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黑格尔辩证法的现代性意义

通过揭示知性思维与现代性的内在纠缠关系,黑格尔辩证法确证了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实体、宗教与语言等存在基础的整体性决定了黑格尔辩证法始终对现代性保持着内在的批判维度.植根于这种整体性,黑格尔辩证法的伦理总体性在解构现代性的同时也在建构着现代性合理形态的框架.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性建构

中国现代性建构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主题和内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中努力寻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继承与创新并举中推动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和完善,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担承中国现代性建构这一历史重任的理论勇气和智慧,对于推动世界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聚焦"现代性"的女性主义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基于对现代性"时间维度辩证法"和"空间维度辩证法"的理解,在女性主义研究聚焦于"现代性"的视域下,将历史性与逻辑性内在统一的协调原则、批判性与建构性相结合的贯通原则、理想性和现实性相观照的统一原则理解为女性主义研究的前提性的方法论原则,以此原则指导女性主义研究应该是有意义的.     

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

应当从更高的历史视野出发探讨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自觉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之间的契合关系。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始终伴随着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外在地认知、解释中国现代性建构,而且还内在地塑造、参与中国现代性建构。"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中国"之间持续发生着"相互建构"与"双向生成"的动态过程,使得历史唯物主义能够"融入"现代中国的自我建构,"内在于"现代中国。中国化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现代性的"相互型塑"与"双向生成",主要体现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意识、时代定位与发展方向这三个方面:历史唯物主义将进步的历史意识植入现代中国的文化核心;历史唯物主义引导着现代中国的时代定位与时代规划;历史唯物主义为现代中国的发展提供历史向导,塑造着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相互结合的当代典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同时也是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双重进展。     

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启蒙缺位与当代使命

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规定性,它标志着一种新的生存样式。如果把现代性作为价值观念来考察,那么其具有启蒙定向。启蒙既体现在个体自我的觉醒,也体现在民族国家的确立。近代以降,中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性建构联系起来,从而确立了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境遇中,一方面,重申启蒙以促进个体自我的觉醒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迫切任务;另一方面,培育市民社会和国人的公共精神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特殊使命。     

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路径：选择、延展与反思

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尚在路上”,虽然在现代性的构建和生成过程中,会引发一系列“副产品”,但中国若“终结”现代性进程,则弊远大于利。认识和反思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路径,在继承和开发传统中生成“现代性”,扬长避短,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可持续发展很有意义。     

执政60年：中国政党现代性的谋划与检视

中国政党在现代性的谋划与探索过程中,经历着由模仿的现代性、学习的现代性到自觉的现代性再到新现代性的建构。中国政党建党八十多年尤其是执政六十年来,从执政的历史方位上、执政的方略、执政的功能以及自身的建设等各个层面,全方位地加强对现代性探索与推进,积极回应政党从“魅力型”向“法理型”切换的现代性诉求,实现中国式政党的新现代性的典范性建构,促成社会与自然的双盛、相携永久,人与人与社会的共赢、和谐地发展。     

后形而上学现代性视域中的中国发展模式建构

中国发展模式建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现代性问题.当今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双重境遇使得阐释中国发展模式必然面对这样一种情势: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共同在中国出场.中国在寻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主要形成了关于现代的四种典型话语格局.现代性自身是不断进化的,后现代性帮助现代性完成了自己的改写或重写,即现代性变成了"后现代性之后的现代性".由此引发的实践智慧将直接启示一种发展模式的理论建构.击中现代性本身并对其前提进行哲学与资本的双重批判,这对于后形而上学时代中国发展模式的建构具有重要启示.     

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变奏

受西方后现代思潮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反现代性思潮.在全球化时代,摆脱情绪化、表面化和简单化的问题分析,审视中国境遇下的现代性问题,仍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审视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它并不是业已完成的事业,也不是无法规避的危险陷阱,而是一项未竟事业,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推进是实现中国现代性建构的重要途径和现实抉择.     

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文化进路

现代性概念不应当是现代文明的另一个指称,它所指谓的只是现代文明的内涵或曰文化。其涵义有三个层次:现代文明的质的规定性;现代文明的价值理想;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中国现代性建构作为问题,内孕着两重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其一,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的统一问题;其二,现代性与中国性的统一问题。本文着重讨论第二个问题。现代性与中国性之统一的要义乃是后发现代性建构与后(期)现代性建构的统一问题。后发现代性意味着中国性向普世性的现代性开放,后(期)现代性则意味着现代性向特殊的中国性汲取滋养,以创化中国性与现代性相融汇的文化传统(不是传统文化)之河。中国现代性建构,从中国性角度看,在文化的生活方式层面之指标序列上,主要要致力的是:非普世性的亲友社群与超越文化;普世性问题却很可能是非普世性解决的全球化与生态化问题。     

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与认同——论“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品格

20世纪80年代至今,现代性理论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研究中的一大热点,也导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由革命-政治性叙事话语向现代性-文化叙事话语的转型。在这一转换中,“十七年文学”以及作为其渊源的30年代左翼文学,却被许多研究者认为不具备现代性而受到冷落和摈弃。实际上,中国的现代进程,具有独特的中国现代性的品格,在相当长时段里,是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为中心的。相应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命题,是对现代民族共同体和未来中国的独立强大的热烈想象,以及热切认同和赞颂。这一特性与世俗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反思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等,共同构成现代性的多重因素。     

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

现代新儒家将儒学阐释为能够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甚至可以救治现代社会的负面效应,从而超越启蒙,超越现代性。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核心精神是解构主义,它要解构的现代主义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即现代性。后现代主义从修正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出发,推至对现代性的激进否定。新儒学对现代性的僭越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国内产生影响是当下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两者都脱离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现实语境,对于中国尚处在生成中的现代性具有阻滞作用。     

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理论的嬗变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问题迁衍

就近现代以来的中国而言,“现代化”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主题,而与之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现代性”主题的凸显则要晚得多.在中国语境下,“现代化”理论侧重于探讨中国如何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近几十年才在中国兴起的“现代性”理论则更多地探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形势与问题.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理论嬗变,昭示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问题的迁衍.应当及时厘清从这一理论嬗变中折射出来的问题迁衍,以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     

中国文学的后发现代性语境

后发现代性是在假定现代性是一种普泛化的、全球性的过程和社会发展性质的情况下,针对并非原发的现代性,也就是受到现代性的影响而兴起的现代性运动而提出的。后发现代性作为当今中国文学的语境,它成为文学创作的基点,同时也应该作为文学研究的基点。后发现代性在积极跟进现代性这样一个目标的前提下,也有着不同于原发状态的现代性的特性。既要承认席卷全球的现代性对于全球所在之处的共同影响力,也要充分考虑到并非原发的现代性对于所在国家文学的特殊影响。     

调适、整合与重建:儒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十二种方式

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既充满了反抗,也在不断地调适、整合和重建。从儒家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儒家的调适和重建方式主要有:“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以“中学”释“西学”或以“西学”释“中学”、“中西会通”、“接续主义”、“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本位文化”、“中国本位”或“民族本位”、“西体中用”、“合题”、“化西”、“创造性转化”等十二种。在“现代化共识”形成(1919-1935)以前,儒家现代化的总体架构是“体用论”(“中体西用”);尔后是“创化论”(“创造性转化”)。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是不断反思自身传统、吸收异域文化并体现“时代精神”的过程。经过重建后的中国现代性文化,将是一种接续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整合异域现代文化精华、体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语境的新架构。     

“现代性”议程与文化“公共空间”的衍变轨辙

由于"现代性"在中国仍是未完成设计的议程,因此用"公共空间"表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似乎更切题旨.自晚清以来,中国的文化"公共空间"以现代大众媒体、物质性的公共构造以及具体的公共文化事件,共同见证了中国"现代性"进程.而1990年以来对"现代性"的反思,则直接引发了当代文化公共空间的裂变.     

马克思的现代性哲学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哲学视野下,现代性无论是在社会存在还是在社会意识层面,都呈现出尖锐的矛盾。就现代性诸矛盾现象的深刻本质或其哲学基础而言,乃是近代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义。马克思的现代性哲学批判,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形而上学哲学思维方式的彻底颠覆,对目前我国所面临的现代性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在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建构过程中,必须克服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方式,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普遍、高度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     

论中国现代化的文化阻滞力

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是中国过去一个多世纪重大理论争论和社会发展所环绕的焦点问题之一。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性在中国尚未成为个体生存、公共生活、社会运行和制度安排的内在机理。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层原因,是现代性的生成遭遇到社会内在的顽强的文化阻滞力。韦伯认为,中国现代性的内在阻滞力主要来自以儒教为代表的文化传统主义。然而,从哲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微观文化哲学的视野,可以看到这种阻滞力来源于传统日常生活的深层结构和内在文化图式。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成熟性孕育了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异常发达,而传统日常生活的内在图式形成了自然性、经验性和人情化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不仅是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文化图式,而且渗透和同化了非日常的社会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成为社会的主导性文化精神。因此,全方位地突破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文化图式对现代性的严重阻滞力,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现代化语境下中国“公共性”之困境及其再生产

公共性是政治哲学的永恒关切,也是现代国家建构和社会组织的重要内容。现代性自身内含着自我矛盾性,需要外在的、可以提供聚合力的精神之根来补救,公共性就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公共性是现代性的当代主题。中国社会公共性议题需要嵌入到现代化的语境下进行分析,公共性话语的构建迫切需要破除现代性“产品”的桎梏,同时亦要求在本土现代化的继续推进过程中持续获得再生产的资源要素。