐凸显,并主要塑造出“依附型”和“融合型”两种新型城乡关系。这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是：一方面要运用类型学思维和区域视角去开展和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另一方面要以县域为基本单位,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根据县域人口流动和人口分布特点,通过规模效应和分层分类供给不断提升县域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增进县域内不同群体的社会福祉。     

创业与中国创业经济的发展——兼论中国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现实意义

中国大量的剩余农村劳动力,往往来自于经济增长欠快的地区.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创业经济的崛起.农民工返乡创业,成为创业活动的重要主体,无疑为创业经济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本文结合学者们的研究,分析总结了创业活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针对中国创业经济发展面临的两大挑战提出了政策建议.     

公民权利演进的第三条道路——个案模式理论的初步思考

国家和社会是推动公民权利演进的两条主要进路,但是,二者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方式。而以司法案件为表现形式的社会热点事件提供了有效的沟通契机。这种个案模式可以获得多赢的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从民权发展的历史来看,美国宪政的相关实践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某些借鉴。当然,个案模式也存在着某些缺陷,例如随机性等。我们需要深入分析个案中蕴含的公民权利发展动向,更加自觉地推动中国公民权利的演进。     

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赋能效应研究——兼论城镇化的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是我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在阐述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机理的基础上,文章基于中国2011—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多维度实证考察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内在机制检验证实,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推动科技创新是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作用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结构中的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积极效应强于数字产业化,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赋能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制度环境与数字经济在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存在替代效应;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还受到城镇化与环境规制的影响,表现为门槛效应与调节效应。研究有助于解释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机制与效应,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参考。     

县域经济发展：双重驱动与“三农”底色——兼论“县域经济发展有限”

县域经济发展是促进区域间、城乡间平衡发展和推进县域居民过上日益美好生活的重要支撑,亟须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提质增效。然而,有学者认为县域经济成长空间很有限,尤其在中西部地区,发展县域经济必然导致县域经济发展不起来,地级市被拖垮的问题。其实,国家正在推进的乡村振兴、以县域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等发展战略为县域经济发展激活了新引擎,释放出新活力,并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县域经济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可以依托国家推进乡村振兴和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机遇期,以及国家重视“三农”问题解决的利好政策,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旅游发展模式比较研究——兼论西部旅游跨越式发展思路

旅游发展模式可划分为EPT模式和TPE模式,两种发展模式在发展基础和前提、发展目标和路径、产业协调机制上虽各不相同,但严格意义上的区别只是相对的.从经济发展与旅游发展的关系出发,综合考察世界各国(地区)旅游产业发展路径,西部欠发达地区适度超前发展旅游,实施TPE模式具有可行性与必要性.其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政策建议,一是正式确立旅游独立的产业地位;二是将旅游管理部门的职能从行业管理向产业管理转变.     

市场经济的起源、本质与中国发展道路——兼与韦森教授商榷

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资本私有制基础上的主要地由市场配置和调控资源的经济体系。市场经济起源于西方封建社会末期。市场经济在西方封建社会产生并瓦解了封建社会的基础,这是由西方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决定的。它以美国罗福斯新政为标志,分为自由市场经济和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两种类型。市场经济本质是资本主义经济,是促进资本发展和灭亡的道路与途径。作为一种现象,它是一种在全社会中自发地配置社会资源的“看不见的手”,具有分散、分裂的作用。市场经济必然被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所代替。这是马克思主义和历史的结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唯一正确方向,就是沿着毛泽东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实现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式政治发展道路的内在逻辑及世界意义——兼论福山命题的困境

长期以来,西方式政治发展道路模式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似乎只有实行西方自由民主制才有可能实现政治发展.中国从自身国情出发,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式政治发展道路,实现了对以票选为核心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超越,打破了"历史必然终结于西方自由民主制"的福山命题的虚假魔咒.中国式的政治发展道路将政治制度建设与国家治理效能相结合,注重政治发展的形式与目的 的统一,实现了有效治理、人民民主、公正法治的有机统一,为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样本和中国经验,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提供了有益借鉴.     

农村社区发展道路与模式比较研究——以华西村、南街村、小岗村为例

本文结合作者对华西村、南街村、小岗村的实地调查,就农村社区发展道路和模式作分析研究.农村发展道路与模式既受制于具体社区的客观自然历史条件,更取决于人们的主观创造性抉择.乡村工业化是农村社区发展的动力.这是一个普遍性的命题;权威结构是农村社区发展的保证,这是一个实证性的结论;发展模式则是一个现实而有趣的论题.选择好适合自己实际的发展道路或模式,是农村社区综合发展的重要前提.     

论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多样性的统一——兼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具有单一性,列宁则认为具有多样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因于对社会主又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探索.然而,承认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具有多样性会带来一个理论上的难题,即社会主义有没有它的判断标准?这就需要对社会主义作概念辨析,区别不同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从中揭示出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及其基本原则,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合理性依据.     

论后发展效应对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影响——以"第三条道路"为例

民国时期产生了"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和实践,这与后发展效应的影响密切相关。知识分子作为中国 现代化的启动力量,"第三条道路"的鼓吹者和实践者,必然受到后发展效应的影响。探讨这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 准确地认识中国的现代化。     

"准先发内源型"发展模式——韦伯命题下的浙江发展经验研究

浙江模式是一种“准先发内源型”发展模式。以韦伯命题为研究线索,认为浙江模式发端于庶民儒教,行担经济中蕴涵了浙商精神,祠堂合作模式基础上的市场发现和技术引进,造就了浙江模式的后福特制特征,带动了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     

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三位一体中国社会保障模式——基于英国第三条道路福利理念与实践

第三条道路适时应变,超越左和右的传统与局限,其指导思想是：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场职能、培育公民社会发挥第三部门的效用等,使英国的福利改革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也为我国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与社会合作）和完善就业保障制度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论中国建制市的多模式发展与渐进式转换战略

正新型城镇化将是中国相当长时期推进的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国家战略,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有关"优化行政区划"、"完善设市标准"、"有序改市"的精神为指导思想和依据,研究和探索中国特色、与新型城镇化相适应的城市政区制度是一个重要而迫切的命题。本文以逐步实现中国设市制度的科学化、标准化、有序化为目标,提出了建制市多模式发展和从"撤县设市"→"撤镇设市"→"县下辖市"的渐     

走向开放型市场的重大转折——兼论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路向的转折发生于南宋时期

本文认为,唐宋之际的立国态势和经济格局已然发生重大转折,从唐宋时期"头枕三河、面向草原"一变而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这是两宋之际我国传统社会的经济重心从中原地区移向长江流域的必然结果.而南宋时期东南地区依持自身特有的天赋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蚕桑、茶叶、竹木、花卉、水果等经济作物和纺织、陶瓷、矿冶、造纸、印刷等手工业生产,大力拓展海外贸易,走出了一条通过商品经济来提高两浙、福建和江南东、西等路人口承载能力的崭新道路.南宋时期走向开放市场的诸种表现即是明证.     

牟宗三的哲学观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兼论中国哲学发展的可能途径

在牟宗三的哲学观中,发现哲学原型及其间架具有基础性意义,而道德的形上学及一心开二门正是这种原型及其间架,这是一个普遍的哲学原型,任何一种思想文化系统,若要称之为哲学,必须二门全开,不然就不是完满的哲学。从这个意义上看,有无哲学的问题不只是可考问中国文化,亦可考问西方文化。具体对于中国哲学来说,在现象界,中国哲学没有开显出知性形态以成就知识系统,故说中国没有哲学是可以接受的;但在本体界,中国哲学有玄妙的体悟与圣证工夫以冥契本体,故说中国没有哲学则不可接受。所以,中国哲学可能的发展途径就是要开显其现象界之所缺,固守其本体界之所成。由此,哲学始真成为一切知识的系统,且哲学亦可上升至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