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兼类词“衣”说“活用”与“兼类”

在辨认词类活用和词的兼类问题上,语法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看法;其中,把“兼类”说成“活用”最为多见。“衣”,《说文解字》:“上曰衣,下为裳。”“衣”的本义“上衣、衣服”,属名词。见诸有关书刊读物,“衣”是论家们用来说明各词活用引证最多的例词之一。如;“清旦,衣冠而之市。”(《列子·说符》)“乃使其从者衣褐。”(《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皆衣缯单衣。”(褚少     

“雨”兼属名、动两类

“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战国策·燕策二》)朱星主编的《古代汉语》认为“雨”是名词用如动词。查《说文解字注》:“雨,水从云下也。段注:引申之,凡自上而下者称雨。”按:雨,甲骨文写作“(?)”,上象云,下象雨滴。用作名词,指所下之雨,如甲骨文(南明四二六)“有大雨”;作为动词,则指下雨,如甲骨文(京三六五)“甲子不雨”、甲骨文(佚一一○) “壬戌     

从符号学观点看公孙龙的“兼名”合成思想

兼名是指两个以上音节组成的事物名称。公孙龙是先秦兼名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其《坚白论》和《通变论》中,较系统地阐明了兼名生成的基本条件,揭示了兼名的合成规律。这不仅是先秦名学中最具中国特色的符号学思想,也是公孙龙对符号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从孔子论“美”看先秦智慧观

根据《论语》的记载,孔子有关“美”的核心观点是“里仁为美”.“里仁”是指一种居住方式,其实质是动作行为的静态持续.因而“里仁”之美就不是对象性的,而是生成意义上的.“里仁”之美之所以能够产生,本质上是因为孔子对道德凝聚力和感化力的坚定信念.由于孔子同时把“处仁”看作是源于智慧的规定和获得智慧的标志,因此区别于古希腊智慧的自然性特征,孔子以及先秦时期的智慧观都主要指向国家社会和人伦秩序,这也正是先秦古典智慧的本质属性.     

“动·之·名”式新探

“动·之·名”是一种一向有争议的句式,至今尚无定论。或以为含述双宾及述宾补二式,或以为含述双宾及述单宾二式。以上二说均失之偏颇,不甚全面。其实这种句式内部语法结构关系相当复杂,它包括连动、定中、兼语、述宾补、述单宾、述双宾六式。对这种形同而实异的语法现象应引起高度重视,否则便往往会曲解古人原意。     

“动·之·名”式新探

“动·之·名”式新探杨合鸣，周秀霞“动·之·名”是一种一向有争议的句式，至今尚无定论。或以为含述双宾及述宾补二式，或以为含述双宾及述单宾二式。以上二说均失之偏颇，不甚全面。其实这种句式内部语法结构关系相当复杂，它包括连动、定中、兼语、述宾补、述单宾、...     

试论词类“活用”与“兼类”的界定问题

近年来出版的古代汉语教材,大多比较注意对“词类活用”与“词的兼类”现象的比较和鉴别。关于“活用”与“兼类”区别的标准,各种教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词类活用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临时性,即它只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临时取得了另一类词的语法功能而被用作另一类词;词的兼类,则是某个词在长期的运用过程中因语言习惯而取得了不止一类词的语法功能,换言之,词的兼类具有约定俗成的稳定性。     

“兼词”小议

何为“兼词”?有的古代汉语语法著作未曾谈及;有的虽列其名,但未作具体解释;有的虽作解释,可是又觉得有商榷之处。杨伯峻、廖序东两位先生的说法颇有代表性,今录于此: 兼词是单音词,而这单音词意义却不简单,兼有两种不同的意义和作用。口语     

从“智者乐水”看先秦儒家的崇水思想

先秦儒家崇水的根本缘由在于从水中悟道,寻找水与人道德精神的内在联系,并由此推衍儒家立身处世的道德品质,形成了"以水比德"的观念。先秦儒家的崇水思想更多地体现在服务自己的政治主张。     

“名+动”非主谓式组合探微

汉语中名+动式组合一般表示主谓关系。一般来说,表示偏正关系的名+动式组合,都具有与之相对的动+名动宾式结构形式。名+动偏正式组合有其独特的表达功用与构成方式,它产生于汉语自身,古已有之,并非为现代汉语所特有,受外语的影响而得以大量涌现。在构成新的句法结构中,其组合功能也呈现出不同于动+名动宾式结构的特性,体现出语序在汉语语法中的地位之重要。     

从西方哲学史看先秦道家哲学的“道”

西方哲学史的内容很丰富,不可能逐一探讨,下面选出四个主要学派来对比研究。 (1)古希腊唯物主义者的“原初物质”和“原子”与“道”的对比研究; (2)近代唯物主义者斯宾诺莎的“实体”及二元论者康德的“物自体”与“道”的对比研究; (3)近代西方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与“道”的对比研究; (4)结论:道家哲学的“道”,是精神性的东西,因而它的哲学是唯心主义的哲学。 下面我们依次讨论这个问题。     

从先秦本体哲学看儒家的“显学”地位

先秦哲学对宇宙本体的回答可以归结为两种，即天本论与道本论。儒家、墨家属于前者，道家、法家属于后者。与古希腊哲学的始基相比，被先秦哲学奉为宇宙本体的天与道具有相同性和相通性，体现了中国哲学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先秦仅有的两家“显学”均出自天本论。作为中国哲学的初始形态，先秦哲学与宗教天然合一，儒家、墨家的尊天、祭天满足了人的宗教诉求，在孔子、孟子和墨子那里，天是宇宙本原，也是祭祀对象。这表明，天与道又有差异性，天本论浓缩着宗教情结，有宗教功能，这是道所没有的。另一方面，在先秦同为“显学”的儒家与墨家，在秦后命运悬殊——儒家被独尊、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墨家式微、甚至成为绝学。究其原因，这是因为儒家文化是伦理本位，强调以道德完善的方式与天合一，并且突出天人之间的上下关系，这些迎合了‘宗法等级的需要；墨子崇尚功利，把天人关系说成是互利互惠的平等关系，功利主义旨趣尤其是其平等意识为社会所不容。     

“尔”、“然”是兼词吗?

近读《文言语法分析》(廖序东主编,1981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受益匪浅。该书第40页中指出:“文言里有少数几个词兼有两种不同的意思和作用,叫做兼词……尔:如此(动词+指示代词)例如:‘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孔雀东南飞》)然=如此(动词十指示代词)例如上例‘君尔妾亦然’的‘然’。”廖序东先生认为     

“尔”、“然”是兼词吗?

近读《文言语法分析》(廖序东主编,1981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受益匪浅。该书第40页云:“文言里有少数几个词兼有两种不同的意思和作用,叫做兼词……尔=如此(动词+指示代词)例如‘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孔雀东南飞》)然=如此(动词+指示代词)例如上例‘君尔妾亦然’的‘然’。”廖序东先生认为“尔”、“然”是兼词,笔者实不敢苟同。兹不揣浅陋,谨陈管见,以就正于大方。     

“焉”并非兼词——兼论兼词形成的条件

文言虚词“焉”最常见的用法,是放在动词的后面指代处所、人事,放在形容词的后面指代比较的对象。清代学者把“焉”的这种用法训为“于是”;现代的学者又进一步称它为兼词。从训诂的角度把“焉”训为“于是”,“通古今之异辞”,当然可以;但按语法学的要求把“焉”定为兼词,却不可不慎重。兼词是汉语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语言现象,它们是历史上的东西,不是后世的人们根据后世的语言习惯“分析”出来的。那么“焉”在历史上是否本来就是一个兼词呢?我们说不是。因为在“焉”的上述用法的产生发展过程中,找不到形成兼词的根据。     

从“一定”看非典型词的归属问题

传统语法以词汇的语法功能的分布特征作为词类划分的标准,本文以一定作为切入点,提倡建立一套较为柔性的体系来考察此类词的词类划分问题,由此探讨汉语词性分析的方法和汉语的词类系统问题。     

从全真教看金元道教词中的“婴儿”

根据古今道教文献和道教诗词文献,结合我国传统道教不同时期的特点,对道教词中特别的意象"婴儿"作了详细的分析.认为在道教外丹派中,它是炼丹隐语"婴儿"指炼丹用的铅.在包括全真教在内的道教内丹派中,"婴儿"指人之情,或称为神与气.另一方面,为了吸引普通民众入教,在某些语境中,该词在全真教道教词中,也可以是道教外丹派的含义.     

从“口”、“头”看汉语一名多量组合现象

着重从量词选取的历史成因、量词选取的风格色彩以及量词选取的认知机制这3个角度出发,以“口”、“头”(“一口猪”与“一头猪”)为例,探讨汉语一名多量组合现象,从而揭示“处于习惯”的名量组合背后所隐藏的规律和倾向。     

从先秦文化特点看《墨辩》的“故、理、类”

我国先秦时期后期墨家建立了辩学,“故、理、类”是墨家辩学的重要范畴。它们是为谈说论辩服务的,有别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理论的三段论的前提,有其独特的内涵。这是先秦文化特点决定的,东西文化的差异,决定着“故、理、类”仅仅是立“辞”的准则、依据,立“辞”是为辩论服务的,辩的作用在于为社会政治服务,在于辩论取胜。     

从符号学观点看公孙龙的兼名独立性思想

兼名是指两个以上音节或字符组成的事物名称.公孙龙是先秦兼名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其《白马论》和《通变论》中,较系统地探讨了兼名与构成它的单名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兼名的独立性和不可替代性.这不仅是先秦名学中最具中国特色的符号学思想,也是公孙龙对于符号学的一个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