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道德建构及其儒家形而上的基础地位——儒家文化对当代大学生行为文明的启发

中国社会出现的道德危机使如何重建道德基础成为紧迫的现实问题.文章通过分析当代道德重建及其形而上的困境,重构了儒家形而上之“道”,指出了它所包含的神性与理性以及它所塑造的现代人格精神.由此得出儒家形而上是当代道德建构的文化基础的结论.     

不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美学学科“类”定位的超理性文化思考

形而上和形而下都属于理性掌握世界的方式。然而美恰恰不在理性所可掌握的范围之内。美是超越了人的感性欲望、冲动、社会的理性价值、异化限定后的一种超理性存在。因此,美学所面对的是不可实证的对象。当形而上或形而下美学不顾及这一思维类型上的范围差异,而以哲学和逻辑的方式思考美时,美便被纳入了永不可解的悖论之中。认识美只有跳出形而上与形而下所圈定的思维窠臼,建立一种与其它认知方式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才有可能找到真正认识美的思维切入点。     

"道学"与汤显祖的文体选择

汤显祖的思想相当驳杂,“道学”是最值得重视的因素。“道学”形而上的内在精神超越,赋予了汤氏独特的“思想者”气质,并进而影响他的文体选择。其古文理想和曲体价值观,均显示出重道德理性的传统“杂文学”观念在晚明时期的回潮。     

道德的形而上与形而下之惑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东辞上》的这句话以罕有的睿智概括了人类思维的一种定势：当思维的触角捕捉到任何一种思维对象时，总试图在形上与形下、本体与现象、本与本的两重世界中对其进行非此即彼的“定位”，从而判定它“存在”（being）的属性、地位。但当把道德作为思维的对象时，思维的触角似乎缠绕了一个解不开的死结，道德究竟属于形而上或是形而下？在人类思维划定的二重世界中如何安置它？这是人类智慧遇到的一大困惑。一、道德形而上的追成现代新儒学的巨子车宗三先生曾指出，必须严格地区别“道德的形上学…     

“无用”科学之大用——中国传统科学观的反思

“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是被中外科学发展史所反复证明了的不刊之论。不是科技不可以形而下地功利化——但缺乏形而上的科学探索，即一个实用理性或者实用主义支配的科学，不可能走得很远。科学首先是一种精神，一种对人类未知领域充满好奇、进行无穷探究的欲望和时真理的追求。     

池莉小说的“形而上”与“形而下”

本文就小说“形而上”、“形而下”命题的探讨，对池莉直接楔入凡俗现实的“仿真”小说，作了文化品位和审美价值两个层面的评判，提出了对池莉小说“形而上”内涵及价值的认识。     

“宏大叙事”的解构——新写实小说的审美特征

新写实小说对“宏大叙事”的基石英雄主义、理想主义进行了解构,它从大写的英雄转向小写的凡人,从形而上的精神、理想,转向形而下的世俗、生活,将为宏大叙事所否定、批判、与“远大的目标”“伟岸的英雄”完全无关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物放在了文本结构的中心位置上,向人们展示了一幅琐屑平庸、缺乏诗意的人生图景,表现出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审美特征。这在对宏大叙事主导下精神至上的写作立场进行反思、批判,为文学开拓更广阔的叙事空间之同时,也消解了在文本中建构精神、理想,表达形而上、超越性思考的可能。     

走向政策与法的关系研究之形而下——论政策与法和谐相处的机制建设

对政策与法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经到了该从形而上的研究,前进到形而下的研究的阶段了。这种形而下的研究是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所未进行的,它具有两个特点或内容,一是关注对实例（个案）的研究;二是致力于政策与法和谐“相处”的机制建设,这种机制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避免政策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机制,另一个是进一步强化和“激活”立法机关的立法功能的机制,此二者相结合,才能使政策和法和谐“相处”。     

科学视野之下的“五四”小说

崇尚科学是“五四”的主调之一,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必然受其影响与制约。考察“五四”时期的小说,我们无法遮掩科学的影响与促动。“五四”小说所呈现的科学理性精神、思想方法以及创作观念与科学思潮有着密切的关联。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宣扬科学理性精神;对“五四”小说求真倾向的导引;对“五四”小说的批判意识的影响;对“五四”小说启蒙话语的促动。     

论“和而不同”跨文化翻译策略的哲学认识观

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相异所致人们思维差异之维入手,文章就东西方人们的思维模式以语言符号物质化同、异性表证进行了的分析和探讨：认为认识精神和思维模式的差异是跨文化交际中障碍产生的主要原因,而思维模式的相异导致了语言符号逻辑组合的异性和审美意趣价值观的异性。但对某个意指对象认知共识奠定了跨文化跨、跨语际人类交际活动的基础,故建立在“和而不同”认识关照的翻译原则是跨越由文化不同而产生的差异思维模式,实现成功交际的思维认知转换的“一般原则”,它有助于译者在具体的译文活动能从“形而下”的思维过程升华至“形而上”的思维转换过程,再从“形而上”的一般认知回到“形而下”的微观操作。     

道德的形上学--牟宗三宋明理学三系说的形上根据

牟宗三把宋明理学分为五峰蕺山、象山阳明与伊川朱子三系,并视五峰、蕺山与象山、阳明两系为儒学之正宗,而伊川、朱子系为儒学之歧出。牟先生宋明理学三系说的形上根据是“道德的形上学”。“道德的形上学”融道德与存有、心体与性体、主观性与客观性为一体,不仅有利于实现“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文化理想,而且有利于以道德制衡科学与民主,是最完备的哲学形态。牟先生以“道德的形上学”这一圆教模型作为标准,对宋明理学进行分系,提出著名的宋明理学三系说。     

论张载对传统道德观的重塑及其意义

在张载丰富的学术思想中,对“德”的强调和阐述占有重要地位,具体表现为重视人的道德操守,将传统的“德”形而上学化,强调道德践履,重视道德培养的终极目标等。这对儒学道德体系的重构、传统儒家思想的形而上学化以及世风的改变等有重大影响。     

论民族精神的经济价值

分析了民族精神的经济价值存在的理论依据是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原理、经济与道德的协调发展原理及现代经济学视野中的人本理论,指出民族精神的经济价值的具体体现是为经济发展提供价值导向,为经济进步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为经济主体提供精神动力。新时期应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为经济的有序和良性发展提供内在驱动力。     

中国哲学之德性形上学辨析

通过中国哲学形上学之天、道、命、理、性五个基本范畴之内涵辨析,指明中国哲学乃是不同于西方知性形上学的德性形上学,其本体论理论形态表现为追问生存之第一原则(德性原则)的生存本体论。中国德性形上学有着自己独具内涵的形上学范畴体系,体现出德性优先的人文关怀理念,并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之伦理文化形态。     

论中华传统道德的时代内涵及其现代化转型

中华传统道德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的民族性和历史继承性要求我们在当前的道德建设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对待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弘扬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对当前的道德建设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我们要正视当前我国道德建设中面临的新挑战,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加以继承、丰富和发展,构建起符合中华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道德体系和道德文化,这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至关重要。     

试论道德精神及其现实意义

文章通过对精神的界说而界说道德精神,通过道德的目的而推定道德精神的内容,通过道德精神的内容阐述其意义,从而指出我们当前的道德建设的失误是忽略道德精神的培养,强调指出,在我们以后的道德建设过程中,要把道德精神的培养作为重要内容,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道德精神。     

道德体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资源难题

道德体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真谛,是合理的伦理—经济生态,相适 应的实质,是道德体系与市场体制的辩证互动。“相适应”的逻辑模型,是“‘最强的动力’+‘最 好的动力’”的合理“冲动力体系”。道德体系与经济体制的“相适应”,经历了传统经济—计划经 济—市场经济的矛盾运动,这一运动的核心,是“冲动力体系”的自我转换与辩证否定。在这个 矛盾运动中,家庭伦理与家庭伦理精神,始终构成“相适应”的源始性价值资源难题。新的道德 体系能否建立,中国经济能否超越“福山预言”,在相当程度上倚赖于能否合理解决这一难题。     

情性本位: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儒学特质的理解

情性本位,是中国文化的特质。而这种特质,又影响了中国传统主流思想哲学———儒学———之性情形而上学的形成。这种文化逐渐流转为一种同崇尚精神、理性的印度文化、希罗文化不同的情性本位的文化。但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后现代对理性的反思,似乎也并不意味着东方的情性文化和儒家的性情形而上学已经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选择。     

中西文化精神及其组织行为理论

近年来,作为组织行为主要部分之一的组织文化日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而组织文化中的核心部分乃是文化精神,因此要分析组织文化就势必首先面对文化精神的探讨。如果说中国古代文化更多地彰显出社群主义、德性主义以及人文主义的精神,那么与之对应的西方文化则更多地强调个体主义、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精神。这种文化精神分野的实质乃是追求事实判断的科学主义与追求价值判断的人本主义之分。二者的差异对中西组织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由此产生了中西各自不同的组织行为理论。但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这两种组织行为理论皆有失之片面之虞。而当代的对话理论则将科学主义思想和人本主义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卓有成效的一些人的话语取代了少数人的精英式的话语或多数人的民粹式的话语,为未来更为辩证的组织行为理论开辟出一条新的路径。     

论华夏民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

赵宋时代积贫积弱,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却异彩纷呈.陈寅恪先生认为,华夏民族文化经过数千年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华夏民族文化在宋代登峰造极的基本原因是时代呼唤理性和人文精神,百姓期盼太平盛世,统治者实施了"以文治国"的方略;深重的社会道德危机,催生了救世良方.在构筑理学新体系方面,宋代儒学家崇尚疑古创新精神,勇于开辟理性思维空间,对传统义利观进行了再造.宋儒们在寻求自身价值的过程中,通过不懈努力,最终创造出了多姿多彩的人文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