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的三个层次--试论《庄子》内篇的结构

《庄子》内篇结构紧密、层次分明:《逍遥游》提出逍遥的三次层次———“无名”、“无功”、“无己”;《齐物论》用“无是非”、“无封”、“无我”三重境界对此予以论说;《养生主》是《逍遥游》的续篇;《人间世》的主旨是“无名”,《德充符》的主旨是“无功”,《大宗师》的主旨是“无己”;《应帝王》是《庄子》内篇的总结,同时也是对《逍遥游》的呼应。     

《大学》中的理财思想

《礼记》的《大学》篇相传为曾参所作。宋代儒者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大学》提出了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到“修身”、“齐家”直到“治国平天下”这样一环决定一环,一环制约一环的内圣外王的事功链条。《大学》篇幅不长,但论述财政、经济的地     

试论董仲舒的五行观

董仲舒的思想体系有4个最重要的哲学范畴在《春秋繁露》中被直接用作篇名的主体部分,它们是“天道”、“王道”、“阴阳”和“五行”。其中“天道”有3篇:《天道无仁》、《天道施》、《循天之道》;“王道”有2篇:《王道》、《王道通三);“阴阳”有5篇:《阳尊阴卑》、《阴阳位》、《阴阳终始》、《阴阳义》、《阴阳出入》;“五行”最多,共9篇:《五行对》、《五行之义》、《五行相生》、《五行相胜》、《五行顺逆》、《治水五行》、《治乱五行》、《五行变救》、《五行五事》。应该肯定,董仲舒有一套相当完整的五行观,它不仅在9篇专论中得     

中国文学“三部曲”

中国文学“三部曲”陈铭河四川省云阳师范学校郭沫若的“女神”三部曲：《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岐路》、《炼狱》《十字架》；茅盾的“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     

试论“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自《毛诗序》倡“变风”“变雅”,至郑玄《诗谱》,通过考定诗的时代和地理,把《鲁颂》、《商颂》以外的周诗都纳入正变说,遂形成汉代《诗》学中完整而系统的“风雅正变”的理论体系。从“变风”“变雅”说产生的背景来看,“变风”“变雅”说与汉代《诗》学“美剌”说相联系,是汉代重视《诗》的政教作用的结果。汉代《诗》学确立“正为美,变为剌”的论《诗》原则,在郑玄的《诗谱》里,根据时政盛衰风俗厚薄,确定《诗》的正变、美剌,文武成周之世为太平盛世,感圣贤之教化,这些时代的诗都为正《风》、正《雅》,是美诗;自懿厉之后,王政衰崩,政教败坏,这些时代的诗都是变《风》变《雅》,是剌诗。因此,变《风》变《雅》说其实是发挥汉初《诗》学重“剌”的传统。“颂”诗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宋代学者在评析“颂”诗时始提出“变颂”说,把《鲁颂》归于“变颂”,之后,明清学者亦多有论述。与“变风”、“变雅”说不同,“变颂”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今天的《诗经》研究也很少谈及。本文试从《诗经》研究史的角度来探讨“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周易》卦爻辞“利涉大川”析

“利涉大川”是《周易》卦爻辞中的常用语,它在《需》、铜人》、《蛊》、《大畜》、《益》、《涣》、仲手》卦的卦辞与《颐》卦上九交辞、《未济｝）卦六三交辞中出现,共九处;《谦》卦初六交辞的“用沙大川,吉”,取智与“利涉大川”亦同。而《讼》卦辞“不利涉大川”及颁协六五交辞“不可涉大川”这二则反面训诫之语,则与“利沙大川”形成对照。“利涉大川”在“系辞焉而明吉凶”（《系辞上传》）的卦爻辞中于不同的“卦时”“变位”多次出现,其取象设备的象征意蕴、具体内涵及其所体现的哲理启示,值得深入探析。一、“利沙大川”的…     

朝鲜文献与四库学研究

目前存世的朝鲜文献如《燕行录》、《李朝实录》、《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等,收有不少关于清修《四库全书》的掌故。本文将这些材料搜检出来,从“补《四库全书》馆员的事迹”、“关于《四库全书》的编修”、“关于《四库全书》禁书”、“对《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的评论”、“其他”等五个方面进行归纳分析,指出其对四库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价值。     

《山海经》浅论

《山海经》详于言山、言水,略于言海,谓之“山海经”名似不正,故辨之。(一)由《山经》五方山系的走向状况及所述山名可考可知者,可以肯定《山经》所载之地域为今之南起江、浙,北至豫、晋,西起陕,东至鲁的多山丘陵地带。而《海经》并非言“海”,所谓“海外”、“海内”之“海”是被作为欲述主体的“位置”的“座标”,其本身并非“主体”。《山经》、《海经》所载“山北海南”的地貌特征符合中国“西北高而东南低”的地理特点,此实为远古先民对我国古代疆域原貌的真实记录,非“虚构的神话”。(二)古人关于“方位”有三类体系,即“四方体系(东南西北)”、“五方体系(东南西北中)”、“《河图》、《洛书》体系(北东中西南)”,其中,“四方体系”、“五方体系”乃东部初民“天象观感”的“自然主义”产物,“《河图》、《洛书》体系”是从哲学义理角度对人类文明所作的精辟概括。《山海经》采用“四方”“五方”体系,尤其是《大荒经》用“东南西北”体系,可征《大荒经》为《山海经》的最初文本。(三)《山海经》之“始态”只是“图”,是太古初民之岩画的摹本。“文”后图而作,是对“图”的直观的描述与解释。《山海经》成书的历程是：初“由图生文”(“图文异处”)、“图”亡“文存”;复“由文生图”(“图文异处”)、“图”再亡而“文犹存”;再“由文生图”(“图文合壁”)。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清华简《五纪》的“中”观念研究

清华简《五纪》具有重要的思想史价值,它通过“五纪”等天道、“五德”等人道体现出来的“中”是最重要的概念。“中”体现为政治的最高原则与治理的最佳状态,其意涵包含但又超出了人伦意义上的忠信之义,不能仅视为儒家伦理,没有必要假借为“忠”。从地位上看,《五纪》的“中”居于统摄、主宰的位置。从内涵上看,“中”与中正、公平、无私、宽裕相应,具有绝对、神圣的特点。从行为上看,“中”就是所要实现的目标、最佳的行动方式。《五纪》的“中”有助于重新审视《逸周书》《论语》《管子》《中庸》《鹖冠子》等传世文献,以及清华简《保训》《殷高宗问于三寿》《心是谓中》、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郭店简《忠信之道》等出土文献。通过“中”可以将“忠”“信”“诚”“和”“一”等概念串联为一个概念簇。     

“无己”与“逍遥”——析宣颖《南华经解》对《庄子》主旨的理解

宣颖在《南华经解》一书中,视《庄子》为一个思想的整体。他将《庄子》的宗旨归结为“无己”,认为《庄子》通篇都是为了论说“无己”这个意思,《齐物论》中的“丧我”、《人间世》中的“心斋”以及《大宗师》中的“坐忘”本质上都与“无己”意义相通。     

“太一”臆解——关于郭店楚简《太一生水》的一项比较研究

郭店楚墓竹简《太一生水》所云“太一”(大一),实际上是作为哲学概念的“太一”,亦即“道”之别名.“太一”之义,大致与《老子》之“道”、马王堆帛书《道原》之“恒一”、传世本《周易》之“太极”、马王堆帛书本《周易》之“大恒”、《礼记》之“大一”、《孔子家语》之“太一”相仿佛,亦可与古印度吠陀经典《梨俱吠陀》之“唯一”参差比拟.它们是古人在探索宇宙生成、万物起源时所赋予的唯一的终板的根本者,惟因学派不同,故其称谓各异.追根溯源,“太一”说实属古中国“公共思想资源”之一,并非某家某派之专利.     

法物钩沉——读《老子》断想之一

<正> 一遍查《经》部与《子》籍,不见“法物”一词;而“法令”一词,则在《管子》、《孙子》、《墨子》、《商君书》、《荀子》、《韩非子》六书皆有之。尤应注意者,《韩非·解老》,亦无“法物”二字,而“法令”凡两见。由此足证,“法物”一词非先秦所本有,而《老子》古本,亦当作“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所谓“法物滋彰”云云,定系晚出。二“法令滋彰”一语,在一九七三年底从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掘出来的帛书《老子》甲乙两本上,均作“法物滋彰”;经高亨、池曦朝考定,甲本写于刘邦称帝以前,乙本写于     

《公羊传》“以义解经”的义理呈现

《公羊传》注重“以义解经”,故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公羊传》通过对《春秋》“立义”、“释义”、“明义”、“显义”、“取义”、“著义”、“断义”的考量提供了一个颇有特色的解答,充分突显了公羊学派所理解的《春秋》“义以为上”制作本原和“经世致用”实践本性。     

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

《墨子》引《诗》与“汉代四家诗”各本相应篇章对校,有40%左右的语句差别、10%以上的字词差别,另外还有名称、章次、句次差别等,这说明在《墨子》成书与流传的战国时期,《诗三百》有多种版本在流传。墨家引《诗》,遵循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论《诗》时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这与儒家解《诗》论《诗》时所奉行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与儒家《诗》学观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不同,墨家引《诗》解《诗》论《诗》所展现出的《诗》学观,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     

“《春秋》笔削义法”新说——突破“春秋学”千年误区新探

孔子“笔削《春秋》义法”是两千年《春秋》研究的核心问题,一直扑朔迷离,奥妙莫测。自汉代董仲舒“公羊学”盛兴,标榜孑L圣人作“经”,从中生发无数穿凿附会,矛盾百出的“微言大义”,从此将《春秋》研究引入误区。考先秦至汉初典籍,凡称名皆“孔子作《春秋》”,而所征引《春秋》皆出自《左传》。《左传》乃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而成,它与左丘明所撰《国语》思想倾向、语言风格皆截然不同。显然,《左传》主体即“孔子史记”,也就是孔子所“笔削”的《春秋》。“《春秋》笔削义法”存在于《左传》之中(而不存于“经”中),笔者不揣浅陋,抛砖引玉,希望把“春秋学”引出千年误区。     

《文心雕龙辨骚》“折衷”解义——以刘勰的“辨《骚》”为例

“折衷”作为《文心雕龙》的主要论文方法,其运用模式较典型地体现于《辨骚》篇。就“辨《骚》”而言,刘勰在对汉代诸家关于经、《骚》关系所持论点进行梳理,以及对于“骚经”（概指《楚辞》）本身进行“擘肌分理”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势”和“理”,即《辨骚》中《楚辞》“四同”、“四异”于经书的结论。关于这一点,在《楚辞》文本中是有迹可寻的。     

“四始”说考论

汉代研究《诗经》的鲁、韩、齐、毛四家都曾提出过“四始”说,但它们的内涵不尽相同。其中《毛诗》“四始”说强调了《诗经》风、雅、颂的讽谕美刺功效,而《齐诗》“四始”说则出自纬学,《诗纬》以“阴阳五行”之说解释《诗经》中《大明》等四篇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也有“四始”说,其来源于《毛诗》,并影响了《文心雕龙》的诗歌理论。     

论“六艺”与“六经”

“六艺”、“六经”习见于我国古代丈献中,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指六部儒家经典。其实,先秦只有五经,并无《乐经》,后人说《乐经》毁于秦始皇焚书,只是主观揣测,并无文献根据。汉人所谓“六艺”,原本仅指孔子为教学而开设并为儒门历代传习的六种课程。孔子授课只有《诗》、《书》、《易经》三部古代文献;他讲授礼、乐主要是根据《诗》、《书》,而《春秋》则是他唯一的手编教材。“六经”为“六艺”之尊称,“六经”之“经”,是常道、常法之义,与“五经”之“经”的义蕴有别。     

论钟嵘《诗品》与殷璠《河岳英灵集》选编理论的构建

殷璠《河岳英灵集》的选编理论很大程度上受益于钟嵘《诗品》,具体可从五个方面管窥：《诗品》“网罗今古”与《河岳英灵集》“审鉴诸体，委详所来”的“编纪”观、《诗品》“文质”论与《河岳英灵集》“文质半取”的芟剪标准、《诗品》“掎摭病利”与《河岳英灵集》选本中植入品藻的编集体例、《诗品》“宗流”观与《河岳英灵集》源流比较法、《诗品》“警策”论与《河岳英灵集》的摘句品次。研究《河岳英灵集》选本理论与《诗品》的关系，可以探究《诗品》的传播与接受，也可以追溯殷璠选本主张的文化渊源，更好地认知《河岳英灵集》的诗歌批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