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反腐败

一 从实践上看,中国共产党是一贯重视廉政建设,始终坚持反腐败斗争的。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作为根据地政权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就很注意反腐败斗争,主持制定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等法律文件。1926年8月4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中指出,只有清除投机腐败的坏分子,“才能巩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在中央苏区反贪污、反浪费的斗争。毛泽东于1937年3月13日重新签发了《惩治贪污及浪费的办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当时的红色政权对廉政、反腐败问题抓得很紧很坚决。如苏皖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规定:“贪污满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5年以上徒刑,100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下徒刑,并一律追回非法所得。凡公务员,对贪污知情不报者,按情节轻重以渎职罪论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正是凭着她那艰苦奋斗,不谋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克服了各种困难,战胜了强大的敌人,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一份珍贵的革命文献

在福建省上杭县才溪纪念馆里,现保存着一份珍贵的革命文献,这就是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于1933年12月15日签署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训令》全文是这样的: 为了严格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特规定惩治办法如下:     

论党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的廉政建设

论述了忠诚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廉洁奉公的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依法治腐、惩治贪污的决心以及采取的有效措施和方略。     

中国有关反贪的主要法律

从1935年11月开始,中国共产党首先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之后又建立了一些抗日根据地及其政权。这些人民革争政权进行了一定的法律建设,其中包括惩治贪污的立法,例(晋察冀边区惩治贪污条例)和(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暂行办法)等条例第2条规定:“边区各部队及各级机关团体之工作人员犯本条例之罪者依本条例处断之。受政府领导或指导办理社会公益事业之人员,犯本条例之罪者亦同。” 1947年5月6日,东北行政委员     

我国革命根据地人权立法问题研究的几点建议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举争民主、争人权的旗帜，它在领导中国人民同国内外反动势斗争的同时，在解放区建立了民主政府，制定了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法律，坚决实行了自己的民主纲领，解放区的民主制度吸引了千千万万...     

试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工合”运动的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的“工合”运动，自始至终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指导、帮助，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迅速发展，取得了重要成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抗日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工合”运动发展的历史，就是与中国共产党相互支持，共同推动，积极合作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

新中国成立初期,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腐败现象高危频发,中国共产党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形成了"不敢腐"的强大震慑.同时,开启制度建设,编扎"不能腐"的笼子;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搭建"不想腐"的防线.分析该时期腐败现象的表现、产生原因和反腐防腐的举措,总结历史经验,可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反腐败斗争提供有益的借鉴.     

党的反贪珍贵文献——贪污公款500元以上处死刑

在福建省上杭县才溪纪念馆里,保存着一份珍贵的革命文献,这就是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于1933年12月15日签署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     

试论浙东抗币的历史地位

浙东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十九块解放区之一.浙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创建、巩固和扩大这块敌后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不但在政治、军事上取得胜利,在经济建设中也取得很大成就.发行抗币就是在当时情况下对敌经济斗争的一种重要手段,它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中具有不可磨灭的地位.     

中原突围前后的谈判斗争述评

一九四六年夏季的中原突围,揭开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序幕。在此前后,围绕着中原战事,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美国政府的代表在谈判桌上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这场斗争从一九四六年一月开始到八月止,共八个月的时间,大致可以划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月至六月,斗争焦点在停止围攻中原部队让其转移到苏皖解放区或华北解放区。第二阶段从七月至八月二十四日,斗争焦点在国共双方军队立即就地停火,以谋求政治解决。前一阶段虽签订了四项协议,但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后一阶段国共双方均利用谈判达到政治宣传的目的。     

利剑高高悬起──世界反腐败大扫描

利剑高高悬起──世界反腐败大扫描山泰贪污和腐败这两大社会毒瘤，古已有之。时至今日，贪污和腐败仍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猖獗，为害匪浅。许多国家深受贪污、腐败之苦，不得不开展反对贪污图败的斗争。目前，这一斗争已从一些贪污腐败盛行的不发达国家扩展到贪污腐败十分猖...     

论《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暂行办法》——以太岳区案例为例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冀鲁豫边区政权法制建设中,对贪污腐败问题进行了专门立法,即1942年《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暂行办法》.文章通过对其在当时边区政权立法体系中的地位,它的立法程序、立法技术、相关配套法规以及实践效果进行综合系统研究,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惩贪运作机制进行从立法到司法、从文本到实践的动态剖析,可以为今天的反贪机制提供一种历史维度的解读,为当代反腐的刑事立法及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反腐话语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民日报》的反贪污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开展反贪污斗争,严惩贪污分子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巩固新生政权的重要举措.历时半年多的反贪污斗争成效显著,与《人民日报》运用广泛影响力开展卓有成效的政策宣传密不可分.《人民日报》运用专栏文章、社论、漫画等形式,宣传反贪污斗争方针政策、重要指示,群众检举揭发和贪污分子检讨坦白情况,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认识到反贪污斗争开展的紧迫性、必要性、可行性及其政治意义,在营造良好社会氛围,有效实现社会问题治理的同时,亦推动了增产节约等社会运动的开展.     

北宋初年惩贪措施述论

宋初 ,太祖、太宗针对官场严重存在的贪污问题 ,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治理措施 ,在体制上 ,削夺地方财权 ,限制地方官员无度贪污的条件 ,禁止官员以权经商 ,加强国库管理 ;在监察体系的构建上 ,注重严格选择监察官员 ,建立举报贪官的奖励制度 ,建立独立的审计机构 ;在打击贪污方面 ,从严立法 ,从严执法 ,惩治了一批贪官污吏。其中一些措施是值得认真研究并加以借鉴的。同时北宋初年惩治贪污也有其有限度、不彻底、不全面的局限     

总结党的反腐经验、创新制度与机制建设

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前开展的防止"糖衣炮弹"进攻的反腐败斗争,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面对"重磅炸弹"的腐败威胁,坚定走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不断深化制度与机制改革,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文章主要从党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和视角出发,探索反腐的制度与机制建设。     

审判工作为国有企业提供司法保障

审判机关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服务，最重要的是认真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通过公正、严肃执法，履行法律赋予的职权，惩治各类犯罪，解决矛盾纠纷，急企业所急，想企业所想，解企业燃眉之急，运用三个有利于原则，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和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运用审判职能，依法严惩发生在国有企业中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诈骗、侵占国有资产等经济犯罪活动，这既是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审判机关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 当前要重点打击贪污、贿赂、挪用公款，造成企业严重亏损的犯…     

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与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述论

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和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后期提出的一种政权建设构想。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虽然不称“政府”，但其性质却是“各解放区的联合政权机关”；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虽然具有对抗蒋记国民大会的政治考虑，但其主要任务却是成立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二者作为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是一种典型的内容与形式或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在“七大”前后对此进行了认真筹备，后因时局变化而中止，但其历史意义不可忽视。     

毛泽东与‘三反’运动

建国初期,在以毛泽东的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成功地开展了“三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和其他斗争,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社会风尚得以改观,道德水平大大提高,使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政治清明,秩序稳定,人民团结,经济恢复,呈现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升平景象。今天,重新回顾和研究开国时期“三反”运动,学习毛泽东关于反腐蚀斗争的思想,对于当前我们进行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反腐警钟应长鸣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指出,"全党必须警钟长鸣,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举措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然而,在现实工作中,有的地方、部     

乾隆朝黄梅案中民意的体现及其意义

乾隆朝官员贪污现象严重,乾隆惩治贪污的决心和举措也大而多。但即使是像浙江平阳知县黄梅的一桩勒派入己案这样并不复杂的案件,也经历了颇为曲折的历程。户部尚书曹文埴与浙江学政窦光鼐在查办此案中发生意见分歧,彼此争相利用民意作为政治资源,塑造出民意的不同版本,真实的民意表达又不能顺畅上达,导致该案的审理屡经变易。案件虽然最后得到审结,但漫长的过程本身却提供了贪污得以存在的土壤,乾隆朝贪污惩治机制所发挥的效果十分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