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荣辱与家族兴衰——析蒋介石与孔祥熙之间的关系

蒋介石与孔祥熙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位居最重要的职务,权倾一时,与此同时,蒋、孔二人又是至亲,因此党国与家族利益息息相关,公谊与私情更是难以区分.本文通过大量蒋介石以及蒋、孔身边重要人物的日记和相关文件,深入描述了抗战前后蒋介石对孔祥熙由信任到怀疑、从愤怒到原谅的转化过程.事实说明,尽管蒋介石极度愤恨官场上的贪腐行为,面对孔祥熙涉嫌贪污的确凿证据,甚至一度产生大义灭亲的想法；然而一旦党国利益与家族情谊纠结在一起,他采取的还是包庇掩饰、放任纵容的态度,因此惩治腐败最终只能成为一句口号.     

试析1946—1949年国民政府反通货膨胀政策失败的原因

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通货膨胀,是抗战时期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也是国统区经济的中心问题。分析国民政府反通货膨胀政策失败的原因,有助于深入了解国民政府崩溃的经济原因。一国民政府反通货膨胀政策失败的基本原因,是连年巨大的财政赤字,而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在于庞大的军费开支,这是国民党奉行反共内战政策的必然结果。     

法币发行制度与通货膨胀

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是沉重的。究其原因 ,这与法币发行制度是密不可分的 :1935～ 1937年 ,国民政府建立了相对合理的法币发行制度 ,法币的发行量也基本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但在 1937年后 ,国民政府修改了法币发行制度 ,并实行通货膨胀政策 ,于是通货膨胀逐步发展 ,以至滑入恶性的深渊     

抗战时期孔祥熙与日本字垣一成间的秘密和谈

1938年,日本发表第一次近卫声明不久,日本和蒋介石便从各自国内各方面的因素考虑出发,决定重开和谈的大门。当宇垣一成出任日本外相后,遂再次向中国伸出诱降之手,国民政府也不失时机地表示响应。于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派其秘书乔辅三与宇垣的代表、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在香港开始了初步交涉。双方讨价还价多次,但终因在蒋介石下野问题上相持不下而告失败。     

关于治理我国通货膨胀的对策思考

一个时期以来,通货膨胀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最令人关注的难题之一.如何对待通货膨胀现象?是让它继续存在甚至有所发展,还是采取措施进行必要的治理?从目前的讨论来看,大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倾向于后一种意见.但是,由于人们对我国通货膨胀的性质在认识上有分歧,因而对采取怎样的措施来治理通货膨胀也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是一种具有不同于其它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傅斯年揭露美公债舞弊案述论

抗日战争期间,傅斯年曾连续轰击国民党权贵孔祥熙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祸国殃民的行为。194 4年,他获悉孔祥熙等人利用发行美金公债的机会进行舞弊,大发国难财,积极收集证据,在国民参政会上进行揭发、检举。社会舆论轰动一时,虽然国民党政府对孔祥熙多方袒护,但由于证据确凿,众怒难犯,最后免去了孔祥熙本兼各职。傅斯年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将孔祥熙赶下了台     

论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问题

本文对通货膨胀的概念、估算、成因、效应、治理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和论述，并着重分析了１９９４年的通货膨胀问题，提出了治理的对策。作者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历史现象，我们要长期与之作斗争；不管从长期或短期来看，我们在理论和政策上都不能为通货膨胀开绿灯，但在实践上又要承认它，同它作坚决的斗争；１９９４年的通货膨胀程度，主要取决于对中央的宏观调控措施执行的程度。     

通货膨胀下人民生活的绝望——南京国民政府覆亡原因的细化

在中华民国的最后几年中,国民政府为了应付内战而滥发纸币,将通货膨胀推到恶性发展的程度。物价飞涨与物资短缺,使广大人民的具体生活由紧张、骚乱而最终陷于绝望。无以为生的人民,自然对政府丧失信心。国民政府在遭遇经济崩溃、军事失利、政治破产的同时,又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其最终走向覆亡的命运,已不可避免。     

1935年国民政府实施废除银本位货币改革的原因分析

1935年中国经济由于国内白银大量外流遭受沉重打击,并导致国内货币信用发生严重危机。国民政府之所以发生如此严重的货币危机,不仅是受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国际银价骤升影响,更是中国银本位货币机制存在弊端,以及国民政府实施巨额的财政赤字政策所致。为拯救困境中的货币金融体系,国民政府于1935年实施废除银本位的货币改革。此次改革使中国货币摆脱了国际银价的影响,并结束了当时中国货币流通的混乱局面,在中国货币金融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但此次货币改革对硬通货白银的彻底放弃,又为中国经济后来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埋下了严重隐患。     

国民政府移植苏联经济模式的试验

国民政府移植苏联经济模式,不是全盘照搬,而是有较大的变通.资源委员会是国民政府学习苏联制定各种计划和主办国营事业的主要机构,也是国民政府公营事业的主要策划者和主办者;盛世才、蒋经国或在苏联顾问直接指导和帮助下,或下意识地从知识储存中调取苏联经验,试以苏联经济体制来建设"新新疆"或"新赣南".这些试验不能像俄国苏维埃政权和新中国建立初期那样,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强制,也不存在某些新生革命性政权有着的那种信仰的纯洁和初始的激情,故注定只能停留在某些特定的领域、特定的地区和特定的时期(战时),始终没有也不可能全面铺开或推广.     

国民政府时期中小学教科书供应体制的沿革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其中小学教科书的供应体制经历了从审定制到国定制与审定制交互并行的转变过程。抗战期间国定制与审定制交互并行供应体制的出台,一方面固然是为了解决后方中小学教科书供应不足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推行党化教育的需要。而1947年以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实行国定本教科书版权开放的政策,则显现了教育体制变革过程中的困难重重以及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     

论张学良对“不抵抗”政策的“不辩”之辩

九一八事变,让张学良背上"不抵抗"的骂名,张学良对此曾表示:不辩不争,毁誉由人。而在张学良的口述中,他谈的最多的是九一八事变中有关"不抵抗"问题,他既反省自我,也为己辩护;他辩驳细节问题,对还原历史至关重要;他承认"判断错误",却否认"不抵抗"。这种"不辩"之辩,不仅颠覆诸多历史观点,化解重要历史疑点,也让人们看清了张学良作为当事人的心路历程。     

张学良西北开发思想及其启示

张学良不仅是一位爱国将军,一位民族英雄,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先驱。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提出开发西北的一些设想,认为开发西北是复兴中国的基础,开发西北要革除私心,一致动员,借鉴美国的西部开发,同时要注意交通、环境、民族等问题。这些设想虽在当时由于缺乏现实条件难以实现,但是其现代化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今天的西部大开发仍有借鉴意义。     

论张学良人格特征的双重性

张学良人格特征颇为复杂且充满悲剧色彩。他忠君近愚,爱国若狂,但关键时刻又"忠""爱"相悖;他顺亲至孝,重情举义,但时常"孝""义"背反;他光明磊落,轻虚鄙伪,但往往"神""形"有异;他耿介拔俗,放荡不羁,但终生"狂""忍"同体;他因荫入仕,因"罪"而隐,但内心"仕""隐"互煎。探索和把握张学良人格的双重性及其形成原因,对客观评价张学良具有重要意义。     

抗战时期的后方民营工业

后方民营工业在抗战中前期因政府政策、市场、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出现短期繁荣;到抗战后期却在通货膨胀、国营工业竞争和不科学物价管制政策联合作用下走向衰落。战时民营工业发展具有以下特点：空前联合,自力更生能力加强,发展的突飞猛进性和不能持久性;也存在规模小、资金少、设备落后和发展不平衡的不足。今天西部民营工业应大力合理引进外部资金、技术和人才,加强联合与合作。     

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对日抵制政策探析——兼论九一八事变爆发的背景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为了摆脱日本的控制,毅然改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他对内进行"东北新建设",增强东北的实力,以抵制日本势力的入侵;在对日外交上,他设法限制或抵制日本在东北的权益,甚至公开实施对日抵制政策,并支持东北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张学良对日抵制政策的实施,一方面维护了国权,促进东北救亡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引起了日本的极大恐慌,日本以"中国官民共同排日"致使"满蒙危机"为借口之一,打造战争舆论,发动九一八事变。     

重庆大轰炸中的难民救济(1938-1943)

1938年至1943年重庆大轰炸期间,国民政府实施了空袭难民救济.救济措施包括组建专门空袭救济机构、颁布救济法规、动员民间力量救济和奖励空袭救济人员.在具体的空袭救济中,政府组织人力物力财力收容、医治难民,并向难民发放急赈和小额贷款.国民政府的空袭救济具有阶段性、突发性、广泛性和慈善性的特点.空袭救济措施的实施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难民的生命安全,解决了难民的生活问题,安定了民心和社会秩序,粉碎了日本妄图以炸迫降的阴谋,从而支持了中国长期抗战.但由于救济经费的不足、救济力量的有限以及救济措施的失当,国民政府的空袭救济效果相当有限.     

“七·七事变”前夕国民政府大国合作制日策略的实施

大国合作制日是国民政府“七·七事变”前力图将其实施、并用以推迟中日战争爆发的重要外交策略；其实施的过程中，在经济领域得到了欧美国家一定程度的支持与合作，而政治领域的合作制日，则由于主要国家如英、美因自身利益的关系反应冷淡，未能实现。这种状况，一方面有利于此后全面抗战政策的形成，另一方面由于未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同时得到充分而有效的实施，中日战争最终爆发。     

1930年代国民政府与新闻界的关系——基于《修正出版法》的分析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强化了对新闻界的统制,要求新闻界必须服从政府的内外政策,言论记载要在政府划定的范围内,不得逾越。但是,新闻界的救亡诉求与此相去甚远。国民政府试图通过《修正出版法》为新闻界立一个新的言论标准和惩戒依据,该法在1935年遭到了新闻界的抵制,显示了国民政府与新闻界之间紧张冲突的一面。随着国难进一步加深,国民政府的新闻政策出现了若干积极变化,新闻界在国族利益至上的原则下,暂时让渡了部分权利,二者的关系得以调适,这为1937年《修正出版法》的颁布奠定了基础。总之,从《修正出版法》可以烛照1930年代国民政府与新闻界之间变动不居的关系。     

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业政策 (1927-1937年)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拟定的一系列有关工业建设的政策,其内政外交举措根本不足以言工业建设。“九·一八”事变后,为固本自卫计,南京政府更多地注意计划工作,有选择地实践孙中山有关工业建设的遗教,初步发展了国家资本,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族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为抗日战争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是,“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的制约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扰,使南京政府的工业政策实施陷入举步维艰的自相矛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