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儒家郝经夷夏观

在唐宋士大夫的夷夏思想里 ,文化、民族、政权是合为一体的 ,故而形成了一种文化霸权。元朝郝经则异之 ,他将“夷夏之辨”视为文化之辨 ,而非民族、政权之辨 ,并主张“用夏变夷”。这种夷夏观继承、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思想 ,突破了汉族文化霸权 ,为各民族认同主流文化 ,促进国家统一 ,也为元朝正统地位的确立 ,起到积极作用     

论司马光民族观的继承性与创造性

在两宋士大夫中,司马光的民族观最具积极意义,他汲取了自先秦儒家到同时代欧阳修等人民族观中的有益成份,加以丰富和发展,主要表现为:提出了民族平等观,将“四夷一家”的思想发展为汉族与少数民族在人性、人格上的平等;倡扬了民族和睦观,延伸先秦儒家的“德化”思想,将中原与边疆一体的思想发展成为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和睦共处的观点;丰富了民族诚信观,认为在处理好民族关系时,一定要讲究诚信。     

传承与发展：清前期治边思想解析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统一多民族封建王朝，其统治者在建立之初，不但努力开疆拓土、平定叛乱，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和平，更是为维护国内尤其是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稳定和谐，努力找寻理论指导和思想依据。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之一的满族，执掌政权后对前朝历代边疆治理思想及措施进行了细化和深化，同时，在继承的基础上又进行了突破和发展。逐步形成以“满汉一家、中外一体”边疆观为核心，“不分内外”的大一统思想为指导，“因俗而治”的民本思想与“分而治之”治理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清前期治边思想体系。不但为清政府对边疆地区实施灵活有效的统管政策提供思想指导，也为清朝边疆治理实践夯实理论基础。     

十六国与五代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国大一统历史发展贡献研究——基于大一统与正统思想的视角

以往研究多注意北魏、辽、金、元、清对中国大一统历史发展的贡献,对十六国与五代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讨论不够充分。在十六国与五代多个政权分立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为维护“大一统”历史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大一统”思想的导引下,各少数民族政权自觉接续“正统”脉络,破除秦汉以来“大一统”论述中“夷夏”身份的限制,使中国历史以从未中断的形式延续至今。研究十六国与五代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国大一统历史发展贡献还可以为学术界讨论“何为中国”提供例证。     

“外来者故事”模式与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叙事”小说

“外来者故事”模式是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中常见的叙事模式,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题材小说亦有类同的模式安排.这种“外来者入边疆”的故事类型,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小说中是“拯救苦难”与“文明使者”的形象,隐含的是民族国家话语植入的功能;新时期之初,则是一种外来落难者沐浴着边疆人性温情的模式,它既是书写者历史记忆的复现,又是国家重启现代性工程进行社会动员的需要.从1980年代中后期直至新世纪,“外来者入边疆”主要是寻求精神救赎和对边疆异质文化的膺服,以此缓解现代性的逼迫和挤压.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成了汉族作家进行现代性思考的各取所需的一种资源,而它们很少以“自己”主体性地进入汉族作家的书写视野.     

树立民族团结意识，做民族团结事业的建设者和促进者

树立民族团结意识,做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建设者和促进者,一定要牢记“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这个硬道理,必须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共同主题,坚持“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的思想,坚持“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唐鸿胪寺述论

唐代,随着中央政权对外开放政策的贯彻和实施,内地与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及周边各国,进行了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与交流。这些地区和国家的归诚者、朝贡者、经商者、留学者、传教者,络绎不绝地向内地涌动。中原大地和沿海地区的大部分城镇和一些乡村,几乎都可以看到他...     

“谁也离不开谁”是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和动力

党中央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正确地总结了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也总结了建国以来国内各民族新的民族关系的不断发展,提出了“两个离不开”的思想。实践证明,发展我们国家的各项事业离不开汉族,也离不开少数民族。汉族和少数民族谁也离不开谁,这是一个正确发展我国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大团结的指导思想,是对我国民族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性的高度概括,也是当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它正在深入人心,成为我国各族人民言论和行动的一个准绳。在民族理论研究工作中,认真贯彻党中央提出的这一指导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略论毛泽东关于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的思想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团结。对此,他有大量的指示、论述,形成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在当时对解决我国民族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使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现在,我们党正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逐步把我国的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面对这一新的形势和繁重任务,如何继续巩固和发展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防止和避免我国象前苏联那样:俄罗斯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由长期的极不正常,到最终的民族分     

城镇化进程中边疆文化产业发展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互动研究--以广西为例

城镇化有利于优化边疆文化产业发展环境、加快边疆文化产业发展速度、增强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竞争力、丰富边疆文化产业的种类、推动边疆新兴文化产业的崛起,但同时也会割裂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完整性,加剧边疆文化产业的恶意竞争,拉大各少数民族在文化开发与保护方面的差距,导致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力度薄弱。可通过构建基于边际效用不断递增的“双核模式”、基于区域文化产业一体化的“三元模式”、基于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保护的“抓低放高模式”等互动模式,促进边疆文化产业发展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互动发展。     

论“两个离不开”的内涵与外延

“两个离不开”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关系科学而又简明的概括,同时也是对历史上我国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关系科学而又简明的概括。从内涵上讲,“两个离不开”主要是指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有些人对此不甚理解,提出了异议。比如,有的同志认为,我国有56个兄弟民族,只讲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不能全面概括我国各兄弟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又如,还有人甚至说“两个离不开”这个判断,是大民族主义思想的反映。对这类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认识,理论联系实际地进行一些探讨,对明辨是非,坚持和发展“两个离不开”思想及其实践,是很有必要的。     

元朝收继婚的法律调整

收继婚作为少数民族特有的婚姻习惯,伴随元朝蒙古政权的建立也大量扩展到中原地区,引发不同婚姻价值理念的矛盾冲突.元朝面对复杂的收继婚情形,特别是汉族收继婚法律调整的需要,能够“各依本俗”,因时制宜,展示出元朝在处理多民族婚姻问题时的灵活态度,表现了元朝特有的文化面貌.     

从汉族国家到中华民族国家——孙中山民族建国思想的发展

建立单一民族的国家是孙中山民族建国思想中始终不变的理念。但是,孙中山民族建国思想中的"民族"内涵经历了从汉族到中华民族的发展。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前,孙中山立足夺取国家政权的立场,宣传"排满"革命,以在本部十八行省建立汉族国家为目标;1912年后,站在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孙中山先是主张以汉族为中心,同化国内各少数民族;后又提出在各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实现民族融合,创建一个新的统一民族——"中华民族"。     

互补·融合·升华——比较视域下“北方民族文学”的宏观考察

在展示率先发展的中原文化的凝聚力、辐射力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边缘活力”.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是“由上而下”,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则是“由下而上”,这是一个旋涡型的轨迹.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文学,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学史应该把这种整体风貌和深层脉络描绘出来.当中原的正统文化在精密的建构中趋于模式化,甚至僵化的时候,存在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边缘文化就对之发起新的挑战,注入一种为教条模式难以约束的原始活力和新鲜思维,突破原有的僵局,使整个文明的动力学系统重新焕发生机,在新的历史台阶上出现新一轮的接纳、排斥、重组和融合的生命过程.     

“两个离不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

一九八一年七月,党中央在讨论新疆、内蒙工作时,提出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的两个离不开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无疑是以建国以来不断巩固和发展的我国新型民族关系为基础的。它一方面深刻地体现了我国民族关系史     

康熙对汉族士大夫的政策

康熙初年,在清政权已经取得相对稳定的条件下,仍然有为数不少的汉族地主士大夫坚持反清立场,继续和清政权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在一部分汉族封建士大夫拒绝合作,而清贵族统治者又大量需要他们参加各级政权的情况下,康熙皇帝“拉”、“打”并用,“软”、“硬”兼施,对汉族士大夫分子,采取了以下几项政策: (一)扩大科举制度,拉拢汉族士大夫分子满族贵族统治者,基于“治天下在得民心(系指汉族地主阶级),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的政治企图,早在顺治二年(乙酉),各直隶省即开始了乡试。顺     

坚持“汉族与少数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重大政治意义

“汉族与少数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简称两个离不开）的政治观点，是在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中央书记处讨论新疆工作问题的纪要》的通知中第一次提出来的。当时的提法是：“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谁也离不开谁”。以后，很快发展为：“汉族和少数民族谁也离不开徽。经过十几年实践的检验、丰富和发展，事实有力地说明，“两个离不开”这一政治观点既符合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也符合我国各民族的根本利益；既体现了我国各民族共同进步繁荣的客观规律，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每一个民族进步繁荣的客观规律。在新中国成立…     

评高人雄著《北朝民族文学叙论》

晋政权南迁至隋统一天下260余年间,中国大地政出多门。以北方地区论,先后出现“五胡十六国”及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政权,其建立者除汉族外,更有匈奴、氐、羌、羯、鲜卑等少数民族。特殊的文化背景,形成了这些政权治下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风貌,然学界于此期民族文学之研究,迄今却甚为薄弱。言北朝文学,多以数位汉族作家为主,     

论我国古代史学思想中的华夷观念

论我国古代史学思想中的华夷观念黄纯艳“华”、“夷”是贯穿于我国整个古代史的两个相对概念。封建统治阶级把我国众多的民族总体上划分为两大集团：“华”，即中原的汉族；“夷”，即周边各少数民族。他们对多民族国家不可回避的民族问题的思想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便表现...     

谣谶流传与“五胡乱华”

西晋时期有关少数民族的谣谶大量流传,深刻反映了民众对少数民族内迁的担忧。谣谶在少数民族政权建立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其首领争相宣传与利用对己有利之谣谶制造舆论,争夺正统。少数民族首领认识到汉文化中天命的神圣,这启发和引导着他们由单纯倚重武力征伐而转向武力与德行并重。这种转变对于少数民族政权的治国理念和政治走向产生了一定影响,引导着汉族民众对少数民族政权的看法和心理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