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批评中“情理”观的流变分析

情与理是我国明清小说批评中占重要地位的一对批评用语。明代初期,瞿佑等批评们家的“情理”观念是“理”字当先,占绝对优势地位;明代中期至晚期,汤显祖、冯梦龙等主张以情反理,“情”至高无上;明末清初时期,人们的“情理”观念表现出两种倾向：一是以天花藏主人为代表的一部分批评家主张情理合一,二是出现了金圣叹、毛宗岗和张竹坡三大评点家,赋予“情理”新涵义;清代前中期,脂砚斋等批评家们的“情理”观更加符合小说的艺术规律,达到了“青出于蓝”的程度。     

明清文论情理之辨的把握方式和精神特色

明清文论的情理之辨由情感至上转向情理融合 ,在把握方式上是偏重而不偏废 ,情理合一而倾欹于理 ;在表现方法上基于理体情用思维而主张藏理于情。其精神特色在于 ,表达了对个人命运的热切关注和呼唤人性尊严、要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 ,具有近代启蒙主义色彩     

中国古代文论中“情”与“理”的关系

针对贯穿于整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情与理的关系问题,采用宏观透视的方法,以中国文学批评历史作为背景,将有关情与理的关系论梳理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以理统情、以理灭情、以情抗理、情理兼容。这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文学的本质和特征。     

论韩愈对《文心雕龙》创作思想的认同与借鉴

以创作思想为例,论述韩愈对<文心雕龙>之认同与借鉴.韩愈创作思想主张以情为主,强调"不平"之思、感激怨怼、"勃然不释"之情对文学的感召、激发,与<文心雕龙>"立文本源"之"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一脉相承.创作修养上,二者皆主"虚静"说,主张多积累、多体验;文学风格上,韩愈认同刘勰之风格多样化的主张,坚守执正驭奇的基本指导思想.韩愈从创作思想上,认同与借鉴刘勰之理论主张,从而建立了正确而通达的基本文学理论,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     

两种理欲观的对峙--王夫之批判李贽的根源剖析

在理欲观上,李贽主张人欲等同天理,私欲即为公利,认为人的欲望是真、善之物,从而认欲为理;王夫之认为人欲不能等同天理,理欲"同行异情",主张以公私区分理欲,存公欲去私欲,以理统欲,以理节欲.该文分析这种理欲观上的深刻分歧,以及王夫之对李贽的批判,并在二人的学术背景、对佛禅的态度、社会立场以及生活的态度等问题上作进一步剖析.     

“情”—“理”的历史哲学形态

"情"与"理"均为人性,是伦理道德的重要人性前提和精神因子。西方道德哲学以"理性+意志"为人性结构,形成了以理为主、情理二分的传统,并且理性主义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中国道德哲学立足于血缘文化,形成了以"情"为主、情理合一的情理主义伦理形态。两种传统都彰显着在人类精神文明史中的独特魅力。但是由于人性本身是知情意的有机统一,现代社会中理性的张扬甚至独霸导致的现代精神文明之痛:伦理认同和道德自由的分离;现实世界和意义世界的分离,再次确证了道德哲学应当立足于情理统一的人性基地。     

真德秀与魏了翁文学之比较

理学家真德秀和魏了翁,文学观念同属于理学家文学观范畴,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他们都重道轻文,重视用文学形式传达理学义理,强调文学的经世致用功能,主张温柔敦厚的文学风格论等.他们文学观的差异体现为魏了翁主张才学合一,真德秀认为文、学、气三者关系密切;魏了翁主张自得,真德秀偏重继承.在文学创作上,真、魏既有表现内容的一致性,也有表现技巧的专擅和艺术特色的不同,可谓双蜂并峙,二水竞流,各有清辉,不可轻易轩轾.     

关于宋代理学理欲、义利争论的几个问题

从情欲、义利、理欲三方面对理欲、义利进行了重新探讨.认为在理学家的观念中,理欲、义利既是对立又是统一的.对于以"天理"、"义"即道德为准兼及生存所需的利,他们是肯定的.相反,对违反"天理"、"义"的私欲、私利则是极为否定的.     

阳明心学与晚明文学中的重情思潮

心学主张良知"彻上彻下",反对割裂形上之性与形下之情,在心学学者看来,情与性处于为物不二的状态,故情具有浓厚的心性学价值,真情即至性。王学所言的本心是万理毕具、虚以应万物的至善本体,恶是心体迷失本来面目也就是不真的后果,真与善在心学中几乎可以划上等号。而情恰具有真挚无伪、直入人心的特征,因此,便具有了重要的心性学价值,情深便可体道,也唯有情深方可体道。因此,受心学影响,晚明文学中的情是高度道德化的,真情即理本身。晚明文学中的情与儒家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中和之情在审美形态上有所区别:它肯定情感的强烈,并将其视为"真"的必然后果。晚明的情对"理"还具有推动作用,晚明文人关注形而下的人情日用,主张因情制礼,将人情、人欲之大同视为理的基础与准则,拒绝礼的僵化与异化,从而赋予理以周流变动、与时俱进之义。     

论文学教学"情绪场"的构建

"情绪场"是一种能给个体以情绪感染和情感体验进而产生某种动机或需要的客观环境.文学的特质决定文学教学更需要进行"情绪场"的构建.文学教学"情绪场"构建九法形象现情,言语激情,人际感情,环境衬情,技术设情,诵读生情,心灵悟情,以理驭情,以志冶情.     

论先秦诸子的先知品格——关于诸子文化的一种新的解读方式

本文将先秦诸子的研究纳入比较文学的视野 ,借用“先知”这一概念来给老子、孔子、孟子、墨子、庄子以及屈原等文化伟人作价值定位。笔者认为他们具有类似于宗教文化意义上的先知品格 ,即 :诚实、洞察力、使命感和善意。而这些 ,恰恰是未来的中国文化建设所需要的美好品质。     

建构当代“以人为本”的和谐观

资本主义确立了"以物为本"的和谐观.这种和谐观主张人在物质利益上面达成和谐,即人在获得感性物质利益上面实现公平和正义.这种和谐并非是人所具有的最高意义上的和谐.相反,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家所确立的和谐观则是"以人为本"的.这种和谐观主张按照人的道德尺度来达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当代应该吸收古希腊意义上的"以人为本"的和谐观的积极因素,在"代际伦理"的基础上确立以人为本的和谐观.     

悲与美的感悟——读川端康成《雪国》

在《雪国》这部小说中,川端康成继承了日本古典文学的传统,整部作品贯穿着纤细、含蓄、感伤、清淡的格调,悲与美融合在一起,使美在悲伤和痛苦中得到升华。     

1949～1966中国对外文学关系特征

建国后“17年”中外文学关系是在东西方两大阵营互相对峙这一独特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的。特殊的国际关系赋予中外文学交往以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特征,使之成为一种非文学性的社会政治行为。择译文学的标准高度政治化,致使“17年”主要翻译了那些言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作品,以及那些能被有效地阐释进新中国社会主义话语系统内的作品。外国文学解读受政治思维制约,悬置了现代启蒙知识分子所热衷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主题。非文学意义上的对外文学关系,导致“17年”文学创作很少受除苏联文学之外其他国家文学的影响。     

商人阶层的出现与社会价值观的转型

随着城市的复兴 ,商人阶层树立了与当时社会相对的价值观。庄园制社会崇尚的是自给自足 ,商人却以钱财为本 ;庄园制社会崇尚的是等级观念 ,商人在追求钱财和从事经营的道路上 ,最看重的却是自由 ;庄园制所崇尚的是各自封闭 ,而商人阶层经营却以交往和联系为特征。随着商业活动的开展 ,商人所崇尚的冒险和开拓的精神也随之发展起来 ,成为地理大发现的原动力。因此 ,商人阶层的形成不只是一种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 ,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宗白华美学与生命哲学

在 2 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生命哲学思潮中 ,宗白华以美学独具一格。宗白华之所以选择美学 ,不仅是出于个人的学术偏好 ,而且是出于对生命本体的深刻认识。宗白华认为真正的生命本体是中国哲学中的“生动” ,而不是西方哲学中的“运动”。生动的本体是不可以由名言述说的 ,因此 ,他由哲学转向艺术 ,转向美学 ,试图通过文艺创作和美学散步 ,显示“不可捉摸”的生命本体。由此 ,宗白华一方面为审美、艺术找到了最自明的基础 ,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艺术、美学对哲学的特殊贡献     

再论中国绘画价值观的演变

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绘画价值观追求的是认识功能和伦理教育,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画论价值观转向审美。关于这一转变的原因,以往论者都集中在社会风气和思潮变化的讨论上,但是我们认为,除此以外,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画论提出者由以往的思想家、哲学家、统治阶级而转换为艺术家本人。     

论包恢的诗歌理论及其理学底蕴

包恢提倡自然淡泊的诗歌审美风格和境界,主张天籁自鸣的创作态度,这需要诗人的渐修和顿悟。包恢诗学思想的这些观点是建立在他的心学为主,并综合朱陆的理学思想基础上的。在这个意义上,他成为宋代理学思潮对诗学思想产生积极影响的总结者。     

廉耻建构与文化本体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廉耻观是中国文化中具有本体意义的价值观念,先秦诸子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从而奠定了中国伦理文化的核心观念,而荣辱观与礼义观则是外化的形式。中国文化本是一种世俗文化,廉耻则是其中的本体价值,它是道德之底线、人伦之基础,因而,历代文化建设与廉耻建构互为表里。当代中国文化的建构也必须重铸廉耻观念,但应当在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之上进行。     

柔情万千的感伤歌吟－庐隐的创作及其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

庐隐是"五四"时期最早的女作家之一,她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感伤色彩,无论从她作品的格调上,还是从她作品的题材上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她的小说结构的选择也适合表现感伤的内容.正因如此,使得庐隐不同于别的作家,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创作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